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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在 1946年，她说上帝召唤了她，要她为“穷人中最穷的人”服务。 1948年，教宗庇护十二世颁给她以自由修女身份行善的特许状后，她为加尔各答流浪街头的孩子们建了一所露天学校。 1950年，德兰修女获得梵蒂冈的许可，成立了自已的修女会——仁爱传教修女会。德兰修女说，她们的工作是要照顾“饥饿者，赤贫者，无家可归者，残疾者，麻风病患者，所有被整个社会遗弃、无人关爱的人，以及成为社会负担、人人闪避的人”。
同样关心弱势群体的摩顿森，对德兰修女决心
为被世界遗弃的人服务相当感佩。少年住在非洲摩西时，他就知道德兰修女在印度以外地区的第一项计划，位于坦桑尼亚首都达累斯萨拉姆的“垂死者之家”。德兰修女于 1979年获得诺贝尔和平奖，她的名声更有助于推动仁爱传教修女会在全世界孤儿院、收容所和学校进行的慈善工作。
德兰修女去世前几年里，摩顿森曾听说过一些人对她的批评，因为她会接受不当来源的捐款：毒贩、企业罪犯、腐败政客，许多人想通过捐款换取灵魂的救赎。摩顿森自己也在为巴基斯坦孩子辛苦募款，完全能理解德兰修女那句著名的反驳之词：“我不管那些钱是从哪里来的，在为神做事时，它们都被净化了。 ”
“我坐在角落，看着包在裹尸布里的她。 ”摩顿森说，“穿着修女服的她看起来非常瘦小。我想，为什么这么瘦小的一个人，对提升人性竟有这么大的影响。 ”
房里陆续进来一些修女，她们跪下后触摸德兰修女的脚，包在她脚上的棉布已经因为几百双手的
触摸而褪色。摩顿森觉得去摸她的脚不太好，于是就跪在冰冷的地砖上，把他的大手盖在她手上。
带他进来的那位修女回到房内，发现他跪在地上，便对他点了一下头，仿佛在问“好了吗 ？”摩顿森跟着她走回阴暗回廊，重新扎进加尔各答的闷热和喧嚣中。
原本蹲在地上抽烟的出租车司机，看见他的客人出来，立刻跳了起来。
“怎么样 ？成功吗 ？成功吗？”他领着摩顿森穿过一条挤满人力车的街道，走回出租车。“现在，”他说，“你要不要享受一下按摩 ？”
回到美国后，在 2000年冬天，摩顿森偶尔还会回想起跟德兰修女在一起的短暂时光。摩顿森惊觉，她从未像他一样长途旅行，暂时离开那些悲惨受苦的人，等自己好好休息后再重新出发为那些人奋斗吧。那年冬天，摩顿森觉得身心俱疲。先前在思尔山滑坠造成的肩伤 （也就是克莉丝塔过世那天发生的意外）一直没有复原，他试过瑜伽和针灸，都没什么效果，有时候疼痛难忍，他就会服用超剂量的止痛片，把痛楚强行压下去，好让自己专心工作。
另一方面，对自已渐渐成为公众人物这个令人不舒服的事实，他也同样处理得不甚成功。那些从四面八方涌来的各色人等，每个人都想从他身上得到些什么，而他的处理方式就是躲进地下室，逃避每天响个不停的电话，以及几百几千封的电子邮件。
许多登山者跟他联络，希望他能帮忙安排到巴基斯坦的登山远征队，当他表示无法提供协助时，他们就很不高兴甚至恼怒。新闻记者和电影工作者不断打电话来，希望摩顿森下趟旅行能带他们一起去，好借助摩顿森过去七年来建立的关系，抢先竞争对手一步深入巴基斯坦。医生、冰川学家、地震学家、人类学家、野生动物学家写来了一封封冗长的信，用一般人看不懂的专业用语，询问与巴基斯坦有关的各种学术问题。
塔拉把她的一位心理医师同行介绍给丈夫，让他在家时定期进行心理咨询，谈谈为什么不在巴基斯坦的时候他总想躲起来。治疗师也针对摩顿森日渐增加的愤怒（针对那些想占据他更多时间的人 ），提供了一些建议，教他如何调整情绪。
岳母丽拉·毕夏的家渐渐成为他的第二个避风港，特别是她的地下室。摩顿森会花上好几个小时待在那里，阅读贝瑞·毕夏的登山藏书。
直到准备吃晚餐时，摩顿森才舍得放下书。丽拉·毕夏对摩顿森的看法和塔拉一样：“我必须承认塔拉说的对，他是个完美丈夫。 ”她和女儿对摩顿森下了同样的结论：这位住在两条街外、个性温和的高大男人，是属于另一个世界的人。“有个下雪的晚上，我们正在烤肉，我要葛瑞格到外头去把鲑鱼翻个个儿。”丽拉说，“过了一会儿，隔着玻璃门我看见他赤脚站在雪地上用雪铲翻鱼，好像那是再正常不过的事儿。然后我想，这对他来说的确很正常，那时我才真正了解他和我们不一样，他就是他自己。 ”
那个冬天里，摩顿森在自家地下室拼命阅读阿富汗北部正在发生的灾难的细节。超过一万名阿富汗人（大部分是妇女和小孩 ）为了躲避逼近的塔利班军队，往北逃到塔吉克斯坦边界，直到无处可逃为止。难民们在阿姆河的沙洲上用双手挖出临时的泥土屋，最后慢慢饿死——绝望之际，他们甚至吞食
河岸上的杂草维生。
难民纷纷病倒死去之际，塔利班士兵却把射杀他们当做运动取乐，对着惊恐不已的难民们发射火箭弹。他们抱着木头划水过河，企图逃到塔吉克斯坦去。
“自从开始在巴基斯坦工作后，我就睡得不多。 ”摩顿森说，“但是那年冬天，我完全没法儿睡觉，整夜醒着在地下室走来走去，拼命构想帮助他们的计划。 ”
摩顿森写了一封又一封的信给报纸记者和国会议员，希望能唤起人们的愤慨不平。
“但没有人关心。白宫、国会，全部保持沉默。我甚至突发奇想，自己拿着 AK—47步枪，找费瑟·贝格然后召集几个人，跨过边界到阿富汗去帮助难民。 ”
“最后我失败了，我没办法让任何人在乎那些人。塔拉说，在那段时间，我对她来说也是个噩梦。我当时满脑子都是那些永远没机会长大的孩子。河两岸都是拿枪的人，冻坏的他们不是喝了河水腹泻而死，就是活活饿死。我当时的确是有点疯了，神
奇的是，塔拉竟然整个冬天都能忍受我。 ”
直到 2000年 7月 24日，摩顿森的心情才稍微好转。那一天，他跪在厨房地板上，舀着温水冲洗塔拉的背部，给她按摩肩膀上紧绷的肌肉，不过塔拉的心思却完全不在他的手劲儿上，临产的阵痛已经让她没力气注意其他事情了。助产士维琪．凯恩建议塔拉生第二胎时采用水中生产法，但他们家的澡盆不够大，维琪特地把她家的超大浅蓝色马槽带来，放在摩顿森家的水龙头和餐桌之间，然后装满温水。
他和塔拉给刚出世的儿子取名开伯尔·毕夏·摩顿森。三年前在科尔飞学校落成典礼前，摩顿森曾带着妻子和一岁大的女儿去看开伯尔山口。那一年他们寄给亲友的圣诞贺卡，就是用在山口拍的照片制作的，两人穿着当地的传统服装，手上除了抱着阿蜜拉，还拿着驻军借给他们的两把 B_K一 47步枪，贺卡上写着“世界和平”。
浮在马槽中的儿子被捞出来，正式进入世界两个小时之后，摩顿森终于感受到了几个月来难得的
快乐，单单把手放在儿子头上，他就能感到满足的电流涌向自己。在女儿的幼儿园上“秀宝贝、讲故事”课时，摩顿森把儿子用毛毯包起来，带到她的教室，让阿蜜拉跟班上同学介绍她的小弟弟。
小开伯尔被父亲像抱橄榄球一样捧着，阿蜜拉兴奋地向全班介绍弟弟神奇的小小手指和脚指头。“他这么小，又皱皱的。 ”一个扎着辫子的金发女孩儿说，
“这么小的婴儿会长得和我们一样大吗 ？”“印沙安拉（如果安拉愿意 ）。”摩顿森说。“什么？”“我希望如此，亲爱的。”摩顿森告诉她，“我
当然希望。 ”
十九一个叫纽约的村子
学习算术和诗歌的时间已经结束了。现在，我的兄弟们，该学着使用 AK—47步枪和火箭炮了。——科尔飞学校院墙上宗教极端分子的宣传语
“那是什么？”摩顿森问。“一所宗教学校，葛瑞格先生。”阿波回答。摩顿森请侯赛因把车子停下来，让他仔细看看
那栋新建筑。他把身子探出吉普车，半个身子趴在车顶上。没事儿做的侯赛因点了根烟，漫不经心地把烟灰弹到双脚间，落在了装炸药的木箱上面。
摩顿森很欣赏侯赛因的开车技术，即使在巴基斯坦路况最糟的地方，他也能把车开得很稳，几千公里的山路上从来没发生过一次意外。这也是摩顿
森不太想责怪他的原因，但是把烟灰弹到炸药上可能酿成大祸，容不得忽视。摩顿森决定等他们一回到斯卡都，就用塑料布把炸药包起来。
他咕哝了一声，把身子完全伸直，开始仔细研究古拉波尔镇上这栋全新的建筑物。阔大的宅院有几百米长，占据了整个希格尔河谷西侧，四周环绕着七米高的围墙，行人根本看不见里面。
“这是新盖的。”阿波说，“宗教极端分子建的
宗教学校。 ”“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大的地方 ？”“这些宗教学校就像。。”阿波试着找个合适
的英文单词形容，最后决定发出一阵嗡嗡叫的声音。“蜜蜂？”摩顿森问。“对，就像蜂窝，这些学校里面学生很多。 ”摩顿森爬回车里，坐在炸药后头。在斯卡都东边一百二十公里的地方，摩顿森注
意到一个名叫于古的贫穷村庄的外围，多了两座漂亮的大学校，矗立在农田之间。“那里的人怎么会有钱盖这么大的学校 ？”
“那也是那些人盖的。”阿波说。
二十分钟过后，摩顿森看到另一个贫穷的村庄克什尔德也和于古村一样，建起了一座全新的学校。
“这里也是他们盖的 ？”
“是的，葛瑞格。 ”阿波嘴里塞满了哥本哈根烟草，“到处都是。 ”
9月 9日，摩顿森坐在绿色吉普车后座上，正往巴基斯坦最北端的查普森河谷前进，坐在副驾驶座上的乔治·麦克考恩不断赞叹着亨札河谷的壮丽风景。
“我们从中国的红其拉甫山口过来。 ”麦克考恩说，“那简直是地球上最美的旅程，车子还没开到巴基斯坦高山峻岭的时候，成群的骆驼在荒野问漫游着。 ”
他们准备前往祖德卡恩村，也就是摩顿森随身保镖费瑟·贝格的家乡，为中亚协会刚完成的三项工程举办落成典礼，包括给水工程、水力发电厂和卫生所。麦克考恩捐了八万美元赞助这三项工程，现在他要去看看自己的捐款为当地村民生活带来的
变化。麦克考恩的儿子唐和儿媳苏珊也随行，坐在后面一辆吉普车里。
一行人在苏斯特过夜。摩顿森打开新购置的卫星电话，跟在伊斯兰堡的朋友巴希尔准将联络，确保两天后直升机会到祖德卡恩村接他们。
第二天，一行车队继续在查普森河谷爬行，兴都库什山脉红褐色的山脊在冷冽的空气中显得分外清晰。吉普车时速二十公里，在泥巴路上挣扎前进，两旁海拔七千米的群峰仿佛巨鲨的利齿，吞咬着破碎的冰川。
祖德卡恩村，巴基斯坦境内最偏远的村落，终于出现在河谷尽头。暗褐色的泥砖房舍和灰褐色的深谷几乎融为一体，直到快走进村里，他们一行人才发觉原来已经到达目的地。村里的马球场上，摩顿森的保镖费瑟·贝格骄傲地站在村民中间，欢迎客人们的到来。贝格穿着瓦希族的传统服装：棕色的粗羊毛背心，软羊毛帽“司基得”，配上长统马靴。他还戴着摩顿森送给他的深色航空眼镜，高大的身躯站得直挺挺的。
乔治·麦克考恩个子也算不小，但贝格紧紧拥抱他时，毫不费力地就把他抱离了地面。
“贝格真是难得的好人。”麦克考恩说，“自从上回的乔戈里峰之旅后，我们一直保持着联络。他把我和我那不中用的膝盖带下了巴托罗冰川，还救了我女儿爱咪一命——她那时候生病，贝格几乎是一路把她背下山。回到村子里，他骄傲地带我们到处走访，还安排了盛大的欢迎活动。 ”
一群吹着号角、打着鼓的乐师一路随客人前行，后面跟着前来接待的三百名村民。摩顿森被村民们当成了家人。男人们热烈地拥抱他，瓦希族的女人们则用“达司巴”表示欢迎——把手掌轻轻放在客人脸颊上，然后再亲吻自己的手背。
贝格领着摩顿森和麦克考恩参观新建的工程。最近铺设完工的水管管线，能将河谷北边的高山溪水引下来，储存在村里一口很深的涵洞内。一旁安装着一台小型发电机，它足以让村里几十户人家新装的电灯每天亮上几个小时。
摩顿森在新建的卫生所流连不去。祖德卡恩村
的第一位卫生员阿姿札·侯赛因刚完成培训课程，回到村里负责卫生所的工作。在中亚协会的赞助和安排下，阿姿札·侯赛因到一百五十公里外的“古尔密医疗诊所”接受了六个月的医护培训，中亚协会还帮她家加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