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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十六个事例充分说明，圣人的“耳闻目见与人无别，遭事睹物与人无异”，“圣人不能先知”，因此不能说他们“神而卓绝”！
第三部分：人性有善有恶
王充从朴素的唯物主义观点出发，比较正确地揭示了人性与教育、与环境的关系，充分地肯定了教育、环境对人的成长、发展的重要作用。
首先，在人性的问题上，王充不同于孟子的“人性善”，也不同于荀子的“人性恶”，更不认同董仲舒的“性三品”说，而是提出人性有善恶之分。
王充认为，由于先天禀气之不同，人的生理素质是有差异的。他说：“实则人性有善有恶，犹人才有高有下也。”也就是说，实际上，人性有善有恶，就像人的才能有高有低一样。又说：“人之善恶，共一元气；气有多少，故性有贤愚。”
由于时代的局限，尤其是受科学发展水平的局限，王充所说的气还谈不上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遗传素质，但却包含着这种意思。不管怎样，王充对人性问题的认识是唯物主义的，是比较科学的。
在承认人性有善恶、人才有高下的基础上，王充首先阐发了教育与人性的关系。他说：“论人之性，定有善有恶。其善者，固自善矣；其恶者，故可教告率勉，使之为善。”意思是说，人性虽然有善恶之分，但是通过教育是可以改变的，这种“性可教而为善”的观点明显具有唯物辩证法的影子。
其次，王充肯定了环境对人性发展的影响。他说：“蓬生麻间，不扶自直；白纱入缁，不练自黑。彼蓬之性不直，纱之质不黑，麻扶缁染，使之直黑。夫人之性犹蓬纱也，在所渐染而善恶变矣。”也就说，环境对人的影响是很大的。
王充把人性与环境的关系做了形象的比喻说明，充分强调环境在人成长发展中的渍染影响作用。
王充在充分肯定了环境、教育对人性的影响作用的同时，提出要通过法律手段，运用政权的力量保障学校教育的实施。他说：“是故，王法不废学校之官，不除狱里之吏，欲令凡众见礼义之教，学校勉其前，法禁防其后，使‘丹朱’之志，亦将要勉。”
在这里，王充还提醒统治者，对百姓，既要通过教育提高其道德水平和文化修养，又要加强法律的约束，只有“学校勉其前，法禁防其后”才能收到治国化民的社会效应，教育虽然能够“反情治性，尽材成德”，但却不是万能的，社会的稳定光靠教育是实现不了的，它必须配合法律的手段，通过政权的力量才能充分地发挥作用，这一认识是非常深刻的，它使王充没有陷入教育万能论中。
第三部分：一步一鬼？
王充首先假定，自有人类以来，不论是寿终正寝，还是中途夭亡，死去的人数以亿万计；而现在活着的人，则远不如死去的人多。这一假定作为他论证的前提，是完全可以成立的。因为活着的只有有限的几代人，而死去的却有无数代，前者有限而后者几乎是无穷，当然死去的也就比活着的多。接着，王充进一步往下推：如果人死为鬼，死去的亿万数人，就当变成亿万数的鬼，那必然的结果，就是这鬼“满堂盈庭，填塞巷路”；“道路之上，一步一鬼也”。这就是说，人无处不撞着鬼。
而且，传说人病危时常常看见鬼，那看见的也应该是成千上万的鬼，不仅仅是一两个也。可是，回过头来看，典籍上记载的鬼，从先秦以来，也不过就那么几个，并没有增加多少。这只能说明：人死为鬼的结论不能成立，反之应当相信人死无鬼的结论。在这里，王充并没有直接反驳人死为鬼的论题为假，而是正相反，先假定其为真，并由之导出荒谬的“一步一鬼”的推断，从而间接证明人死不为鬼才是正确的结论，才是真的命题。
王充反驳人死为鬼固然有多种方法，他也大量利用经验事实和当时科学的成就，但正是这个“一步一鬼”的反诘最为充分地发挥了王充理论的威力，其反驳的尖锐性，在当时差不多使有鬼论陷入了绝境。道理实际上也很简单，即持有鬼论者无法说明，这千百年来无数的死人为什么就只有那么几个变做了鬼？为什么前人人死变成鬼，后人人死不接着变成鬼？如果说只是被冤屈、枉杀者为鬼，那自古以来被冤屈、枉杀者不在少数，为什么别人不能变成鬼，只有杜伯、庄子仪等有限的几个人变成鬼？如此等等，持有鬼论者都是说明不了的。既然说明不了，那也就没有办法，只能给无鬼论让开道路，尽管不情愿也罢。
第三部分：鬼神迷信为什么会存在？
王充极其深刻地指出，“衰世好信鬼，愚人好求福”，腐朽落后和愚昧无知，是鬼神迷信得以存在的温床，也正是鬼神迷信肆虐的根本原因。他的这种正确的见解，无疑还包含着对社会的鞭笞和对统治者的斥责。
人死犹火灭而不能为鬼，那么人活着能否成为不死的神仙呢？王充指出，活人可以“得道仙去”、“度世不死”的说法，其实是一种妄想。他列举当时广为流传的近十种得道成仙的典型事例，逐一进行批驳。
首先，他用无情的历史事实揭露了所谓“得道仙去”的谎言。针对淮南王学道举家连同鸡犬一块升天的说法，王充指出，淮南王刘安是汉武帝时候的人，因父亲刘长被流放死于途中，他怀恨在心，便召集一帮道士策划谋反，结果因事情败露而自杀。这是“天下并闻，当时并见”的事，却有人说他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真是睁着眼睛说瞎话。
其次，他用科学知识批判了“服食药物”、“辟谷不食”、“恬淡无欲”等可以使人“度世不死”的谬论，指出，“吞药养性，能令人无病，不能寿之为仙”，如果服药过度，反而会中毒。人不饮食，违背生理本能，肯定要挨饿，就像不穿衣服要受冻一样，“冻饿之人，安能长寿”？“恬淡少欲”，人不如鸟兽草木，鸟兽少欲，“亦老而死”，“草木无欲，寿不逾岁”。最后，他继承并发展了扬雄、桓谭等人的有生必有死，有始必有终的朴素辩证法思想，彻底否定了活人可以成仙的迷信。他指出：“死者生之效，生者死之验也。夫有始者必有终，有终者必有始，唯无终始者乃长生不死。”“夫人，物也，虽贵为王侯，性不异于物。物无不死，人安能仙？”“诸学仙术为不死之方，其必不成！”
第三部分：如何培养出“鸿儒”？
王充不满意儒家传统培养出来的所谓儒生。他认为两汉学校教育中所培养的儒生在知识结构上是有严重缺陷的，他们的知识只限于五经章句，或知今不知古，或知古不知今。这种人不可重用。
王充主张首先培养博览古今的通才。“通人”是比儒生高一等的人才，他的知识结构比较合理，他们广泛地阅读各种书籍，但却不能把所学到的书本知识运用于社会实践，他们既缺乏理论思辨的能力，又缺乏实际的任事之才，他们的发展前景也是十分有限的。
“文人”就不一样了，他们“好学勤勉，博学强记”，知识渊博，掌古论今，能把各种社会知识融汇贯通，能把书本知识运用于社会生活实践，成为称职的行政管理人才。
“鸿儒”是“能精思著文连结篇章者”，他们是王充理想中的最高级的人才，这种人才能够“兴论立说”，既具有创造性的理论思维能力，又善于实践，他们不受前人思想束缚，敢于创新。
因此，王充提出教育的培养目标是培养“文人”和“鸿儒”。
至于如何培养出“文人”乃至“鸿儒”，王充有一套自己的理论。他主张要在教育内容上下功夫，即要构建“博览古今，众流百家之言”的教育内容的思想。
自董仲舒提出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文教政策以来，儒家的《五经》成为官学必读的，甚至是惟一的教材，对经书的注疏解说日趋繁杂，五经博士各立门户，师法家法极严，学术空气令人窒息。春秋战国以来百家争鸣的局面已经一去不复返了，极大地限制了人们的思想自由和学术文化的发展。到王充生活的东汉时期，对儒经典籍的注疏更杂入阴阳谶纬之说，使儒学“千疮百孔”，面目全非，甚至许多有名望的学者也如法炮制，随波逐流。
王充对这种“守信经文”的教学是持批评态度的。他指出这种教育培养出来的学生是一些“所当知，然而不知”的庸碌无能之辈。甚至有的人连儒家经典中的起码常识也不知晓，但却自恃才高，装腔作势。王充把那些儒生喻为“腹为饭坑，肠为酒囊”的“死人之徒”。
只有改变上述教育状况，调整课程内容体系，才能培养出才高智大的“文人”、“鸿儒”。为此，王充提出教学内容不应局限于儒家经典，而应包括道、法、墨等百家之言。也不应仅仅局限在治术之学，而应包括天文、历算、医学等自然科学和实用技术；不应仅仅局限在“先王之教”，即对古代知识的传授上，而应包括对当代知识的探究和掌握上。
总之，王充提倡扩充教育内容，力主学者治学应该“博览古今，众流百家”之言，他认为唯有如此，才能培养出“德优”、“才大”，能够“治百族之乱”的人才。
第三部分：知识就是力量
王充对学习问题的论述，有许多卓越的见解。
首先，王充提出“知物由学，学之乃知”。王充从唯物主义认识论出发，在中国教育史上，乃至世界教育史上，首次提出“人有知学，则有力矣”，即“知识就是力量”的光辉命题。
由于王充已经认识到知识就是力量，学问渊博者其力无穷，因此，他非常重视为学求知，提出了许多很有启发意义的学习方法论。
其次，王充主张“考之以心，效之以事”。也就是在上述前提下，进一步阐述了人们获取知识的过程。他指出知识来源于见闻，来源于经验。但是，感性的经验只是学习的基础，只是进一步学习的起点，而不是学习的终结，因此，他在重视从见闻中获得知识的同时，更重视思考加工，更重视理性思维，主张通过比较、判断和推理，去正确地认识事物的本质。另外，王充提倡治学过程中要进行独立思考，要存疑，要经过比较、分析、综合达到去伪存真。关于检验知识正确与否的标准，王充提出了“效之以事”的主张，强调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
第三，王充主张奋发进取，勤学不舍。知识的获得靠学习，学习必须有奋发进取、锲而不舍的精神才能获得成功。王充曾以河水结冰，积土成山为例，说明学习必须勤奋，必须靠日积月累之功。在学习过程中，王充强调意志努力，反对一暴十寒。为了进一步强调意志努力对学习的重要意义，王充又以树木为例来阐发道理。他说，枫树、桐树生长快，但木质不坚固；檀树生长虽慢，但其“材强劲”。学习也是一样，“其进锐者退速”。要想有所造就，必须长期下踏实的、艰苦的功夫。
第四，王充主张立异创新，不因旧说。这是王充针对当时的社会大环境提出的见解。他反对固守先圣先贤学说，反对把它们奉为金科玉律，提倡创新精神和勇敢无畏的批判态度，求真求实，立异创新。例如，针对抱残守缺，是古非今的不良学风，王充指出，无论是古人，还是今人；无论是圣人、贤人还是普通人，就其品德才学而言，只不过是“才有深浅，无有古今，文有伪真，无有故新”，因此，不应该“好褒古而毁今”，更不能说“古人贤于今人”。王充还以大量历史事实为例，把汉王朝与西周王朝进行了比较，最后得出汉朝优于西周，今胜昔，今人贤于古人的历史进化论的观点。
第五，王充提出要博达疏通，学为世用。他曾经以大海为例说明人的学习要像大海汇合百川一样，兼收并蓄。只有这样，才能成为才高、智大，博达疏通，才能担负起治国治学所重任的有用人才。王充在强调“博达疏通”的同时，明确提出了“学为世用”的治学目的论。他指出，学习的目的是为了济世利民，著书立说是为了服务社会。如果著书立说，兴学设教不能惩恶劝善，有益于国家、社会，即使“文如锦绣，深如河汉”也毫无价值。
第三部分：道教是如何产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