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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我纯粹是个家庭妇女。我到日本，一下飞机，我丈夫见到我第一句话肯定是：今天晚上我做饭，烹大虾、米饭。每年我去他都说这句话。他的烹大虾也确实好，但一年就只此一次，从刷碗开始就又是我的事情了。我每天就是在家里做饭，他说，什么简单咱们吃什么啊。我说，你想吃什么？他说炸酱面。我说好，炸酱面简单。可你不知道在日本做炸酱面——首先我要买肉和酱炸，这还好办；最难的是面条，因为在国内，面条都做好了，不会为面发愁，在国外才知道没有切面，买的艰难，就像我们身上哪个“零件”有毛病了，我们才知道它的珍贵，在日本要擀面，还没有擀面杖，就用注射器的芯擀。好不容易面做出来了，我丈夫还说我要吃蒜，中国蒜……所以每天他的吃，说起来都是非常简单，但是做起来很麻烦。他动不动还爱请客，一说：我们教研室教中文的老师们都请到咱家来吃饺子，加上我一共九个人。那些日本人一个人就吃30多个饺子，吃完了还要带回家去给家里人尝尝。每回一吃饺子我从早上就开始忙，他们在屋里连吃带笑，我就在厨房一锅一锅地煮，我就是个炊事员的身份。所以我在日本至多待一个月，我毕竟还是个作家，我还有自己的工作，不能专职作“太太”。有的时候我真羡慕别人的丈夫能洗衣能做饭。
傅：那您有没有抱怨过，为什么总是女人做所有的家务，服侍男人？
叶：当然也抱怨，我一边擀饺子皮一边说：我再也不来了，我再也不来了！但下回还是又来了。
傅：您先生每次一顿烹大虾就揭开了您在日本的……
叶：漫长的家庭主妇的生活。我想我要是没有工作，我也会心甘情愿地干这些事情的，因为毕竟我还是一个很传统的中国女性。可能到了我女儿这一代，她们和我们就完全不一样了。
傅：因为您的姓氏，经常有人把您叫做“格格”作家，您接受吗？反感吗？
叶：反感。我在西安的时候，她们老爱评论什么叶广芩小说的贵族倾向。满族的女孩没出嫁都叫“格格”，这点大家可能有点误解。我在陕西就是个最平民化的作家，我能在深山老林里一呆几年，反而我邀请那些出身“贫下中农”的作家来，他们给我提的问题是：那儿的厕所怎么样，住的条件好不好？——我说，谁是贵族？
傅：从《环珠格格》开始，社会上闹起一股“格格热”，您对这种“格格热”怎么看？
叶：热就让它热去吧，反正它有凉的时候。
傅：您离开北平那么多年了，但是仍然有着浓重的北平情结。这种情结也成全了您的家族小说的写作，您觉得是不是有直接的影响？
叶：一个作家青少年时代的生活环境决定了他一生的生活习惯。应该说，我在北京生活的时间并不长，19年，还没有我在陕西呆的时间长，但是从我的语言到我的饮食习惯到我看待问题的方式还离不开北京。自己青少年生活的那个地方永远成为一种创作中的积淀，我生活在北京，生活在四合院里，生活在一个破落的满族家庭里，这个家庭对我的教育又是非常的严格。并不像有些人想的八旗子弟一个个都是不学无术，提笼架鸟；相反，满族人对子女要求的严格程度和礼貌的周全，是很讲究的。这样的语言环境就使我的创作自然而然地要写北京，而且更得心应手，比写陕西更顺畅一些。更何况我在生活上在经历上和京师作家的差异不一样，是一种别一番滋味在心头的感觉。像我刚才跟你说得那样，在离开家的那一段，没有离开北京的作家，是没有离开北京的感受的。你离开了，你觉得它更珍贵，你没了的东西，你觉得它更美好，在这种状态下写出来的文章，就和京师的京味作家们有了区别，那是一种悲凉。
《生命与创作》 第二部分叶广芩：女人是感情型的人（6）
傅：可是现在您不大写家族小说了，而是写动物系列、生态小说，您深入到了秦岭深山，写以自然保护区为背景的生态、自然、动物，是一种什么样的初衷使您去关注自然？关注动物？关注生态？
叶：关注自然环境是每一个人的责任，很多年以前我还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到了陕西，到了周至县以后，我才体会到周至县确实给我换了一幅“狼心狗肺”，学会了用动物的眼光、动物的思考来理解我们这个社会。所有的动物都有它们的喜怒哀乐，我们都应该对它们的生存方式理解和尊重。它作为生命存留在这个世界上就有它存留的意义，不应该人为地干预它、改变它。我写家族小说也可以完完全全、顺顺当当地写下去，但我总是在想，在我还有精力、在我还跑得动的时候，我应该把我的精力分出一大部分来，关注于大家需要关注的东西。等老了，走不动了，可以关起门来，在书房里踏踏实实地写我的家族小说。我就是这么想的。
傅：您自己不光不吃任何野生动物，而且呼吁作家们要关注和保护动物，是出于什么考虑？因为我们现在由于吃动物导致了人的一种……
叶：悲哀。
傅：悲哀！
叶：我想，除了人工饲养的猪、羊、牛这些专门供人吃的动物，所有在自然生态下生存的动物都是有思维的，比如说蛇、龟这些东西不是我不吃，很多作家都不吃。我们西安的作家贾平凹也不吃这些东西，好像达成一种共识一样。有一次我们西安市文联采风到山里，当地人很热情地做了一桌子山珍野味，没人动筷子。这是一种对野生状态下生物存在的尊重。它比家养的那种丰富在哪儿？好在哪儿？很多是一种误导。不要以为吃了那个东西，营养就那么丰富，事实上很多的疾病也是从这儿传出来的。
傅：不吃，同时也意味着对另外一种生灵，而且是就生命而言与人平等的动物的一种珍视，一种爱护。
叶：是啊，山里边很多东西都有它的灵气。夏天的时候，我在院子里坐着，有一条黑色的大蛇爬到我脚边，就在那儿呆着。我说着蛇怎么跑到这儿来了？这时，炊事员过来就把它掐起来：哈，今天有菜了，好蛇肉呀，这么粗的大黑蛇，挺长的。我说，你把它给放了吧，这也是个生命，它到这儿来是对你表示友好。你把它给吃了？ 炊事员就把它给放了。第二天它又来了，在我那儿呆着。炊事员看见说：您看您昨天说吃不对，它就是让您吃来了。我说不对，还是把它放了。把它放回山坡上去了。第三天它又来了，我说您把它放在路那边。再没有来。您把它吃了也就吃了。它并没有伤害你啊，我甚至觉得，它是来和你交流的，虽然我们语言不能沟通，或者是它有什么信号要传递给你。我们人不能见了什么就吃呀，我们成什么了。还有我在山里，我喜欢画画，在树林里把画儿铺在桌子上，非常舒服，大尾巴小松鼠一下子跳到你的画纸上，它不怕，然后顺着你的胳膊爬到你的头顶上，就在你头顶上呆着。这就是人和自然的和谐，是小松鼠喜欢你的作品？可以这么说。是小松鼠喜欢你？也可以这么说。是小松鼠好奇？ 也可以这么说。它是个生灵。在这种情况下，难道你想把它给吃了？
傅：如果社会中多的是炊事员这样的人，将来我们生物的物种是要灭绝的。
叶：是。我是非常喜欢动物的，也是动物保护协会的，我在任何情况下都要呼吁人们要珍惜自然、珍惜动物。
傅：非常感谢您接受我的采访。
＇林静整理＇
（采访时间：2004年1月18日于中国现代文学馆）
《生命与创作》 第三部分李银河：性是能给人带来快乐的事情（1）
傅光明
傅：我们都知道您是一个社会学家，但是大众好像对于社会学到底是研究什么的学问不是很清楚，好像作为一门学问的它的知名度不是很高。我想问您社会学到底是研究什么的？您是在什么机缘下开始研究社会学的？
李：社会学，简单地说就是研究社会，研究人群。社会说起来有很多方面——比如说有的人研究社会理论、有的人研究社会结构、有的人研究各种社会问题。我研究的就是婚姻、家庭、性别和性。如果说起机缘，当初怎么进入这个行当哪？实际上我大学本科学的是历史，但是我不太喜欢历史。1979年，我后来去上学的美国匹斯堡大学的社会学系主任到中国，来办一个社会学的夏季讲习班。从五十年代开始院系调整……
傅：好像五十年代大学都取消了社会学系。
李：取消了，取消了，整个就断了。到1979年这第一个夏季讲习班才算恢复，我有幸参加了这个讲习班，当时就感觉特别地喜欢，特别地喜欢社会学。后来我就跟系主任联系去美国专门学了社会学，在他们匹斯堡大学社会学系专门拿的社会学博士学位，回来以后就在中国作社会学研究。
傅：我看您文章中提过您喜欢涉足某一个领域，往往先出于对它的好奇，如果没有好奇心绝对不从事研究，当然不是说好奇了肯定就作研究。您研究社会学是不是开始也抱着一种很好奇的心理？
李：应当说是。最原始的动力应当是好奇心。福柯有一次也是在讲，他做所有的事情、做所有的研究也是出于好奇心。如果说一件事情不能引起人的好奇心，或者是没有什么意思，我就没有研究它的动力。
傅：好奇的兴趣都没有，肯定研究深入不下去。
李：对。而且你也不可能有那么持久的愿望和兴趣去搞清楚它。
傅：我本人是搞现代文学研究的，知道做学术的艰辛，您这十几年做社会学下来给您最大的感触、最深的感触是什么？
李：我觉得还是挺有意思的。应该说碰到这样的问题，有时候我感兴趣的问题会被人觉得很不重要，比如说我研究同性恋，就有人觉得好像有一些更重大的问题应该研究，这个问题是不是太小了？或者它涉及的人群太小了？后来我想，比如说一个动物学家，研究大象的人就比研究昆虫的人研究题目更重要吗？对吧？我想这个跟我的境遇、遇到的问题差不多。
傅：您研究的群体很小，人数很少，但不意味对研究社会学的价值和意义低和小。
李：对。比如说同性恋吧，在国外那简直就说，同性恋这个专题在大学的图书馆里专著就会占整个书架的几个书架这样的，在咱们中国几乎就没有，社会学对它一本专著都没有，就是有一点记者写的报道什么的，应该说它是绝对够分量的，绝对够重要的一个问题。
傅：提到您的研究，躲不开一个字就是性，不管是同性恋也好、还是虐恋也好，您好像都称它是一种亚文化现象。按照中国人的传统观念，一涉及到性这个话题好像都是上不了台面的，那您当初做这个研究并且最初有成果在媒体上也好在杂志上也好发表的时候，有没有吓中国人一跳，怎么李银河研究起性来？
李：反正有人说，大概恰恰她这样的人才能去研究，因为她太……，至少是从行为上说恰恰是那种挺古板的一类人。当然大概人们也会比较意外吧。
傅：您自己分析一下您怎么会给别人造成这么一种印象？
李：因为我的行为、我的选择、我的价值观、我的生活方式确实还是比较传统的，一点都不前卫，大概只是这个可能应当算是思想上的巨人行动上的矮子吧。
傅：是一个生活观念很保守，甚至是很陈旧的一个学者，在学术上跑到前卫的角度和方向上去了。
李：对。其实我的生活方式可能一点也不前卫吧。
傅：您觉得在中国研究性学、研究同性恋的现象在学术界还处在相对保守的状态吗？或者说比以前有一些新的学术上突破了？
李：我觉得能够投入这方面研究的人都是相当开放的，观点上我们也都差不多，比如说在修改《婚姻法》的时候那些争论，关于要不要去让警察抓奸，惩罚婚外恋之类的，大家的观点都差不多。但是，问题就是真正投入这方面研究的人很少。
傅：目前国内研究同性恋现象、或者说研究性学的学者队伍大概有多少人？
李：很少、很少吧，就很少的几位。
傅：那可以说，我们在学术上这块领地还相对是薄弱和很保守的。
李：对，就是。
傅：那您觉得未来会有一些好的拓展吗？
李：我觉得现在起码学生们有一些对这个是感兴趣的，也会有更多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