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么你就问心无愧。因此，我对自己的人生选择，无论是追求也好或是放弃也好，我都无怨无悔。
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中，对马克思作了这样的评价：“他可能有过许多敌人，但未必有一个私敌。”我很欣赏这一句话，也很敬仰这位学识渊博的学术大师的做人行事的典范。
我信奉孟子的“性本善”的观点，在教育实践中也一贯倡导博爱精神。因此，对于我来说，不存在“有过许多敌人”，更不可能“有一个私敌”。但是，我崇尚教育改革，身体力行地实践教育改革，在改革中两种观念上的冲突是不可避免的。于是，那些抱着极“左”路线不放的少数几个人，对我妒忌，左右都看不顺眼，把我当作“敌人”，总是欲除之而后快。我突然被免职以及以后所遭受的打击，就是他们这一思想的表现，是对我的报复。其中的一个人，在他整我的目的达到以后，曾洋洋得意地对人说：“我把刘道玉整倒了，真是痛快得很，我毫不手软，要让他永世不得翻身。”还是这个人，利用手中的权力，指使一个青年教师进京告我的状，并说如果没有路费，可以到他那里去报销。本来，这个教师是我的学生，他原在外省的一所普通大学任教，但是他工作了十多年后还没有提升为讲师，他感到受压。于是，他写信给我，希望调回母校，报效母校。我觉得那所学校的做法太过分了，出于保护学生的思想，我把他和他妻子（本无对口工作）一起调入了武大。为了支持他的工作，很快解决了他的讲师职称，我还亲自为他的一本书写了序言。但是，他并不满足，紧接着他又要求提升副教授，我未予同意。就这样，他反目成仇，并立即投靠了那个搞“左”倾的人，充当了反刘的急先锋。
但是，这个教师恩将仇报的做法暴露以后，很快遭人不齿。他无法在学校呆下去了，于是要求调走，再次改换门庭。不知是出于良心自责还是别的什么原因，他在离校前居然来向我告别，并征求我对他的意见。我接待了他，心平气和地对他说：“中国知识分子十分重视道德文章，我认为你缺少的就是品德修养。尽管你做出了对不起我的事，但是作为你的老师，我还是不忘传道之责，至于听不听由你。怎样做一个德行高尚的人呢？我赠送给你三句话：不以胜败论英雄，不以好恶判是非，不以得失分亲疏。”接着我解释说，这三句话是我的信条，包含了很多做人的道理。在正常情况下，人们总是要争取胜利而避免失败，但是对胜利与失败也必须作具体的分析，那种靠整人起家，踏着别人身子而爬到高位的胜利，是“胜”而可耻；而那些因为说了真话而受到打击或因改革而遭受的失败，虽败犹荣。是非是有客观标准的，并接受实践的检验，是不以人的好恶为转移的。亲与疏也应当建立在正确的价值观念之上，不能因为得到了某人的好处就亲近他，或者反过来就憎恨他，如果这样，那岂不是把人降为普通动物一样了吗？
类似的情况，在我的经历中还有很多很多，真是不胜枚举。有的人，受到我的培养而成才，但他却忘恩负义；有的人受到我的器重而擢升，但他又背弃我；还有的人，因犯错误受到我的保护而摆脱困境，但他却又写书恶毒地诽谤我。更多的人是，在你得势时，他紧跟你，但是一旦气候变幻，他们马上变脸，或揭发批判，或划清界线，对此，一些好心的人问我：“你对那些无情无义的人怎么看，是否后悔过？”人本来就是形形色色的，从个人总结识别人的教训来看是应当的，但后悔却是不必要的。我的信条是：宁可人负我，而我决不负于人。我还认为，爱是奉献，是以不求回报为前提的，如果你要求索取，那就是把爱心当作了商品，这是对伟大爱的亵渎。因此，我对任何人做的一切事情，都是自觉自愿的，是无怨无悔的。
我生性率直，这是从小形成的，现在看来是改不了而且也不想改了。当然在现实社会中，这种个性是会吃亏的。一些好心的朋友曾对我劝告道：“好汉不吃眼前亏，大丈夫要能伸能屈，该检讨的要检讨。”对他们的好心，我是感谢的。但是，我对他们说：“大丈夫有两种，一种是宁折不屈，另一种是能伸能屈，我崇敬前面的一种大丈夫，也许我名字中有一个‘玉’字，所以我很欣赏玉的品格：宁为玉碎不为瓦全。”
说真话，这本来应当是人的秉性，但是由于现实社会的复杂性，不少人学会了说假话，甚至祭起了“不说假话成不了大事”的亡灵。我历来以“说话不留余地、办事不留后路”而自勉，很自然我是一贯主张讲真话的。
我历来不吹不拍，不想取悦于任何人，只想说自己想说的话，做自己想做的事。
我也知道，一些领导人很不喜欢我的个性，把我视为另类，甚至受到他们的排斥。但是，我笃信但丁所说的：“走自己的路，让别人说去吧！”
每个人都应当回归自我，撕下面具，找回本来的我，展现一个真实的人生！
跋跋
古希腊哲人苏格拉底有句名言：“没有经过反省的人生是没有意义的人生。”孔子的学生曾子也说：“吾日三省吾身。”这说明，在人的一生中，反省自己是很重要的。当然，反省离不开回忆，除了平时结合日常工作和生活经常性的反省以外，写回忆录就是一次全面彻底的反省，回忆和检查自己一生所经历的主要事情，也算是将自己的历史向社会作一个交待吧！
这本自传的写作，大体上用了一年的时间。总的说来，写作还算是顺利的，只是由于疾病的困扰，不仅使得写作进度缓慢，而且也吃了不少的苦头。我患慢性前列腺炎和脑梗塞有许多年，久治不愈，不能久坐，既怕冷又怕热。由于脑梗塞的后遗症，右手写字颤抖，必须着力下笔方可使字形可辨。我每日工作4至5个小时，每小时大约写500字，有时病情加重，不得不完全停下来。但是，我有一种“日近黄昏”的紧迫感，所以笔耕不辍，以“愚公移山”的精神，总算写出了30万字的手稿，权当我70岁生日的一份礼物。
在病愈以后，于2003年对初稿又进行一次修改，并最后定稿。
从体裁来看，我是按照回忆录的形式来写的，虽然不是包罗无遗，但是我此前所经历的主要事件都涉及到了。为了叙述的方便，在写作上我采取了“条”与“块”相结合的方法，从第一章到第六章，是依照时间顺序来写的，这就是我所说的“条”；从第七章到第九章，是按问题归类写的，这就是“块”。第十章主要是记述我退休后的教育实践活动，从时序上看它是“条”，从问题来看它又是“块”，具有综合性质，就把它作为本书的总结吧。
在我70年的生涯中，除了孩提时期以外，有60多年的时间与教育有关。我既没有文化娱乐的爱好，也缺少旅游观光的雅兴，在生活上是一个很古板的人，有人说刘道玉烟酒茶不沾，歌舞不会，既不吃请也不请吃，因此搞腐败都没门。我一生与书打交道，不是读书就是教书和写书，它们占去了我的全部时间。其实，我的人生经历，就是一部教育实践的历史。在书中，记录了我从事教育改革的经历与经验总结，也反映了我的某些教育主张和理论观点。因此，在某种程度上说，这本自传也是一部教育改革的理论与实践的参考书。
当这本自传脱稿和准备付梓之际，我要衷心地感谢夫人高伟和两个儿子的理解与支持，是他们给了我时间、勇气和智慧，使我得以义无反顾地执著地进行教育改革。当我专注工作时，他们承担了全部的家务，牺牲了几乎全部节假日的亲情团聚与娱乐；当我遇到麻烦时，他们为我分忧，承担着精神上的压力；当我病倒以后，他们端水送药，日日夜夜地守护在病榻前。总之，他们为我付出得太多太多了，而我欠他们的也太多太多。因此，我首先要把此书献给他们，以抚平我内心的负疚，并借以表达我的无限感激之情。我还要感谢全国理论界、学术界和新闻界的一些朋友们，在我20年的改革的经历中，他们所给予的关心、支持和有益的建议，我始终是铭记在心的。令我特别难以忘怀的是，那些在武汉大学改革年代中，与我朝夕相处、风雨同舟的教师和同学们，我们共同为武汉大学的发展贡献了自己的力量。每当我回忆起这一段黄金岁月，我就非常怀念他们，也永远地感谢他们！
长江文艺出版社周百义社长，对本书的出版十分关心，谨向他表示深深的谢意！
本书扉页上的近照，是湖北美术出版社彭年生社长不辞劳苦来家中拍摄的，特致衷心的感谢！武汉大学档案馆余学煜先生为本书提供了部分历史照片，谨表示感谢！书中还有些照片，由于不知作者姓名，故未能署名，在此谨致歉意和谢意！
最后，我恳请读者诸君，对于书中存在的疏漏和不妥之处，不吝指正。
刘道玉
谨识
2002年2月11日于珞珈山寒宬斋（辛巳除夕）
跋刘道玉生平要事年表
1933年11月24日（农历乙酉十月初七）：出生于湖北省枣阳县（市）蔡阳乡北大刘家坡。
1941年—1947年：先后在蔡阳古城私塾和蔡阳铺中心小学读书。
1947年9月—1953年6月：先后在襄阳二中、联中、枣阳中学、襄阳高中读书。
1953年10月—1958年8月：在武汉大学化学系学习。
1958年9月—1960年12月：武汉大学化学系助教。
1961年1月1日：与同班同学高伟结婚。
1961年1月—1963年7月：先后在留苏预备部和前苏联科学院元素有机化学研究所学习。
1962年11月3日：长子刘维宁出生。
1963年9月—1966年4月：武汉大学化学系讲师。
1966年5月—1977年4月：先后任武汉大学副教务长、校党委副书记。
1968年10月7日：次子刘维东出生。
1973年7月：被选为中国共产党第十次代表大会代表。
1977年5月—1979年4月：任国家教育部党组成员兼高等教育司司长。
1978年3月：被北京市选为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1979年5月—1988年2月：先后担任武汉大学党委副书记、常务副校长、校长。
1979年11月：率代表团访问法国，与法国政府签订第一个交流协议。
1981年11月：率代表团第二次访法，签订第二个交流协议。
1982年8月，1985年5月：先后被评为化学副教授和教授。
1982年9月：被选为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代表大会代表。
1983年5月—1993年9月：任武汉市人民政府第一、第二届咨询委员会主任。
1983年9月：率代表团访问日本，与京都大学等校签订交流协议。
1984年7月：《新的技术革命与未来》（合著）一书出版。
1984年8月：参加在美国召开的中日美第二届金属有机化学讨论会。
1984年10月16日：在《中国青年报》发表《改革与创造型人才》一文。
1985年1月11、12日：在《中国青年报》上发表长篇报告文学《刘道玉晶核》。
1985年5月：接受法国驻华使馆拉奥公使授予的密特朗总统荣誉勋章。
1985年7月：作为代表团副团长参加中日大学校长第一次会议。
1985年11月：《高等教育改革的理论与实践》一书出版，获湖北省优秀社会科学著作三等奖。
1985年11月： 率团第三次访问法国，签订第三个交流协议。
1986年9月： 参加美国耶鲁大学第20任校长就职典礼和签订交流协议。
1986年12月：在《红旗》12期上发表《搞好教学综合改革》一文。
1987年11月：参加日本创价大学17周年庆祝并发表演说。接受池田大作授予的东洋哲学学术奖章。
1988年5月—1999年2月：任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专家委员会主任。
1988年8月：《教育经济学研究》（合著）出版，获全国教育成果一等奖1988年10月：被聘请为中国科学院金属有机开放实验室学术委员会委员。
1989年3月：参加香港章（太炎）黄（侃）学术思想研讨会，会上宣读了论文。
1989年5月：主编《中国当代高等学校管理》一书出版。
1989年9月：《知识
智力
创造力—谈创造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