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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汲黯治理东海
汲黯(死于公元前112年)濮阳人,汉武帝时推行黄老政治的一个人物。司马迁记载:“黯学黄老之言,治官理民,好清静,择丞史而任之,责大指而已,不苛小。”当汲黯任东海太守的时候,用这种办法治理东海。据说,只用了一年多时间,东海就大治了。
汲黯的这种黄老政治合乎法家的一个原则。这个原则就是“上无为而下有为”。汲黯责成他的属吏,叫他们办事,这就是“下有为”,在叫他们办事的时候,要给他们一定的自由。汲黯“责大指,不苛小”,说的就是这个意思。他并不亲自办事,这就是“上无为”。汲黯的身体不好,经常害病。但他能够责成他的属吏替他办事,这是法家的原则。要想达到上无为而下有为的原则,“上”必须“清静”。所谓清静有两方面的意思。一方面,这个“上”必须寡欲,这就是黄老之学所说的“虚一而静”;必须“虚一而静”才可以对下属的成绩作正确的判断,行公正的赏罚。另一方面,这个“上”心中必须寡欲,才可以不乱出主意,不瞎指挥。汲黯批语汉武帝说:“陛下内多欲而外施仁义,奈何欲效唐虞之治乎?”“内多欲”,就是说他不能寡欲,“外施仁义”,就是说他不能无为。照黄老之学看起来,“施仁义”也是有为。
第三部分:中国的“上帝”
中国古代也有自己的“上帝”,他是古人尊奉的至上神,又称天。据可靠资料记载,秦代祭祀的上帝有四位,即黄帝、炎帝、青帝、白帝。汉朝开国皇帝刘邦又加上黑帝,使上帝的数目符合儒经中说的五帝。这五位上帝,原来都是上古时代的著名君主。汉武帝把儒学定为国家的指导思想之后,认为太一神是至上神,五帝仅仅是太一神的辅佐。西汉末年,王莽根据儒经《尚书》,把上帝定名为“皇天上帝太一”,并且认为五帝不是人间的君主,而是五种灵。东汉继承王莽的祭祀礼仪,称上帝为“皇天上帝”,去掉了“太一”的名称。三国时代,由于国家分裂,三个国家的上帝名称也不一样,但根据都在儒经。晋代,国家根据儒经《周官》,将上帝定名为“昊天上帝”。
从东汉末年开始,关于上帝共有几位,儒者们展开了争论。著名儒者郑玄认为,皇天上帝太一加上五帝。郑玄的意见称为“六天说”。后来的著名儒者王肃认为,上帝只有一位,五帝只是各自主管一个方面的帝,不能称为上帝。经过长期争论,王肃的说法获得了胜利。
随着上帝观念的变化,五帝观念也发生了变化。首先是不再承认天上的五帝是人间的五位君主,而把人间的五位君主称为“五人帝”,不再作为上帝加以祭祀;后来则进一步把天上的五帝说成是主管某一方面的上帝,不得称为“天”,只有昊天上帝才可以称为天。
唐代儒者们修订礼仪,依据毛氏对《诗经》的解释:“元气广大则称昊天”,认为那浩天的元气就是上帝的形体,而祭天的神坛建为圆形,也被认为是和天的形象有关。称为上帝,则是因为它是世界的主宰,能够赏善罚恶。畏惧天命,是儒者遵守的基本思想原则。
第三部分:天子的由来
天子就是上帝之子。由于上帝也称天,所以称为天子。
一般认为,天子的称号开始于周代。儒经《尚书》中说,上帝改变了他对自己的长子、大国商国君主的任命。因此,天子的含义,乃是天的长子或嗣子,即后世所说的太子、今日君主制国家的王储。因此,原则上说,许多人都是上帝之子,都有做天子的资格,只要有德行。儒学把《尚书》作为自己的经,也就对《尚书》的说法坚信不移。中国历史上想做皇帝(天子)的人人数众多,儒经为他们提供了理论根据。
汉代司马迁作《史记》,说从尧舜开始,夏代、商代、周代、秦代的君主,都是黄帝的后裔。因此,这些君主都是名副其实的、血统意义上的上帝之子,因而他们经过世代的积累德行,做了天子,是非常合理的。但是汉代开国皇帝刘邦,出身平民,他的父亲都没有名字,就更加找不到他以前的世系。所以司马迁对于他能够做天子非常不理解,猜想他大概是天派遣的大圣人,不然的话,不会在几年的时间里就取得政权,做了天子。汉代儒者为了找到刘邦的上帝血统,经历了近200年的努力。最后,儒者贾逵在《左传》中找到,尧的后代中有一个叫刘累的,曾经做过夏代的臣子。刘邦,就是刘累的后代。这样,刘邦就可以通过尧,上溯到黄帝,被认为是具有上帝血统的人。刘邦之后,王莽、曹丕做皇帝,也都要把自己的血统上溯到舜,再上溯到黄帝,以证明自己做天子的合理性。
然而要证明自己有上帝的血统是个非常困难的事,而且越到后来,就越困难。由于上帝观念的变化,黄帝等也不再被承认是上帝,而只承认他们是人帝,即使能够找到黄帝的血统也失去了意义,这时候,出来了感生帝说。
感生帝说是汉代儒学的重要内容之一,对后世也造成了重要的影响。感生帝说的要点是,皇帝的祖先,都是感受了天上五帝之一的精气而降生的。精气就是灵魂,也就是说,皇帝的祖先,都是得到了某位上帝赋予的灵魂而降生的,所以他是天之子。从南北朝后期开始,国家正式把感生帝列为祭祀对象,至于五帝中哪一位是当朝皇帝的感生帝,则由儒者根据五行理论加以推算。
宋代张载又改进了关于天子的学说。他认为,天地降生了人,因而它是我们大家的父母。但是,皇帝是我们父母的宗子,即嗣子,大臣等都是宗子的管家。所有的人都是我们的同胞,所有的物都是我们的朋友。这样,不需要感生帝说,天子也有了合法的地位。几百年后,明朝在改革祭祀制度的时候,取消了五帝祭祀,也不再祭祀感生帝,因为关于天子又有了新的说法。
第三部分:焚书坑儒
这是中国历史上迫害儒者和儒学的重大事件。
孔子的时候,他的主张就得不到诸侯的采纳。孔子以后,孟子、荀子的主张也得不到诸侯的采纳。孟子描写他当时的情形是,天下人的言论,不是赞成扬朱,就是赞成墨子。虽然有不少儒者在以各种形式为当时的政权服务,但是儒学的主张得不到诸侯的支持。秦朝统一中国后,也面临着一个如何统治的问题,或者说用什么思想进行统治的问题。这样的争论在一个突然的时机爆发了。
公元前213年,秦始皇在皇宫中大摆宴席,担任博士(皇帝顾问)的儒生们向皇帝祝酒。这时,一个军事长官周青臣颂扬道,过去秦国的土地不过千里,由于皇帝的英明,现在只要是日月能够照到的地方,就都是我们的领土。原来的诸侯国成了郡县,百姓人人安乐,千秋万代,再不受战争之苦。从古以来,都没有哪位皇帝有这样伟大的功德。秦始皇听了,非常高兴。
这时,一位博士名淳于越的上前反驳道,我听说商朝和周朝的统治都延续了上千年,是因为他们分封了子弟和功臣,作为中央政权的枝叶和辅佐。现在我们却实行郡县,子弟们都和平民差不多。假如有人要篡夺中央政权,如何互相救援。统治一个国家而不效法古人,这样的统治就不会长久。可是周青臣却当面阿谀奉承,这是要加重皇帝您的过错,不是忠臣的行为。
秦始皇把他们的意见交给臣子们讨论。丞相李斯认为,从古以来,历代的政策都不相同,但都能把国家治好。不是他们要故意相反,而是情况发生了变化。现在皇帝创立了这么大的功业,愚蠢的儒生们是不能理解的。淳于越讲的是古代的情况,怎可作为今天的榜样!过去诸侯们互相战争,都用丰厚的礼物招聘到处奔走、谋求做官的学者。现在天下统一了,百姓们应当人人把农业生产作为主要事业,士人们应当好好学习国家的法令。但这些儒生们却要学习古代的东西,诽谤今天的政策,迷惑百姓。我认为,战争期间各种言论可以自由发表的状况不能再继续下去,这样会使人根据自己的学说来反对国家的统一号令,他们互相吹捧,到处发表诽谤言论,如果不加禁止,就会削弱皇帝的权威。这种情况,我认为应该严厉禁止。因此建议,第一,焚毁民间的《诗经》、《尚书》及学者们的专著,国家收藏的保留;第二,保留医药、占卜和种树之类的书籍;第三,有愿意学习法令的,向官吏学习。
这次焚书执行得相当严厉,沉重打击了儒学在民间的传播。
经过这次焚毁,儒学的书籍虽然在民间几乎绝迹,但国家还保留着。然而秦朝末年,项羽带兵推翻了秦朝的统治,并且焚毁了秦朝的宫殿,这一次,国家的藏书也遭到了重大损失,终使许多儒学书籍失传。
第三部分:九方皋相马
有一次,秦穆公请伯乐推荐相马的人才,伯乐极力推荐九方皋,说他的相马水平不在自己之下。九方皋拜见秦穆公后,就开始奉命寻找千里马。过了三个月,九方皋向秦穆公报告说:“千里马已经找到了,在遥远的沙丘地方。”秦穆公问道:“你找到的是一匹什么样的马呢?”九方皋回答:“是一匹黄色的母马。”
秦穆公派使者去取千里马,使者报告说,九方皋相中的是一匹墨色的公马。秦穆公听了很不高兴,马上把伯乐召来,责备他说:“你推荐的九方皋根本不是相马的高手,他连马的颜色和公母都分不清,怎么会找到千里马呢?”伯乐听了感慨地说:“真没想到九方皋相马达到了这样专精的程度。他相马的时候,已经经历了一番去粗取精、由表及里的观察过程,他注意的是千里马应该具备的那些条件,而没有浪费自己的精力去注意马的毛色、公母这样无关紧要的细节。九方皋真正是相马的天才,远远超过了我。”
秦穆公听了伯乐的话,将信将疑,把九方皋相中的马取回来一试,果然是天下无双的千里马。
世界上的事物丰富多样,而每一个事件呈现在我们面前时,又依据不同条件,表现出多种形态。人类观察世界、认识事物没有必要也不可能面面俱到,所应该做的是分清主次,从纷繁复杂的现象中抓住本质。就像相马,所谓千里马指的是在奔跑的速度、耐力上表现突出的马,这才是相马者最应该关心的问题。在相马行为中,最先引起相马者注意的往往是马的毛色、公母这些表面现象,但马的毛色、公母与它是否是千里马并没有多大关系,这里就有一个取舍的问题。九方皋在相马过程中,忽视次要的因素,使自己的精力集中起来,去抓住千里马的根本特征。应该说,九方皋的确是相马的高手,而且是一个善于抓住主要矛盾认识事物的高手。而秦穆公及其使者却不懂这个道理,他们只注重外在形式,一听到马的毛色、公母不对,就责怪九方皋不懂相马。
第三部分:周公和王莽的忠与奸
周公是西周的开国功臣,周武王的弟弟。周武王病危时,周公曾向天祈祷,请求代替周武王去死。事后,史官将周公所写的祈祷书装进了金属匣子里。周武王去世,即委托周公辅助年幼的周成王总理朝政。周公在辅助周成王执政期间,制礼作乐,开疆拓土,建立了不朽的功业。但周公的兄弟管叔、蔡叔却对周公的行为产生怀疑,认为周公有篡夺王位的嫌疑,一些不明真相的人也盲目附和,一时间流言四起,年幼的周成王也对周公产生了怀疑。后来,有一次天降大雨,把王室装档案的金属匣子吹开,露出了以前周公所写的请求代替周武王去死的祈祷书,周成王这才相信周公是忠臣。
王莽是汉元帝皇后的侄子,在当时,他的家世显赫,叔伯、兄弟、子侄中被封为公、侯的有几十个,大多依仗权势,骄奢淫逸。王莽和他的那些亲属大不相同,能够刻苦自励,自己及家人生活十分朴素,却广泛交接贤良,扶危济贫。并且,王莽的官做得越大,行事越谨慎,对待自己的家人管教得也更严,对待有才有德的贤良之士也越谦恭。王莽这些道德行为为他博取了极大的名声。由于得到皇帝及士大夫们的赞赏,王莽的官阶越来越高,从大司马、安汉公一直做到“摄皇帝”,即代理皇帝,这应该说是一个臣子所能达到的空前绝后的礼遇了。但王莽还不满足,最终还是以自己的“新朝”来取代了汉王朝,做了真皇帝。这对于汉家的帝位而言,无疑是灭顶之灾。可是,当王莽谦恭下士的时候,谁会想到他后来的背逆行为呢?
由周公、王莽的忠诚与奸诈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