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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托普与自贡市政府已无法再续前缘，从四川悄悄迈出一只脚的宋如华更是去意坚决。一切都是钱惹的祸。两年后，托普身陷“招聘5000名软件工程师”的媒体风暴，2002年8月的一天，在上海东部软件园报告厅，面对第57期新员工，宋如华一脸疲惫地感慨到，“说到钱就不亲热啊，兄弟，钱钱钱命相连，成在钱败在钱，这些人对我们那么不高兴就是因为钱，就是因为托普在股市有了那么一些钱，在他们看来如此之多；在我们看来，在IT产业想掌握核心技术的老总和技术人员看来又显得那么的苍白。”
●托普软件收入来源大揭秘
资金到账，仅仅是资本运作成功的第一步。如何把资金至少在表面上合理合法地从上市公司倒腾出来，满足“托普经济帝国”大规模扩张的需要，成为宋如华的心病。
由于上市公司资金的使用需要董事会和股东大会的审议，为便于运作，托普集团采取以存款担保的方式从上市公司“掏钱”，集团金融部做好抵押贷款合同，直接到托普软件盖章。由于有关负责人百般拒绝，只好以盖法人章代替亲笔签名。对此，宋如华大为不满，一纸通知把集团内部各子公司的公章、法人章全部收到集团档案馆，实行统一管理。
自此，上市公司的自主权也被剥夺了。然而资本市场上最底层的股民们并不知晓这一切，也没有注意到托普软件增发前后发布的前十大流通股东名单快速而微妙的变化。
托普软件2000年中报显示，增发新股上市时公布的十余家基金重仓持股情况发生变化，由于托普软件的基本面极不明朗，与大股东之间关系不清，增发刚结束时前十大流通股股东都是参与增发的基金，截止到2000年6月30日，就只有普惠、同益、同盛、兴和、兴华5家证券投资基金持有；到年报时，只剩下两家基金股东，其他基金全部“落荒而逃”。
作为深圳股市每股净资产、每股公积金最高的股票，托普软件为什么坚持不送股，这着实让人难以理解。“这叫肥水不流外人田，送股转增这么好的炒作题材，老宋怎么会拱手相送他人？”一位与托普合作过的人士一针见血地指出。
有一则真实的笑话：在向银行申请贷款的过程中，某行长笑问：“市场上很少看到托普的产品，你们报表里的销售收入到底是哪里来的？”负责办理此事的经办人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我们有一个子公司，专门做走私的！”该银行负责人大笑作罢，不再深究。
2000年顺利实现增发后，最让托普高层头疼的是年报接下去怎么做。
为了履行公开承诺、为再次融资创造条件，托普集团内部全力以赴保证上市公司的形象，由于缺少主业，没有核心产品，“买方信贷、融资租赁及资金担保”成为宋如华保证业绩的三大“法宝”，这三大“法宝”也是托普软件2001年实现收入快速增长的“秘密”。此外，宋如华还大玩“口袋戏法”，托普集团下属150余家公司以及那些具体个数不详的系外“影子”公司如同他的“魔袋”，从左口袋掏到右口袋，上口袋掏到下口袋，等额资金几经周转就被放大N倍，“N”是宋如华们说多少就是多少。
收入来源之一：三大“法宝”
《托普检讨》 在那遥远的小山村《托普检讨》 托普软件收入来源大揭秘（2）
所谓“买方信贷”，宋如华的解释是——
比如我们销售不采取直接销售，我们的电脑很少在市场上看到，主要原因是我们的产品实际是销售给中小学，而不在市场摆摊设点。为此，农业银行每年支持我们8亿的授信，叫买方信贷。就是说农行提供钱，把这个电脑配给学校，学校通过教育收费把钱又还给银行，我认为这个模式很好。托普手机现在也是这样运作的，大部分都是跟通信公司合起来，我们把手机给通信公司，通信公司把手机送给消费者，收取话费。
融资租赁及资金担保，是托普软件在IT市场整体疲软期间仍能保持业务高速增长和较高利润的另两大高招。
2001年，托普软件与四川金融租赁公司签订了35亿元的手机租赁业务合同和3亿元关于电脑软、硬件设备租赁业务合同。2002年7月16日，托普软件还通过与中国农业银行合作，由农业银行向符合条件的单位提供8亿元的买方信贷额度，从而使得托普软件的电脑和软件在河北、湖南、江西、陕西、青海、吉林等省市和地区的教育系统得到“应用”。
最典型的一个事例是，2001年12月，托普软件子公司东北软件园（鞍山）有限公司与四川金融租赁公司签订了4份销售合同，然后由金融租赁公司将产品租赁给吉林省的一些教育单位。此外，东北软件园（鞍山）有限公司还与鞍山市社会保险总公司签订了合同，为鞍山市社会保障计算机网络系统建设项目提供资金担保，涉及金额就超过4000万元。
不过，后两大“法宝”也存在严重隐患。首先，可能高估收入和利润，托普软件的大股东四川托普科技发展公司同时也是四川金融租赁股份公司的股东，更存在虚增可能；其次，通过为客户提供资金担保的方式，虽加快了货款的回笼，但同时增加了财务费用。
收入来源之二：年底突击，以关联交易制造巨额合同
为了“实现”销售收入，托普集团一度采取“杀鸡取卵”、“寅吃卯粮”的做法，对年底第四季度的销售合同给予5％~20％的重奖，并在合同签订后，允许业务负责人按照合同金额预支业务费。以至于一些经理把早已谈好的合同故意拖延到12月份签订；一些业务经理签下合同后就迫不及待地领取奖金，对合同的最后执行情况，不理不问。宋如华实施该政策的另一目的就是以销售合同为抵押，向银行贷款。因遗留问题严重，该政策后被迫终止。
收入来源之三：收取占用资金利息
市场销售不利，合同少。没办法，只好由集团向托普软件支付资金占用利息。
年报显示，2000年托普软件共计向大股东收取占用资金利息128160万元；2001年1~6月共计收取利息760万元。可是，在历年的年报中，托普软件均未予披露，以一句“无持本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单位的欠款”搪塞过去。
此后的报表操作更是创意无限，卖子公司股权的招数也用上了。根据报表披露，自贡电脑、长征网络分别于2001年12月、2002年5月由托普软件向托普集团以2880万元、7390万元的价格出售其拥有的96％、72％的股权。
长征网络在1999年、2000年创下2069万元、1810万元净利润之后，光芒顿失，2001年出现了254万元亏损。更值得推敲的是，长征网络1999年主营收入只有3227万元，居然能创下2069万元的净利；截至2001年6月30日，自贡电脑净资产为2576万元，而2000年底为2732万元。净资产下降说明自贡电脑2001年上半年有可能亏损，可1999年为什么又能做到7530％的净资产收益率？2003年底，为“制造”销售收入，托普集团专人负责调动财务资金，在12月下旬集中时间在全国十几家子公司银行账户之间倒账。
2004年，宋如华以2元钱的价格转让控股权，经过一番“自查”，托普软件的真实财务状况才大白于天下。就在宋如华甩手后不久，托普软件发布2003年年报，其内容显示：“截至2003年底，公司已查明的对外担保余额共788亿元，其中违规担保总额475亿元，担保总额占净资产的比例已达7879％。而托普软件关联方四川华普软件发展有限责任公司、成都西部软件园股份有限公司等合计对公司欠款达2041135万元，占其他应收款总额的6522％。且无论是担保还是诉讼都涉及时间跨度长，数额巨大。”
《托普检讨》 在那遥远的小山村《托普检讨》 托普软件曾经的整改档案（1）
●谁该为托普软件的原罪负责
时间是个伤。2004年之前谁又能知道托普是这个结局呢？
一个西安的女股民，2000年看到托普软件有高科技、绩优、高净资产、高公积金等优势，就把做生意积攒的50余万元全部投入到了托普软件，在40元附近建仓。不仅如此，她还在亲友中广泛宣传，鼓动大家都买托普软件，认为托普软件具备冲高100元的潜力。
此后，托普软件原形毕露后惨烈下跌，这位西安女股民打电话给托普软件董事会办公室，声泪俱下地对工作人员说：“我现在里外不是人，落得一无所有；亲戚朋友亏得惨，都怪我，现在见面都跟仇人似的。”
与西安女股民一样，浙江股民王先生的境遇也好不到哪儿去。
2001年，托普软件股价一直维持在40元/股的高位，他和妻子多方筹集数十万元开始建仓，“2001年它的净资产和利润都还不错，而且股评家们都推荐托普，我就开始买进。”王先生建仓不久，托普软件开始了又一波炒作浪潮——招聘5000名软件工程师，但也正是这次炒作让托普系的信用危机第一次全面爆发。在此期间，对外界质疑将信将疑的王先生一度打电话到托普软件办公室，但从董秘处得到的答复却是托普软件一切正常，媒体的报道有失偏颇，“董秘还列举了宋在四川的一些职务，说宋如华本人值得信任。”
此后的两年多王先生度日如年，坐也不是，站也不是。托普股价扭头直下之后再也没有翻过身来，而王先生出于对托普的信任不断补仓，股价越低补仓越多，到最多的时候持股已近10万股，投入成本近200万元。“后来看到形势不对，我抛了2万多股，现在还剩下6万多股，算下来的建仓成本大约24元/股。”
其实，1999年，托普报表重组的嫌疑就已露出破绽。
托普软件1999年报显示，当年实现净利润575049万元，净资产收益率达到2075％，分别比去年同期增长9587％、4816％。净利润的大幅增长主要有两方面的因素：一是主营业务成本与主营业务收入比率的降低，主营业务收入2742212万元，比去年同期增长2421％，而相应的主营业务成本仅增加299％；二是管理费用的大幅下降，应收账款不增反减，由1998年度的191亿元下降为141亿元，每股经营现金流量高达182元。
托普软件有四大子公司——托普科技、长征网络、托雅科技、自贡电脑，按各自的股权比例计算，这四大子公司为托普软件创造了7679万元净利润，而托普软件当年净利润只有5751万元，也就是说如果没有这四家子公司，1999年托普软件将出现2000万元的亏损。可是这些小小的“瑕疵”都被掩盖在了“托普经济帝国”灿烂无比的光环中，1999年、2000年，托普软件还连续两次入选“中证亚商中国最具发展潜力上市公司”。
2001年，由新经济推动了10年快速增长的美国经济掉头下行，“9·11”更是灾难的降临；在中国，与2000年的“龙年大行情”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两市市值蒸发17万亿元，完成了1994年以来下挫幅度最大、持续时间最长的一次走熊。
《商务周刊》的编者写到，“生存，是2001年给我们、也给2002年留下的遗产。”“神话已经没有了，艰难时世里，你需要咬紧牙根，开动脑筋。”可是，托普就像个异类，它的“神话”竟仍在继续，直到2002年9月成都证管办例行巡回检查后。
2002年底，成都证管办对托普软件下发了《限期整改通知书》。这份《通知书》中所提到的问题之多，让人触目惊心。值得一提的是，在当了不到两年的证监会贵阳特派办主任后，此时的高勇已经出任成都市委常委，分管金融工作。
首先，《通知书》指出托普软件财务方面存在三个问题：一是公司购入的无形资产是按法定保护期限的较长时间确定，无形资产摊销期限的确定不够谨慎；二是公司2000年度收取的资金占用费多计2074万元的问题；三是公司部分会计科目核算不正确等。
在信息披露方面，《通知书》指出了五个问题：一是托普软件募集资金实际投资情况与公司2002年中期报告上披露的情况有不符之处；二是公司2000~2002年与子公司自贡长征机床之间存在较大的关联交易，其交易金额与年度报告披露金额存在差异；三是公司披露的担保事项及金额不完整；四是公司近年来披露的非经营性损益项目不准确；五是1999~2000年公司的部分合同系关联公司——四川托普集团科技发展有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