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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改革开放以后，国门打开了，我们才知道“风景并非这边独好”，原来是“山外青山楼外楼”。我们睁开眼睛一看，以私有制和商品经济为特征的资本主义不仅没有灭亡，我们反而也宣布实行商品经济并倡导经济运行机制与管理方法要与国际接轨。在科学和教育上，我们与西方发达国家存在极大的差距，他们依然是当今世界科学技术与经济发展的火车头。这使我们都明白了西方国家的科学和教育也是人类文明的组成部分，并可以为世界各国人民所享用。一番反思之后，我们方认识到英国近代史学者科林伍德所说的：“‘象牙塔’式的禁锢是危险的。”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高等学校历来是比较敏感的地方，改革开放以后，它们又率先把目光投向了外部世界，积极推动与西方发达国家间的交流，了解他们在科学技术上的最新成就。
同时，中国的国门打开以后，东方古老文明的大国也引起了西方国家学者们的极大的兴趣，纷纷希望到中国来参观和进行学术交流。这种两方面的需要，正是开展国际间学术互相交流的基础。
一般来说，这种交流是自愿的、互利的、是以民间的交流为基础的。于是，自20世纪80年代初，各大学特别是重点大学， 出现了“八仙过海，各显神通”的局面，纷纷寻找自己的合作伙伴，建立所谓的姊妹学校。在最初阶段，武汉大学是处在比较被动的地位，因为我校缺少对外交流的牵线人，早年出国留学的教授以日德为主，而且现在年事已高，同国外的联系也早已断线了。
美国作为当今世界上的教育与科技超级大国，很自然它就成了我国各大学对外交流的首选对象。可是，我校与美国大学的交流仍然还是没有打开局面，不是没有可供选择的学校，而是没有合适的中介人。对此，我焦急不安，特别是当我从媒体上看到一些重点大学与美国大学结为姊妹学校的报导后，更是羡慕不已。
美国西东大学（Seton Hall University）是我校与美国建立的第一所姊妹学校，始于1980年，它是我校对外交流的一次突破。说起来，两校结为姊妹学校，完全是一次偶然机会促成的。1980年春，我去北京开会，会后我去教育部拜会我的老上级李琦副部长，他是分管外事的。见面后，他说：“哎呀，道玉，你来得正好，昨天我接见美国一所大学的代表，他们有意与中国大学建立交流关系，希望我给他们推荐一所学校，我想推荐你们武汉大学，不知你有兴趣不？”接着，他介绍说：“西东大学是一所私立大学，由天主教会创办，在美国不算是一流的大学，但是化学和微生物两个系的水平较高。虽然它是教会办的，但对中国很友好，对教授和研究中国文化比较重视，是美国大学中最早倡导发展与中国大学进行交流的学校之一。鉴于该校有天主教的背景，不知你是否有思想顾虑？”我说：“现在改革开放了，思想也解放了，我没有顾虑。更何况，学术交流与传教是两回事，即使有人利用学术交流进行传教活动，我相信在我们的大学是没有市场的。
但是，我相信在高度文明的今天，这种情况是不会发生的。”
幸好，西东大学的代表还没有离开北京，我与他约定在他下榻的北京饭店见面。
西东大学的代表是一位美籍华人教授，叫杨力宇，是著名的国际政治评论家。我们互相介绍了各自学校的情况，表明了结为姊妹学校的意向，并具体讨论了合作交流的具体内容。我们还商定，当年秋天我校派副校长高尚荫教授去访问西东大学，并正式签订两校合作与交流协议。
但是，在具体实施与西东大学协议时，我们遇到了很大的困难。原因是，李琦副部长已调任中央文献编纂委员会主任，教育部又指定另一位副部长分管外事工作。但是，此人思想僵化，他反对我校与教会办的大学建立交流关系。他认为，社会主义大学不能与教会办的大学交往，是涉及到教育主权的问题，是办学方向的问题。很显然，他的这些观点是完全错误的，是对教会办的大学性质的误解。实际上，自欧州文艺复兴以后，教会学校已完全摆脱了教会的束缚，实行学校与教会分离，使学校成为传播科学与文化的场所。在现代西方国家中，教会学校像公立和私立学校一样，已具备独立的办学体制，除了宗教信仰自由以外，它们最大的区别是办学经费来源不同。为了得到这位副部长的支持，我不得不去北京向他汇报，经过多次沟通，最终总算说服了他。不过，他还留了一个尾巴，保留其批判权。他说：“同意你们试行，但要提高警惕，如果出了问题要追究你们的责任。”
在与西东大学的交流中，有一件事曾引起了一点小小的风波，为此，我也承担了不小的风险。
1983年11月15日，是武汉大学建校70周年（按后来的说法，应是90周年）纪念日。为了以此为契机，调动校内外的一切积极因素，努力把学校办成一所名副其实的重点大学，决定举办一次朴实而隆重的校庆活动。作为这次活动的一部分，是邀请海外的友好姊妹学校的校长（或代表）和校友参加庆典。通过联系和确认后，我们拟定了一个140多人的邀请名单，并报教育部批准后，以学校校长的名义向他们正式发了邀请函。在这些被邀请的客人中，自然包括了与我校交流首开先河的美国西东大学的校长墨菲先生。
可是，就在校庆的前两天，我们接到广东某部门的电话，告知美国人墨菲已到达广州，他准备前往武汉大学参加校庆。但是，据查他是天主教神父，因此不允许他来武汉大学参加校庆，要么令他返回美国，要么让他作为一般旅游者，到中国其他城市旅游后回国。这简直是开玩笑，我们正式邀请的客人，怎么能如此对待呢？我向广东方面解释道：“墨菲先生是作为校长来参加校庆的，并不是以神父身份来的，作为主人我们没有拒绝客人向我们祝贺的道理。更何况，我校与西东大学的交流，是经过教育部批准的。”于是，我请求广东方面放行，允许墨菲先生前来参加校庆活动，并表示愿意承担此事的一切可能的后果。同时，我请求国家安全部门驻广东办事处的一位朋友，从中进行斡旋，使墨菲先生如期来参加我校的校庆活动，从而避免了一场不该发生的风波。
其实，在我校与十多个国家已签约的100多所大学中，西东大学是执行合作协议最好的大学之一。在过去的十多年间，我们先后派出了20多位教师到该校进修，两校共同发起和主办了国际楚文化学术讨论会。在合作期间，无论是在我校或在我校赴西东大学的教师中，从未发生过传教活动的情况。就墨菲先生而言，我个人先后5次与他见过面，他从未与我谈到宗教问题，相反地，他对中国十分友好，积极促进两国的教育交流与合作。从这件事说明，必须解放思想，不能再用老皇历看待当今的事物，否则，我们就会犯形而上学的错误。
第九章 山外青山楼外楼中法交流中心（1）
改革开放之初，南京大学率先与美国霍金斯大学结为姊妹学校，并在美国政府的支持下，在该校创建了中美文化交流中心。接着，上海同济大学凭着历史上的老关系，与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建立了中德交流中心。法国也不甘落后，法国驻华大使连忙会见教育部主管外事工作的李琦副部长，表明意欲寻找一所大学，依托它建立中法交流中心。教育部明确表态支持，但是提出了限制条件，即只能在北京和上海以外的城市挑选。很明显，这个条件是要回避敏感的问题，因为北京是政治中心，而上海的复旦大学与解放前法国教会办的震旦大学有渊源关系。当我得知这个消息以后，心里感到十分高兴，因为教育部的限制条件，对于我校去争取中法交流中心十分有利。于是，1979年9月，我专程到教育部向李琦副部长和外事局汇报，详细地列举了我校建立中法交流中心的有利条件。功夫不负有心人，同时也由于我与李琦副部长的良好私人关系，最后教育部接受了我的建议，并正式把武汉大学推荐给了法国驻华大使馆。
法方对于教育部的推荐十分重视，先后派文化参赞和科技参赞来校实地考察，我们热情友好地接待了他们。除了向他们介绍湖北省、武汉市的经济状况以外，我重点介绍了我校对与法国交流的兴趣和有利条件。我们的优势是：第一，我校外文系设有法语专业，拥有一支素质较好的法语教师队伍，不久将把法语专业独立出来成立法国语言学系。第二，我校数学系是中国大学里最好的数学系之一，该系有多名教授早年留学法国，他们同法国数学界有着传统的友谊与合作。中法两国均为世界上的数学大国，我们两国数学家的合作，将有助于数学学科的发展。
第三，根据我国政府与非洲一些国家的协议，湖北省在农业、水利和医疗方面，承担了援助某些非洲国家的任务，而这些国家都是使用法语的。因此，我校每年都要承担多批援外人员培训法语的任务，这是扩大法语应用的极好机会。法方对我的介绍十分感兴趣，经过两国政府的批准，一个以教育交流为主的中法交流中心在武汉大学诞生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长黄华与法国外交部长蓬塞，于1979年10月，在巴黎签订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法兰西共和国政府1980—1981年文化交流计划》，其中规定：“武汉大学从1980年开始采取措施，加强该校的法语教学，并在科技方面与法国建立合作关系。”作为实施这个计划的第一步，应法国外交部的邀请，一个由教育部派出顾问参加的武汉大学代表团一行14人，于1980年1月20日至2月10日访问了法国。
法方对我们代表团的访问比较重视。1979年11月下旬，法国驻华使馆派科技专员到校了解情况，为代表团访法作准备。代表团离京之前，法方通过驻华使馆提交了一份详细的访问日程。代表团到达巴黎时，法国外交部对外文化科技总司副司长德拉泽尔先生到机场迎接，并亲自到我们下榻的旅馆安排食宿。第二天，法国外交部对外文化科技总司司长雷蒙主持了欢迎宴会，出席欢迎会的有外交部、大学部、研究中心、工业部的有关负责人和著名的科学家。雷蒙司长在致欢迎词时说：“中国是一个伟大的国家，是一个文明的古国。我们的交流是相互的，不仅中国要向法国学习，而且法国也应当向中国学习。既要学习中国的古代文化，又要学习中国的现代文化。”德拉泽尔副总司长在私人会见代表团负责人时也说：
“我对法国与武汉大学的合作交流很感兴趣，这不仅是我的职业爱好，而且也是法国本身发展的需要。”代表团下榻在巴黎中心城区的索菲特尔旅馆，条件很舒适，为了表示对我们的欢迎，旅馆还升起了中国与法国的国旗。
法国外交部对代表团的安排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用两个星期参观，第二阶段用3天的时间与外交部会谈，敲定合作协议的文本。无疑，这种安排是十分科学的，目的在于使我们增加对法国大学教育和科学研究的感性知识，这就给了我们在会谈中很多主动权。
在代表团中，有3位老教授早年曾在法国和美国留学，自20世纪30年代初回国以后，已有半个世纪没有出过国了。我自1963年由苏回国以后，也有近20年没有出去了，特别是对西方国家，我几乎是一无所知。因此，我们到了高度发达的法国，就犹如“刘姥姥进了大观园”，对一切都感到新鲜、好奇，每个人都很珍惜这次参观的机会，希望多学习到一些先进的东西。
代表团访法期间，先后参观了巴黎、格林诺布、图鲁兹、艾克斯—普鲁旺斯、里昂、斯特拉斯堡等6个城市50个单位。其中，高等学校28所，科学研究所12个，政府机构4个，医院2所，工厂2个，图书馆和博物馆2个。这次参观是以基层为主，按照专业分组对口考察，总共参观了100多个教学单位和科学研究实验室。虽然这次考察不够深入，但考察的面比较广泛，内容比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