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我们真正需要的，是训练几个人成为葛瑞格的分身。”吉恩·霍尔尼的遗孀珍妮弗‘威尔森说，“一些葛瑞格可以把工作交代给他们的人。但是他不肯，他说没钱租办公室聘员工，结果每当他一头栽进一个计划时，就顾不了另一个了。这也是后来我远离中亚协会的原因。他做了很多，但我觉得如果葛瑞格能把中亚协会管理好，他就能做得更多。 ”
“说句实话， ”汤姆 …佛汉说，“中亚协会就是葛瑞格。我不介意为他想做的任何事情盖章，但假如没有葛瑞格，中亚协会就完蛋了。他在世界另一边所冒的风险我了解，那是这份工作的一部分，但是他从不好好照顾自己，这让我越来越生气。他不再登山，不再运动，甚至不睡觉 ！他的体重增加到你再也看不出来他曾经是个登山者。我了解他对这份工作的全心投入，但如果他突然心脏病发作倒下了，
这一切又有什么意义 ？”
摩顿森终于勉强同意聘请一位助理——克莉丝汀·史劳德，她每天和他一起工作几个小时，整理他的地下室——那里乱得连他自己都不好意思。但整个 2000年冬天，中亚协会急速减少的经费让摩顿森很焦虑，他根本不敢想扩充办公室的事，因为银行存款只剩不到十万美元。
“那时候我的想法是，我们只花一万两千美元就能把学校盖好，教育整个村庄好几代的孩子。 ”摩顿森说，“而我们在巴基斯坦的大部分员工，一年赚四五百美元就高兴得不得了。对我来说，要付美国标准的薪水聘请一位员工，真是很难的决定，因为同样的钱在巴基斯坦能做更多的事。 ”
摩顿森当时的年薪是两万八千美元，他的薪水加上塔拉在蒙大拿州立大学做兼职临床心理师的微薄收入，勉强能对付每个月的生活开销。由于中亚协会面临严重的财务危机，尽管理事会主动提出给他加薪，摩顿森却说良心无法让他接受更多的钱。
只要某个有钱的捐款人愿意大笔一挥，写张支
票，财务问题就都解决了，这样的想法一直在摩顿森的脑海中萦绕。不过，有钱人并不愿意跟钱说再见，他早就从五百八十封信的经验中学到了教训。但吉恩·霍尔尼也让他了解到，一大笔捐款能带来什么样的改变。因此，当一位可能会捐款的寡妇打电话到中亚协会办公室，用她的捐款当做诱饵时，摩顿森一口咬下了钓钩，订了机票飞往亚特兰大。
“我存了一辈子的钱。 ”年老的寡妇在电话中告诉摩顿森，“我累积的财富数字至少超过七位数。我听说了你的故事，才了解到自己为什么要存这些钱。到亚特兰大来，谈谈捐款的事。 ”
在亚特兰大机场大厅，摩顿森收到一条电话留言，告诉他先坐机场大巴到十五分钟车程外的饭店，然后再走到饭店远处的停车场。
在停车场，摩顿森见到了 78岁的维拉·库尔兹。她驼着背，开一辆福特老爷车，车子后座和后备箱塞满了报纸和废罐头，摩顿森只好爬进副驾驶座，把随身行李抱在胸前。
“她让我这样跑来跑去，是因为不在机场停车
场停车，她就可以少付几块钱停车费。当我看到她连旧报纸和罐头盒儿都舍不得丢的时候，我就该立刻搭飞机回家。但七位数儿捐款的诱惑让我完全丧失了判断能力，我竟然上了车，还把车门关好。 ”
摩顿森和行李箱挤成一团的时候，维拉开错方向逆向进入了单行道，还对朝她按喇叭的司机猛挥拳头。到了她 1950年代风格的农舍里，摩顿森小心翼翼，免得踩到屋里堆积如山的旧报纸和杂志，终于走到了她的餐桌旁。厨房的水槽不知堵了多久，不仅积满了污水，上面还浮着一层油光。
“她打开好多年前从飞机上收集的小瓶儿威士忌，给我们俩倒了酒后，递给我一束看起来像是回收的二手玫瑰。”摩顿森回忆，“那花发黄，都快枯死了。 ”
等了很久，摩顿森试着将话题引向捐款的事儿，但他的主人却有自己的安排。她把接下来三天的活动都说明清楚，除了参观亚特兰大艺术博物馆，还要去亚特兰大植物园散步，然后是她帮摩顿森安排的三场演讲，分别在当地的图书馆、社区大学和旅
游俱乐部。摩顿森不想这么无聊地度过七十二个小时，正在斟酌是否该放弃募款打道回府时，忽然传来一阵敲门声，原来是维拉请的男按摩师来了。
“葛瑞格，你工作太辛苦了。 ”维拉对他说，“应该放松一下。 ”
“他们两个人仿佛都等着我当场把衣服脱光。 ”摩顿森说，躲进浴室想了一下。
“我跟他们说对不起，我想到自己为中亚协会吃了那么多苦，接下来的三天何不照维拉的计划放松一下，尤其是最后还可能募到一大笔捐款。 ”
摩顿森在她的柜子里到处搜，想找一件够大的毛巾把腰包起来。维拉储藏了成堆的毛巾，上头都有褪色的饭店商标，但都太小了。最后他只好拉出一条灰色床单，在腰间尽量扎紧，然后拖着脚走回客厅忍受按摩。
那天晚上维拉坚持自己睡沙发，把床让给摩顿森。半夜两点，摩顿森在下陷的床垫上正睡得不省人事，突然亮起的电灯把他惊醒了。他睁开眼，看见了噩梦般的景象—— 78岁的维拉只穿着睡袍站
在床前。
“她就站在我面前。”摩顿森回忆，“我吓得连话都说不出来了。 ”
“我来找我的袜子。 ”维拉开始在衣柜的每个抽屉里没完没了地翻找起来。摩顿森只能拿枕头把头盖住，整个人缩成一团。
摩顿森空手飞回波兹曼。后来他终于想通了，这位女士从来没打算捐钱。
“关于我的工作或是巴基斯坦的孩子，她甚至没问过一个问题。她只是个寂寞的老人，想有个客人去看她。我只能警告自己以后学聪明些。 ”
但摩顿森别无选择，只能继续吞下各种各样的捐款诱饵。他在加拿大班夫的登山电影节上演讲之后，接受了当地富商汤姆·朗格的邀请，因为朗格暗示要捐一大笔钱，并愿意在第二天晚上帮他办一场募款餐会。
从大客厅的人造大理石墙片，一直到壁炉两旁三米多高的狮子狗石膏像，朗格那栋近三千平方米的房子是他亲自设计的。
朗格把摩顿森介绍给宾客时的那种自豪感，跟他介绍壁炉旁的狮子狗时没什么两样。虽然摩顿森在餐桌上显眼的地方放了一大叠中亚协会宣传册，但直到餐会结束也没募到一分钱。
已经有过教训的摩顿森，不停地向朗格询问着捐款的细节。“我们明天再处理那些事儿。 ”朗格说，“但是在那之前，你得先玩儿一趟狗拉雪橇。 ”
“狗拉雪橇？”
“到加拿大来怎么可以不体验一下呢 ？”朗格说。
第二天，摩顿森一个人坐在哈士奇狗队拉的雪橇上，在森林中转得头昏脑涨之后，又在距班夫一小时车程的温暖小屋里，花了一下午听这位建筑大亨夸耀自己白手起家的丰功伟业——一个凭着胆量和决心的勇敢承包商，如何征服整个班夫的房地产市场。
摩顿森的母亲洁琳从威斯康星飞到班夫听他演讲，但那三天里，她几乎没见到自己的儿子。毫无意外地，摩顿森这次又是两手空空。
“葛瑞格朝那些有钱人点头哈腰的样子我真看
不下去。”洁琳·摩顿森说，“应该是那些人朝他鞠躬才对。 ”
就在 2000年春天来临之前，塔拉·毕夏也受不了丈夫不是在巴基斯坦，就是在美国飞来飞去徒劳无功找钱的生活。当时怀第二个孩子已经七个月的塔拉，在餐桌旁跟摩顿森开了一场严肃的家庭会议。
“我告诉葛瑞格，我爱他对工作的热情。 ”塔拉说，“但我也告诉他，他对家庭也有责任。他需要多睡点觉，做些运动，多花些时间过家庭生活。 ”
在此之前，摩顿森每趟去巴基斯坦都是三四个月。“我们商量了一下，他每次待在巴基斯坦的时间上限是两个月。”塔拉说，“因为每当他离家超过两个月，一切就开始变得很怪。 ”
摩顿森也答应妻子，要学着更有效率地管理时间。中亚协会的理事会每年拨一小笔预算让他修习开放性的大学课程，包括管理、经济发展和亚洲政治。“我一直没时间去上课。 ”摩顿森说，“所以我把那些钱都拿去买书。很多时候，别人以为我坐在地下室什么都没干，而其实我是在读书。我每天凌晨
三点半起床，研究经济发展理论、财务，以及如何做一个更好的管理者。 ”
但他在喀喇昆仑山脉已经学到，许多答案是课本上找不到的。所以摩顿森自己设计了一套经济发展速成课程。他认为当时世界上最成功的两项乡村发展计划，一项在菲律宾，一项在孟加拉国。有一整个月，他难得地把巴基斯坦和蒙大拿都放在一边，飞到了东南亚。
在马尼拉南边的甲米地，摩顿森拜访了“乡村改造学院”，该组织的负责人是丽拉·毕夏的朋友约翰·瑞格比。瑞格比教摩顿森如何协助乡村的穷人做小生意，包括自行车载客服务和小香烟摊儿，只要很少的投资就可以很快获得利润。
在一度被称为“东巴基斯坦”的孟加拉国，摩顿森拜访了“孟加拉乡村改造协会”。
“很多人因为当地人民的赤贫状态，就认为孟加拉是全亚洲最糟糕的地方。”摩顿森说，“但是在那里，推动女孩子受教育的计划相当成功。我拜访那些致力于女性教育多年的非政府组织，看到妇女
们在村子里主持会议，并且努力教育她们的女儿。我的想法和他们一样。诺贝尔奖得主阿马蒂亚．森认为，为女孩子受教育提供条件，让她们能够长大之后帮助自己，这样就能改变一种文化。看到自己的想法在孟加拉付诸实践，他觉得很受鼓舞，而且只经过一代人时间，结果就那么成功。这更激励了我为巴基斯坦女孩儿受教育而奋斗的决心。 ”
从孟加拉国首都达卡飞到印度加尔各答的颠簸航程，让摩顿森更坚定了全力推行乡村女孩儿教育的想法。由于他是飞机上唯一的外国人，空中小姐自动把他升等到头等舱，让他坐在十五位穿着印度莎丽服的孟加拉少女中间。
“那些女孩子都吓坏了。”摩顿森说，“她们既不知道怎么系安全带，也不会用刀叉。飞机降落后，我无助地看着腐败官员和海关警卫把她们带下飞机，然后带走。我什么忙也帮不上，只能难过地想象她们即将面对的可怕牛活。 ”
在加尔各答国际机场的书报摊，摩顿森看到了报纸的头条新闻，他的偶像德兰修女在久病后过世。
摩顿森在加尔各答有几个小时转机时间，因此决定亲自去向她吊唁致敬。
“大麻？海洛因？女子按摩？男子按摩 ？”出租车司机在入境大厅拉着摩顿森的手问，按照机场规定，他是不能进到这里拉客的。
摩顿森不禁笑了起来。
“德兰修女刚过世，我想去吊唁，你能带我去吗？”
“没问题。 ”司机帮摩顿森拿行李，还一边摇头晃脑。
他们爬进黑黄相间的印度国产汽车后，司机开始疯狂地抽烟，摩顿森只能尽量躲着，整张脸几乎贴在车窗上，因此也更清楚地看到了加尔各答恐怖的交通状况。经过一处花市时，摩顿森给了司机大约相当于十美元的卢比纸钞，请他帮忙买一束合适的花。
“他把我留在车上汗流浃背等了半个小时才回来，手上抱着一束巨大的花束，又有康乃馨，又有玫瑰。”摩顿森说，“大得后座差点儿都塞不下。 ”
黄昏时分，在仁爱传教修女会的总院，几百名追悼者手中拿着蜡烛安静地挤在门前，在人行道上摆放献花和献香。
司机下了车，用力拍着会院的铁门。“这位先生老远从美国来，要向德兰修女致敬 ！”他用孟加拉语大声喊道，“开门 ！”
年迈的门房站了起来，回来时带了一位穿着修女服的年轻修女。她打量着眼前这位风尘仆仆的旅行者，还有他手里那束大得吓人的花，过了好一会儿才招手让摩顿森进去。进了会院，穿过阴暗的回廊，远处传来祷告的回声，修女带着摩顿森来到一间盥洗室。
“你先清理一下吧。 ”她用带着斯拉夫口音的英语说。
在一间满是摇曳烛光的房间中央，德兰修女躺在简单的护栏里。摩顿森轻轻把旁边的花束移开了一点，好给那束巨大的花挪出位置，然后坐到靠墙的一张椅子上。年轻的修女转身离去，留下他一个人和德兰修女在那里。
“我坐在角落里，完全不知道该怎么办。 ”摩顿森说，“从我孩童时起，她就是我的英雄。 ”
德兰修女原名艾格莉斯·龚莎·包雅舒，出生在科索沃一个阿尔巴尼亚天主教家庭，父亲是个成功的承包商。从 12岁开始，德兰修女就受感召为穷人服务，同时开始接受传教训练。 18岁时，她加入了爱尔兰的洛雷托女修会，因为女修会致力于为女孩子提供教育。之后的 20年里，德兰修女在加尔各答的圣玛莉罗雷托修会中学教书，最后成为校长。
但在 1946年，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