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俗话说：“心底无私吃得香，睡得安稳。”虽说突如其来的免职使我失去了改革的舞台，严重地打击了我改革的积极性，特别是使我准备推行第二个十年改革的计划受挫。但是，我没有忧伤，很快地调整了自我，把目标由校内转向了校外，由公立教育转向了民办教育，由单纯的教育转向包括教育在内的大文化建设，为继续推进改革事业而努力着。
最早向我提出建议的是经济学院的几个有创新精神的青年教师，他们建议我在广州黄埔军校原址创办黄埔经济大学。他们认为，孙中山先生于1924年创办黄埔军官学校，实行军事救国。在办校的5年期间，培养了一大批军事将领，从正反两方面对中国的革命进程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今天的中国，需要经济兴国，如果按照黄埔精神创办黄埔经大，造就一批经济英才，对中国的经济改革必将起到无可估量的作用。这的确是一个大胆的设想，也很符合我这个理想主义者的追求。说实在的，我的确有点心向往之。但是慎思起来，又觉得这是一个十分敏感的问题，根本无望得到政府的批准，再加之经费来源问题，特别是黄埔港的迁移等问题，几乎是无望解决的，因此不得不放弃这个近乎是幻想的方案。
放弃创办黄埔经济大学以后，我的思想并没停止下来，很快又开始设计新的办学方案。鉴于我国严重缺乏高层次的管理人才，于是我又萌发了创办一所高级管理学院的想法。在调研与思考的基础上，我草拟了一份“建立亚洲高等管理学院（暂定）的方案”。它的构思是针对我国管理教育落后的状况，在某种程度上借鉴了哈佛大学肯尼迪行政管理学院和巴黎高等行政管理学校的某些做法。
关于办学指导思想，我在方案中明确指出：“为全面进行高等教育体制改革摸索经验，单一的教育体制不利于比较与竞争，不能适应多元化的社会需要。因此，要放宽办学政策，广开才路，允许办出不同风格的学校。本校的创办，从一开始就打算按照新的教育理念、新的培养目标、新的教学制度和新的教学方法，完全走一条新的办学路子，以便与现行大学的管理教育相互促进。”
拟创办的这所学院是限定在研究生层次的教育，只招收已获得大学本科文凭且具有两年以上实际工作的管理者。学制为三年，预科（强化培训与遴选）一年，硕士课程一年，研究论文一年。学院实行文凭证制，文凭分为四个层次：预科文凭、单门课程合格文凭、课程硕士文凭、硕士学位文凭。学生可以在任何一个阶段终止学习，可以获得与其学历相应的文凭。学院的培养目标是：培养德、智、技、群、体、美全面发展的开拓创新型的高级管理人才。
管理学是交叉性的综合学科，为适应市场经济的需要，拟设置行政管理、市政管理、工商管理、金融管理和文化管理等，学生可以自由选择或在学习过程中转学自己所喜爱的专业。教学制度和教学方法必须彻底改革，学院将实行短课制、学分制、讨论式教学，教师与学生教学相长，能者为师。在整个教学过程中，要十分强调新思想、观念、教育，应用知识与技能教育和熟练应用英语能力的教育。
经过我实地考察，拟将该学院建立在广东省珠海市香洲的唐家湾，它面临珠江口；是清末要员唐绍仪的私邸，是办学的理想之地。我曾就办学之事，与珠海市政府主要负责人进行过多次洽商，办学方案也递交给了他们。尽管他们很赞赏我的办学方案，但它毕竟是一项创新的事业，可能牵扯到方方面面，难以付诸实施，于是也就不了了之。
1988年5月25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云南厅，举办了“科学与文化”论坛的第一次会议。这个论坛的宗旨是，全面探讨科学与文化的关系，呼吁全社会发扬科学精神，提倡科学道德，讲求科学方法，以推动社会主义改革和事业的发展。这个论坛是由全国科学界、理论界和文学艺术界的一批著名学者发起的，钱学森、钱三强、何祚庥、于光远、龚育之、郑必坚、高占祥、朱丽兰、胡亚东、吴祖强等参加了第一次的论坛会，我也应邀参加了会议。
出于对改革的炽热之情，我在会上作了“科学文化也是硬任务”的发言。一开头，我有感而发地说：“论坛关键在‘论’，与会者要做到知无不言，言无不尽，通过我们的论坛，使领导决策部门做到‘择其善而听之、择其善而从之’。如果能这样，‘论坛’的目的也就达到了。”
第十章 魂牵梦萦系教育我的教改情结（2）
在阐述了我国长期不重视科学文化建设以后，我自问自答道：“怎样才算真正重视科学文化工作了呢？我看主要是两条：首先是增加对科学文化事业的投资，使教育科学和经济纳入良性循环的轨道；其次是发挥科学文化的作用。这里，我想就如何发挥哲学社会科学对政府决策的咨询作用谈点看法。我认为，政府为了决策的需要，成立专门的研究机构是必要的，但也不应忽视发挥社会科学院和大学里的研究人员的作用。不客气地说，我国政府里的一些研究机构往往行政化了，可能成为某种政策或讲话的注释班子，恐怕难以进行独立自由的研究。相比之下，研究所和大学里的研究人员，可能更客观地提出一些研究报告，至少可以作为领导部门作决策的一种比较方案。可惜的是，广大的研究人员既得不到研究所需要的信息，又没有坦诚直谏的机会和政策上的保证。”
俗话说：“爱之深责之严。”由于我对教育的热爱，总是以理想主义的标准来评判它，因此我对国家的教育状况少有满意，对教育主管部门的某些政策多有批评。其实，我对自己也很不满意，很少有开心的时候，我既是一个“教育救国论”者，又是一个“教育危机论”者。
《对十年教育决策的回顾》，就是我在处境困难的情况下，在报纸上公开发表的一篇批评国家教育主管部门的文章。有人把它说成教育上的“十批判书”，这对于在中国的政治生活中只能说“是”而不能说“不”的状况，毕竟是一次小小的反叛，说出了广大的教育工作者心里想说的话。
在文章一开头，我开门见山地说：“近十多年以来，我国的教育事业有了某些发展，曾一度出现过欣欣向荣的局面。但曾几何时，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口号不那么响了，教师厌教，学生厌学，辍学现象屡屡发生，‘读书无用’的思想重新抬头，文盲大量增加，教育经费严重缺乏等等。这一切又是如何造成的呢？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教育决策对教育事业的发展，有重大的影响。”接着，我从十个方面论述了国家教育主管部门的决策失误，它们是：
关于高校的简政放权的问题；
关于高等学校发展模式；
关于教育经费问题；
关于评定职称和实行聘任制；
关于加强基础教育问题；
关于留学生政策；
关于取消毕业生分配；
关于创收和勤工俭学；
关于研究生教育；
关于教育改革问题。
在文章最后谈到教育改革时，我写道：“从全国来看，教学领域里的改革几乎没有摆到议事日程上，也从未听到主管部门负责人提倡和部署这件工作。教育改革既是教育思想上的转变，又是教育实践的探索。因此，在教育改革中，应当加强教育理论的研究，明确应当坚持什么，应当改什么，使教育改革在现代教育科学理论指导下健康地进行。遗憾的是，我们对教育改革中的理论问题研究得太少了，上面所指出的一些失误，大多与缺乏教育理论指导有关。”
1989年3月3日，在北京京西宾馆召开了“科学与文化”论坛第4次会议，来自全国各地的100多名专家学者参加了会议。我应邀在会上作了“对教育改革与发展战略的几点认识”的发言，其内容分为两部分由《光明日报》和《中国青年报》分别发表了。
在发言开始，我就尖锐地提出：“教育问题已成为全社会议论的一个中心。人们之所以关注它，不仅因为它重要，而且还在于它已经陷入了严重的危机。这是危言耸听吗？不，这是有目共睹的事实。”“危机不一定是坏事，危机往往孕育着生机。正确的态度是，正视危机，变危机为使命感，克服危机，迎接生机。这正如唐代文学家刘禹锡在诗中所形容的：‘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
对于教育上存在的问题，我从结构学上提出了三个层次的问题：第一个层次是表层的，如教育投资严重不足，知识分子工资微薄，“读书无用”论重新抬头等；
第二个是内层的，如学科与专业体系割裂，教学内容陈旧，教材落后，教学方法死板等；第三个层次是核心问题，如陈腐的教育观念，落后的教育理论，僵化的大一统的教育体制等。当然，这些问题是相互牵连的，但是核心问题乃是教育中诸多问题的主要矛盾，只有抓住了主要矛盾，才能使教育中的问题逐步解决。
为了制订我国教育改革与发展的战略规划，我提出必须在指导思想上牢固地树立三个观念：第一，教育危机感是教育改革与发展的战略出发点；第二，教学领域里的改革是教育改革的战略重点；第三，培养创造性的人才是教育改革的战略目标。我认为，惟有以这些思想为指导，才能制订出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教育改革与发展规划，也才能使我国的教育适应21世纪知识经济的需要。
古今中外的经验都证明：治国之道在于重教，而治教之道在于尊师。因此，只要把“振兴中华”的口号落实到增加教育经费上，把“科教兴国”的口号落实到增加教师的待遇上，教育中的问题是可以解决的，教育也是会走出困境的。
对教育理论进行研究是必要的，但是教育毕竟是以人为对象的实践活动，因此任何先进的教育理论和教育改革方案，只有付诸实践并接受实践的检验，方可证明其正确性。基于这种认识，根据多年对高等教育改革研究的心得，我起草了一份创办中国实验大学的方案，如果条件允许的话，我倒是很愿意去实践这一方案。
我在这个方案的导言中写道：“我国经济改革的步伐加快了，高等教育怎么办？
我国目前高等教育的状况，是否能适应改革后的经济基础呢？能否为改革大业输送‘改革型’和‘创造型’的人才呢？是否能赶上正在改革中的世界教育发展的潮流？我的认识是，不可能，绝对不可能！中国高等教育的出路在于改革！而推行改革的措施之一，就是开辟改革的‘试验田’——中国实验大学。”
中国实验大学必须克服传统大学的弊端。那么中国高等教育弊端是什么呢？我把它概括为六点：一是管得死死的大一统的教育体制；二是填鸭式的灌输教育原则；三是单一学制和狭窄的教学制度；四是单纯以分数高低取舍和评价人才的考试方法；五是大包大揽的学校为社会的小农管理方式；六是单一的非再生式的拨款机制等。在六弊之中，大一统的教育体制堪为弊中之弊，它的大弊端就在于：由一个部门垄断办学，用一个固定的模具把学生铸造成同一规格的产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