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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音 727在一万米高空平稳飞行，飞行员们走马灯一般轮换着，每十分钟就有一位飞行员起身，让另一位接手。阿富汗阿里安娜航空公司的八位飞行员列队坐在机舱前排，在轮到他们开飞机之前耐心地喝茶抽烟。阿里安娜航空公司原本有八架波音
飞机，其中七架已被导弹和迫击炮击毁，这趟从迪拜到喀布尔的航程虽说只有两小时四十五分钟，却是唯一能给飞行员们增加一点宝贵飞行时间的机会。
摩顿森的位子在机舱正中间，自打飞机离开迪拜，每两分钟就有一位不同的空姐跑过来，给他的塑料杯续满可乐。他把鼻子贴在磨损的窗户上，仔细研究着下方这个经常进入他梦境的国家——阿富汗。
飞机由南往北飞往喀布尔。当值飞行员从广播里宣布他们正经过坎大哈上空，摩顿森坐直了身，让坏掉的椅背竖直，想仔细看看前塔利班政权的老巢。但隔着一万米的高差，他只能看到一条公路横亘于棕色山麓间的广阔平原上，还有几个像是建筑物的影子。也许，这就是美国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说阿富汗缺乏适合的攻击对象的原因。
但美国的导弹，无论是智能型还是笨蛋型，已经像狂雨一样落在这片焦土上。摩顿森在地下室的电脑上浏览过一些照片——美国士兵攻占了塔利班最高领导人奥马尔位于坎大哈的家，他们坐在他那
张华丽的巴伐利亚风格大床上，展示他们从床底下找到的钢制柜子，里面装满了一叠叠的百元美钞。
一开始摩顿森也赞成攻打阿富汗，但他很快读到了民众死伤不断增加的报道，加上从电话中听到阿富汗难民营无辜儿童的死亡数字，他的态度开始转变。中亚协会在难民营的工作人员告诉他，由于美军集束炸弹的黄色荚舱和美国人道主义飞机投掷的黄色食品罐很像，孩子们经常误以为是食品罐而在捡拾时被炸死。
“为什么五角大楼的官员能给我们基地组织、塔利班成员的具体死亡人数，却对民众伤亡情况一问三不知？”摩顿森在 2001年 12月 8日写了封信给《华盛顿邮报》。“更让人害怕的是，在拉姆斯菲尔德主持的记者招待会上，媒体们连这个问题都不肯问。 ”
每天凌晨两点，摩顿森就会醒过来，一动不动地躺在塔拉身边，努力把无辜死伤民众的影像从脑子里抹去，试着让自己再回到睡梦中。但黑暗中，孩子们的脸庞渐渐清晰，逼他不得不起床到地下室，
打电话到巴基斯坦了解最新情况。通过巴基斯坦军中的朋友，他得知毛拉·扎耶夫，那位曾跟他在万豪酒店喝过茶的塔利班大使已被美军逮捕，戴上头套、手铐，送进了古巴猪猡湾的境外监狱。
“那年冬天，每次拆信就好像玩俄罗斯轮盘赌。 ”摩顿森说，“几封鼓励的信和一些捐款之后，接下来的信必定会说上帝一定会让帮助穆斯林的我死得很痛苦。 ”摩顿森采取了一些保护家人的措施，并重新申请了不对外公开的电话号码。邮差知道了这些威胁信件后，开始把没写寄信人地址的信过滤出来交给联邦调查局，因为当时大家都担心炭疽邮包。
给予摩顿森最大鼓励的信，来自西雅图的年长慈善家佩慈·柯林斯，她多年来经常给中亚协会捐款。来信中写道：
“我还记得二次大战时同样的愚行。那时候我们也仇恨所有日本人，没有任何正当理由就把他们关起来。这些可怕的仇恨信件更应该激励你站起来，告诉美国人你所认识的穆斯林。你代表的正是美国人的善良和勇气。起来，不要害怕，去传播你的和平讯息，这是最好的机会。 ”
虽然心系远在半个地球外的世界，摩顿森还是按柯林斯的建议，安排各种演讲，举办能够聚集民众的各项活动。从十二月到一月，他克服面对广大群众时的紧张，在西雅图“极致体验”旗舰店、明尼阿波利斯的赞助活动上、蒙大拿的全州图书馆员会议上，还有曼哈顿的“探险家俱乐部”进行演讲。
但到场人数并不多。在波兹曼南部“大天空滑雪区”的私人俱乐部里，摩顿森走进狭小的地下室，尽管壁炉旁摆满了椅子，却只有六个人等着听他演讲。
摩顿森注意到有位三十多岁的美丽女子蜷在扶椅上，格外专心地聆听他的演说。演讲结束后，摩顿森正在卷投影屏，女子走上前来自我介绍。“我叫玛丽·波诺，确切地说是国会众议员玛丽·波诺，我代表棕榈泉的共和党党员。你这一个小时的演讲让我学到的东西，比我在国会山庄听过的所有简报加起来还多。我们安排你到那里去演讲。 ”波诺把她的名片递给摩顿森，请他在国会新会期开始后打电话给她，到时候可以安排他到华盛顿进行演讲。
又换了一位飞行员，波音 727开始朝一片高山环绕的沙尘盆地俯冲，那里就是喀布尔机场。紧张的空姐们开始祷告，祈求安拉让她们平安降落。飞机在洛革山附近转弯，摩顿森清楚地看见被烧黑的老式苏制坦克外壳——不是掩藏在山洞洞口附近，就是散落在路旁。对现代的激光制导武器而言，要锁定这些坦克进行攻击实在太容易了。
几个月来，摩顿森一直在关注此地的动态。凯西·甘农跟他在万豪酒店见过面后，又勇敢地回到阿富汗首都进行采访。从她的电子邮件中，摩顿森得知北方联盟的坦克正往南挺进，美国轰炸机集中轰炸喀布尔最繁华的地段“宾客街”，而胆怯的塔利班则开始撤退。他还从凯西的信中得知， 2001年 11月 13日，当禁止音乐的塔利班政权终于瓦解，喀布尔民众纷纷走上街跳舞，拿出藏匿已久的收音机和卡带大声播放音乐。
现在已经是 2002年 2月中旬。虽然在远处的怀特山脉仍有激烈冲突，但摩顿森也从飞机上看到美军地面部队正在清理部分地区的抵抗力量，他认为
在北方联盟和美军盟友控制下的喀布尔应该足够安全，打算前往一看。
走往航站楼的路上，摩顿森看见一组扫雷人员，坐在装甲推土机里清理机场跑道边缘地区，他不由得质疑自己此行是否明智。几架被炸毁的飞机残骸仍留在原地，漆黑的尾翼宛如警告的旗帜；躺在坑坑洞洞跑道上已经烧焦的机身，像是解体的巨大鲸鱼骨架。
机场航站楼旁，一辆烧得焦黑的车整个儿翻了过来，看底盘应该是辆大众甲壳虫。车子在强劲的风中轻轻晃动，引擎和座舱被拆得一千二净。
没有灯光的入境厅里，只有一位海关人员坐在桌前，凭屋顶破洞透下来的光检查摩顿森的护照。满意之后，他懒洋洋地盖了章，挥手示意摩顿森通过。
每次抵达巴基斯坦时都会有人接机，摩顿森早已习惯了。每当他走出伊斯兰堡机场，映入眼帘的总是苏利曼笑嘻嘻的脸。在斯卡都，费瑟·贝格还直接进到停机坪上，因此摩顿森一踏上地面，贝格
就能执行保护勤务。但此刻在喀布尔机场外，他发现自己孑然一身，周围是一群急着拉客的出租车司机。他选了最不积极抢生意的一位司机，把背包塞进后备箱，跟着司机钻进了车。
和大部分喀布尔居民一样，战争也造成了阿布杜拉·拉赫曼身体上的残疾：有一天他开车时，路肩一颗地雷刚好爆炸，导致他严重灼伤——眼睑没了，右半边脸完全拉平紧绷，双手严重烧伤，连方向盘都握不紧。尽管如此，凭熟练的驾驶技巧他还是能应付喀布尔混乱的路况。
另一方面，阿布杜拉也和大部分喀布尔居民一样，得身兼数职才能养活家人。除了开出租车，他还在喀布尔的军医图书馆兼差，薪水是一个月一块两角美金。他负责看守三个上锁柜子里发霉的精装书——在除了《古兰经》什么书都烧光的前塔利班政权统治下，这些书能保留下来十分难得。阿布杜拉把摩顿森载到他未来一个星期的家——弹痕累累的“喀布尔和平宾馆”。
在没电没自来水的小房间里，摩顿森隔着窗棂
往外看，看“巴格一耶一巴拉”街旁成排的受损房舍，以及瘸着腿走在街上的受伤民众。摩顿森想拟出个行动计划，但这就像要看清街上穿着深蓝“布卡”，把自己从头到脚包起来的妇女一样——实在太难了。
抵达阿富汗之前，摩顿森有个大致的想法：租辆车直接到北边去找当初请他帮忙的那些骑马人。但很明显，连喀布尔都还不太安全，此时盲目跑到乡间无疑是找死。半夜，他在没有暖气的房间里冻得发抖，还经常听到自动武器的交战声。塔利班残余势力从山区射向城市的火箭弹的爆炸声，回响在喀布尔各地。
阿布杜拉把摩顿森介绍给他的朋友哈什玛图拉，那是一位英俊的年轻人。哈什 （他要朋友这样叫他 ）曾经是塔利班士兵，后来因伤得以退役。
“就像很多塔利班的士兵一样，哈什只是理论上支持圣战而已。”摩顿森解释说，“他是个聪明的孩子，希望自己成为电信公司的技术人员，而不是塔利班士兵。问题是他没有机会。从宗教学校毕业
时，塔利班给他三百元美金要他加入队伍，他把钱寄给在霍斯特的母亲，然后去报到，接受军事训练。 ”
北方联盟的火箭弹击中了哈什驻守的战壕，他因此受了伤，退役下来。四个月后，哈什背上的伤口仍然会渗出脓水，呼吸稍微一急促，受损的肺部就会发出哮鸣声。但令他欣喜若狂的是，再也不用遵守塔利班严格的规定，于是他把胡子剃干净了。在摩顿森帮他处理伤口，进行完整的抗生素治疗后，哈什就把这个他见过的唯一的美国人当成了朋友。
喀布尔所有的学校，几乎都和这座城市一样，在战争中严重受损。政府方面正式宣布将在晚春重新开放学校。摩顿森告诉哈什和阿布杜拉，他想看看喀布尔的学校，于是一行人坐上阿布杜拉的黄色丰田车去找学校。结果他们发现，喀布尔一百五十九所学校中只有两成勉强还能让学生上课。换言之，要想收容城市里的三十万名学生，学校得开很多班级，早晚都开课，并且利用户外场地，否则就只好在几乎变成瓦砾堆的危房里上课。
杜尔哈尼高中就是典型的例子。穿着灰蓝色“布
卡”的校长乌兹拉·费札德告诉摩顿森，一旦重新开放，这栋建于苏联时代、严重损毁的校舍就得设法收容四千五百名学生，九十名老师必须每天三班制轮班教学。禁止女性受教育的塔利班政权被推翻后，许多先前躲起来的女孩子现在都会出来上学，所以入学人数还会增加。
“乌兹拉的话震撼人心。”摩顿森说，“我眼前站着的是一位坚强、骄傲的女性，试图完成不可能的任务。她的学校围墙全成了碎石堆，屋顶也掉下来了，但她还是每天到学校工作，努力让学校恢复正常，因为她相信教育是解决阿富汗问题的唯一方法。 ”
摩顿森想去喀布尔市政府为中亚协会办理登记手续，以便盖学校时申请各种正式许可。但这座城市不仅电力和电话系统失灵。一政府的行政系统也严重损坏。
“阿布杜拉带着我从一个部门跑到另一个部门，政府机关里都没人。所以我决定直接回巴基斯坦收集建材，然后立即着手支援。 ”
摩顿森在喀布尔待了一个星期，搭乘红十字会的专机飞回白沙瓦，前往桑夏图难民营，察看老师们是否都领到了中亚协会发的薪水。摩顿森心想，到过阿富汗之后，巴基斯坦的问题就显得容易多了。从桑夏图难民营到边境时，他停下车想给坐在路边几袋马铃薯上的小孩儿照相。透过相机取景窗，他发现孩子们脸上都带着他在喀布尔常见到的恐惧。摩顿森放下相机，上前用帕施图语问他们有没有什么需要。
最大的孩子叫阿哈玛，大约十三岁，看到有同情他们的大人，明显松了口气。阿哈玛说，就在一个星期前，他父亲从白沙瓦买了一车马铃薯，准备带回贾拉拉巴德附近的小村庄去卖，结果和其他十五个人一起，被美国飞机扔下来的导弹炸死了。
阿哈玛带着两个弟弟回到白沙瓦，又买了一车马铃薯准备回家乡去卖。一个认识他父亲的摊贩可怜他们，给了他们折扣，还安排他们搭车回村里，他母亲和妹妹都还在那里为父亲守孝。
阿哈玛谈到父亲的死时神情茫然，没有什么情
绪反应。摩顿森认为，这孩子受到了严重的心理创伤。
摩顿森也以自己的方式经历了创伤。苏利曼把他从白沙瓦机场接到“甜蜜之家”后，他连续失眠了三个晚上，不停回想在阿富汗看到的情形。看到喀布尔和难民营的悲惨境况后，他期待着尽快回到斯卡都。但愿它还是熟悉的老样子。但当他打电话给帕尔维，询问当地学校的最新状况时，却发现事实和他期望的全然不同。
帕尔维说，北部最有权势的毛拉之一阿嘎·穆巴拉克手下的恶棍，几天前破坏了中亚协会最新的学校计划——一所男女同校的学校。一开始他们想把学校烧掉，但由于木头屋梁和窗框都还没安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