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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费相当于其他大学3个人的学费，这就是在选名校与多派出国留学生上存在的矛盾。”李处长十分为难，没有成全我们要求。但是，我仍没有死心，凭着与蒋南翔部长的良好个人关系，冒昧地找到他。好在他没有让我失望，他爽快地在我们的报告上批了“同意”二字。就这样，邹恒甫当年直接进入哈佛大学学习，为他的成才创造了条件。
由于有这一段曲折的经历，所以当我在哈佛大学见到他时，我们的兴奋之情是难于言表的。
当晚的聚会，一直持续到凌晨4点钟。在座谈中，留学生们希望多了解一些母校的情况和国内经济状况，而我则希望多了解他们的留学生活，特别是以他们自己的切身体会对中美两国教育制度的对比，以便从中吸取有益的经验。我们的谈话，就是在这种互问互答的双向交流中进行的，谈到兴奋时，不断地爆发出欢声笑语。当时，他们提得最多的问题是：国家对出国留学生的政策是否改变了？对在国外滞留的留学生将会采取什么措施？为什么要限制留学生的配偶出国探亲或陪读？等等。
为什么留学生们对这些问题反应如此敏感呢？原来，在头一年教育部派出了一个留学生工作考察小组，在美国进行考察，做说服留学生学成回国的工作。在中国留学生毕业后是否回国作了民意测验。据说，有90％以上的留学生不愿意回国，或暂时不准备回国。考察组回国后，把这个民意测验向主管部门作了汇报，引起了高度重视。于是，围绕着留学生派遣问题闹得沸沸扬扬，有人说，中国优秀人才流失了，应当马上控制派出留学生；还有人说，派出的留学生受西方国家思想影响太深，不愿回国就是不爱自己的祖国。针对这种情况，国家有关部门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如派出了所谓的政治思想工作的权威到欧美各国做巡回演说，对到期滞留不归的留学生不再换发护照，限制留学生配偶出国探亲，要求有关学校派人到国外动员本校的留学生回国等等。
我对参加座谈会的学生说：其实，对待留学生的派遣与回归的认识，观点也并非完全一致，我本人就持不同的观点。《人民日报》记者曾就这个问题对我进行了采访，其主要观点在该报上作过报道。我认为，根据改革开放的总方针，我国对外派遣留学生的政策不仅不应当收，而还应当进一步地放开，其道理很简单，利用外国的导师、奖学金和研究条件，培养中国的学生何乐而不为呢？这就好比农民耕种，如果要想多收获，那就应当多播种，你们就犹如播撒在世界各地的种子，在那里生长、开花和结果。至于是否要在毕业以后立即回国，这要受诸多因素的制约，如专业对口、科研经费、科研条件、出成果的周期和物质待遇等。我们应当把眼光放远一点，不要计较一时之先后，如果杨振宁、李政道当年学成回国了，那么就少了两位诺贝尔奖的获得者。作为炎黄子孙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不管在何时何地，他们总是心系祖国的，报效国家的机会很多，形式也是多种多样的。再说人才流失的问题，更不必惊慌，中国是一个人才资源大国，每年有几十万甚至上百万的大学毕业生，即使每年出国一万人，也不会出现人才的危机。更何况，出国的不一定个个都是优秀人才，而没有出国的也有很多优秀人才，就连每年高考落选的几百万青年中，也有大批优秀人才，成才道路千万条。
一般说来，我与青年们在思想观念上是少有代沟的，我的话他们都爱听。不过，最后我还是对他们提出了严格的要求，我说：“你们不必过多地考虑国家留学生政策问题，即使变也是暂时的，但从长远看，只能会变得更开放、更宽松，这是无论如何也不能抗拒的客观规律。对你们来说，不能迷恋于国外的生活条件，不能为滞留而滞留国外。重要的是，要正确地设计自我，选择人生的大目标，利用国外的优良条件，作出重大的发明成果，实现自己的人生最大价值，为母校争光，为祖国争光！”
他们异口同声地说：“一定不辜负校长的期望，一定不辜负祖国人民的期望！”
第九章 山外青山楼外楼中日大学校长会议
根据中日两国文化教育交流协议，中日两国之间每两年召开一次大学校长会议，轮流担任会议的东道主。会议的目的是：交流两国大学的办学经验，研究教育改革的对策，促进大学之间的交流与合作。
第一届中日大学校长会议，于1985年4月初在北京召开，我和数十所中国大学校长参加了那次会议。作为对这一次会议的回访，应日本文部省和日本国际振兴财团的邀请，经中国国家教委批准，我国派出了以北京大学校长丁石孙为团长和我为副团长的10人代表团，参加于1985年7月13日在日本东京召开的第二届中日大学校长会议。除了北京大学、武汉大学外，中方参加会议的还有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辽宁大学、上海同济大学、浙江医科大学、中山大学、四川大学等校的校长。日方参加会议的有东京大学、早稻田大学、庆应义大学、京都大学等50多所大学。会议的资助单位是日本科学振兴财团，该财团的董事长是稻三嘉宽先生，他一贯致力于中日友好事业。该财团的主要功能是，协调教育、科学研究和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开展在这些方面的国际交流与合作。
中国大学校长代表团一行10人，于7月13日上午8时20分由北京乘机起飞，东京时间下午1时10分到达东京成田机场，日本国际科学振兴财团干事金村一行5人到机场迎接，举行了欢迎仪式，向代表团全体成员献了鲜花。东京时间下午4时30分，代表团抵达下榻的新大谷宾馆，这是东京新建的一座最好的宾馆，会议将在这里的国际会议厅举行。晚上6时，在这家宾馆的宴会厅举行了欢迎招待会，由国际振兴财团的副董事长、筑波大学校长福田信之主持，东京大学、庆应义大学等校的校长作陪。在欢迎宴会上，福田信之和丁石孙两位校长分别发表欢迎词和致答词。福田信之说：“中国是日本的老师，日本曾对中国人民造成了灾难，应当反省，单是反省还是不够的，还应当对中国的四化建设作出贡献。”
从福田信之的讲话看，他的反省是真诚的，他对中国的态度是友好的。但是，过去我国对福田信之还是有过误会。在私下里，丁石孙校长向我们讲了这样一个故事：1974年，福田信之曾访问了北京大学，他对当时提出的招收工农兵大学生和以社会为工厂提出了质疑。当时，接待他的军代表当场对他进行了批判，弄得非常不愉快。他很不服气，回日本后在报纸上发表文章，阐明了自己的观点。后来，他又访问台湾，于是当时的驻日大使馆说他是亲台的，敌视中国的教育改革，把他划入了“反华”的一小撮人中去了。今年4月，他去北京参加了中日大学校长会议，北京大学就这一事向他做了工作，说明那时是“左”的一套做法，现在已经否定了，同样对他的批判也应予以否定。对此，他表示理解，也十分感谢，并风趣地说：“我也被触及了一次灵魂！”
中日大学校长正式会议是安排在7月14日和7月16日召开的，会议主题是：现代大学的功能是什么？当前世界高等教育发展的方向是什么？在新的技术革命中大学应当起什么样的作用？中日大学合作最佳的形式是什么？应该怎样理解当今高等教育的国际化？
与会的中日大学校长们，围绕着以上的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真可谓是畅所欲言。日本东京大学是一所老牌名校，是全日本大学中的佼佼者，它的经费相当于全日本大学总经费的五分之一。东京大学的各学科实力都很强，尤其是文科，是培养日本政界精英的摇篮，据说日本历届政府中的“四相”（首相、外相、大藏相和通产相），大多毕业于这所大学。该校校长就大学与产业的关系，发表了独特的看法。他认为，大学应当重视基础研究，不应当跟着新技术革命浪潮跑，不应当去追求应用开发和专利，这些都是株式会社搞的，是低水平的。基础理论研究是高级的，是新技术的灵魂，只有基础理论研究的突破，才能产生连锁式的新技术的发明，也才能产生最大的经济效益。因此，东大的教授是不能承担公司的任务的，因为他们一旦接受了某公司资助，那么他们就可能充当该公司的代理人，而影响成果归国家所有。对东大校长的观点，会议上也有人表示了不同的看法，但是不管赞成与否，它毕竟是东大办学的特色。
在会议上，与东京大学齐名的京都大学总长沢田敏男，就日本教育改革的方向谈了他的看法。他认为，日本的教育应当着重以下几点：（1）改变两次升大学考试的方法，减轻高中毕业生的负担。日本的高中毕业生每年要参加两次考试，一次是政府的，一次是各大学自己设立的，尽管后者是为名牌大学挑选人才而设立，但是每个学生都不愿放弃两次竞争的机会，所以学生负担太重，应当逐步并轨，实行一次考试。（2）应当转变对人才的观念，不仅要学知识，而且更要重视培养学生的创造能力。（3）要改革教授们的研究条件，要发展大科学，围绕着当代最前沿的课题开展研究。（4）加强大学与企业的联系，促进科学研究与生产的结合。（5）大学国际化的趋势愈来愈明显，应当促进对口学校之间的交流，互派留学生和互访讲学只是初步的目标，而最高的目标则是开展双边或多边的合作研究，攻克一些国际性的难题。
按照东道主的安排，7月15日中国大学校长代表团，参观了位于东京远郊筑波市的筑波大学和筑波万国博览会。筑波，是日本科学园的代名词，它创建于20世纪60年代初，是日本应世界新技术革命而诞生的。在那里，集中了数百家公立和私营的高新技术研究所，广泛涉及到微电子、计算机、机器人、激光、高能物理、天文、新兴材料和微生物工程等领域。筑波科学博览会，是日本政府耗资10兆亿日元筹办的，预计接待观众2000万人，它的主题是宣传“人、科学和环境”的关系，通过它既展示了日本科学技术成就，又进一步开发了日本人的创新能力。
为了适应筑波科学园对新型人才的需要，日本文部省于1973年创办了筑波大学，它的前身是东京教育大学，已有100多年的历史。它是日本文部省直接抓的一个试点，旨在实行新的教育体制。那么，它到底有哪些与众不同的改革呢？据介绍，有以下的特点：
（1）该校颁布了《学校法》，学校的一切工作都必须依法办理。在日本，只有这所学校有自己的《学校法》；
（2）坚决实行教学与研究相结合，每一个学科都与科学园内的至少一个新技术研究所挂钩。教师不固定，在教学与科研和学校与研究所之间频繁地流动；
（3）以学群代替讲座，目的在于打破各系科、专业相互割裂的弊端，鼓励学科之间的相互渗透与交叉；
（4）重视学生人文素质的培养，各学群的学生，必须修满一定的文科课程方可毕业。
（5）重视实践，不拘一格选人才，允许从工作过的人中招收研究生；
（6）领导体制特殊，实行咨询、立法和执法分立。学校最高权力机构为总评议会，由学校校长、副校长以及教学、科研、财务、后勤等方面的50多人组成，负责《学校法》和各项政策的制订。参议会是校长的咨询机构，它是由社会各界贤达、名流人士组成，每个季度召开一次会议。在总评议会之下，设有教学、科研、人事和财务委员会，委员长由四个分管的副校长担任，分别执行总评议会的相关决议和管理本部门的工作。
对于以上的改革举措，虽然实行了十多年了，但是除了文部省持肯定的态度外，几乎所有的日本大学都是反对的。作为一个局外人士，在参观以后，我觉得他们的改革举措中，的确有不少创新之处，值得借鉴，不应当过多地指责，要允许各校有不同的办学风格。
7月16日全天，会议继续进行讨论，中日两国与会的校长们，就会议的主题纷纷发言。到了下午5时，会议举行了闭幕式。丁石孙和福田信之分别代表中日两方作了闭幕词的演说。我受中日代表团团长的委托，在闭幕式上作了会议的总结。在总结末尾我说道：“中国有一句成语——‘耳闻目睹’，连日以来，我们亲耳聆听了日本同行们的精彩的发言，使我们受益匪浅；同时，亲眼看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