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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俭、杜根都是汉朝人，因反对太后而遭受不幸。谭嗣同把自己比作他们，面对死亡，还是横刀向天大笑，只希望自己的同志像昆仑山那样屹立。
13日，谭嗣同等“六君子”被杀于北京菜市口。临刑时，监斩官令谭嗣同向北谢恩，谭嗣同睁目叱责：“有什么恩值得谢！”并高声吟道：“有心杀贼，无力回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慷慨就义，当时他才34岁。
他视死如归的精神值得后人敬佩。可惜的是他自己提倡殖民地的“爱的哲学”（“仁学”），没能感动袁世凯和慈禧，却用自己的流血牺牲否定了自己“爱的哲学”。
第四部分物竞天择
1853年，严复出生于一个乡医之家。他14岁时考入洋务派创办的福州船政学堂，学习英语和数、理、化、地质、天文、航海等科学技术知识。毕业后，他在军舰上实习，到过新加坡、日本等地。近代的科学技术知识和远航生活，大大开阔了严复的眼界，为他接受西方社会政治学说打下了基础。1877年严复被派赴英国格林尼次海军大学学习。在英国的两年间，他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初步形成。结业回国后，严复先在福州船政学堂任教，一年后调任天津北洋水师学堂总教习，后升任总办。这时严复年仅38岁，可谓宦途得志。但是，他对所谓“洋务运动”并不感兴趣，更厌恶充斥于官场的腐败习气。他常常向人们痛切陈言：再这样下去，用不了30年，中国就会被列强吞灭殆尽。
中日战争爆发后，民族危机越来越严重，严复深感有必要向全国人士敲响警钟。在天津的《直报》上，他接连发表了许多立论深刻、行文犀利的政论文章，无情地抨击了封建顽固派的谬论，批驳了洋务派的妄想，全面提出了他的“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主张，为酝酿中的康梁变法提供了强有力的思想武器。
然而使严复最负盛名的，还是他所译著的《天演论》一书。该书出版后，轰动一时，在社会上产生了巨大影响。严复所以要译这本书，目的是要用进化论“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基本原理，摧毁顽固派和洋务派的保守思想，进一步提醒人们注意亡国灭种的危险。他认为，如同自然界的一切都在竞争一样，种族与种族之间也是一个大竞争的局面。中国为救亡图存起见，除却“与天争胜”、发愤自强以外，别无他法。这一观点在当时的思想界具有积极的启蒙作用。
第四部分大胆地假设，小心地求证
1919年胡适发表了《新思潮的意义》，文中提出了评新文化运动的一种新态度———评判的态度，并具体论述其基本要求：（1）对于习俗相传下来的制度风俗，要问：这种制度现在还有存在的价值吗？（2）对于古代遗传下来的圣贤教训，要问：这句话在今日还是不错吗？（3）对于社会上糊涂公认的行为与信仰，都要问：大家公认的，就不会错了吗？人家这样做，我也该这样做吗？难道没有别样做法比这样更好，更有理，更有益吗？
正是有了这一态度，胡适在对待中国传统文化时就有了一个相对稳定的出发点和比较清醒、客观的认识，尤其是对“国故”较为熟悉，他的主张也就比较能为人们所接受：“在消极一方面是反对盲从，是反对调和；在积极一方面，是用科学的方法来做整理的功夫。”那么怎么来整理国故呢？胡适还提出了一套科学的方法。在《新思潮的意义》中他分其为四步：第一步是条理系统的整理；第二步是寻出每种学术思想发出的前后因果；第三步是用科学的方法作精确的考证，弄明白古人的意义；第四步是综合前三步的研究，“各家都还他一个本来真面目，各家都还他一个真价值。”后来，在《发刊宣言》中，胡适又归纳方法为三条：第一，用历史的眼光来扩大国学研究的范围；第二，用系统的整理来部勒国学研究的资料；第三，用比较的研究来帮助国学的材料的整理与解释。这些方法归结起来就是十个字：“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这便为现代知识分子提供了一个作为方法论的思维模式，一时间“整理国故”成了一批知识分子迷狂的追求，这自然有利有弊。胡适本人在这方面是身体力行，功绩卓著，尤其是他对古典文学的考证和《白话文学史》的写作，对于巩固新文学的成果，特别是对白话为当今文学之正宗的观点，是一个强有力的证明。他用现代科学、史学、文学的观念和方法，使《水浒传》、《三国演义》、《西游记》、《红楼梦》、《聊斋志异》、《儒林外史》、《镜花缘》等大批古典文学名著，经他之手而再生。对《红楼梦》的研究，推倒了过去索隐派的穿凿附会，开一代“新红学”之风。总之，“整理国故”的理论主张和具体实践，实际上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历史重构，并奠定了现代学术的基础。他和大批学者最初的整理工作，清算了学术领域中的封建主义的东西，尤其是冲垮了旧学中的封建家法、师说，开辟了学术的新天地，也使胡适成为对中国现代学术界影响最大的人物之一。
第四部分新三民主义
孙中山解释的新三民主义是：“民族主义是对外国人争平等的，不许外国人欺负中国人；民权主义是对本国人争平等的，不许有军阀官僚的特别阶级，要全国男女的政治地位，都是一律的平等；民生主义是对于贫富争平等的，不许全国男女有大富人和大穷人的分别，要人人都能够做事，人人都有饭吃。”
与旧三民主义相比，新三民主义中的民族主义提出具体反帝斗争要求，认清了国内反动势力和帝国主义的本质及关系，以及对中国革命的危害。孙中山的民族主义的内容演变成排满兴汉→反满贵族→明确反帝斗争。
新三民主义中的民权主义：强调国家政权为“一般平民所共有”，即强调它的人民性、群众性。“凡真正反对帝国主义之个人及团体均得享有一切自由及权利。”这样将资产阶级民权政冶与反帝民族主义斗争相结合，是一种巨大的进步和飞跃。新三民主义中的民生主义：“国民党之民生主义，其最重要之原则不外二者：一曰平均地权，二曰节制资本。”更新解释了“平均地权”，提出了新的方针。“农民之缺乏土地沦为佃户者，国家当给以土地，资其耕作”，即“耕者有其田”，明确反对封建剥削。“节制资本”，“凡本国人及外国人之企业或有独占的实质，或规模过大，为私人之力所不能办者，如银行、铁路、航路之属，由国家经营管理之，使私有资本制度不能操纵国民之生计”，“工人之失业者，国家当为之谋救济之道，尤当为之制定劳工法，以改良工人生活”。民生主义和扶助农工政策紧密地结合起来，推动国民大革命。
总之，新三民主义有了明确的反帝反封建内容，并且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结合起来，民权为“平民所共有”和“节制资本”的口号。这表明对旧三民主义建立资本主义社会和资产阶级专政的思想，采取了批判的态度。“反对帝国主义”和“耕者有其田”的口号，使它有明确的反帝反封建的政治内容。尽管它斗争的彻底性、革命最终目标、指导思想同阶级不同，与共产党民主革命纲领还有着本质区别，但它与民主革命纲领的各种原则基本一致，成为国共合作的政治基础。
第四部分行易知难
孙中山领导辛亥革命，推翻了封建专制，却带来了军阀混战、军阀独裁；他本想通过革命救人民于水深火热之中，却使人民愈陷愈深。这与革命初衷大相违背。这是为什么，为什么啊？孙中山在组织了倒袁、护法、北伐斗争，几经挫折之后，终于醒悟过来：“这是革命党人信仰不笃，思想错误，松懈斗志的结果啊！”而错误的根源，是在于“知易行难”的传统观念。早在殷朝殷王武丁的贤相傅说就说过：“知之非艰，行之惟艰。”由此，几千年来一直流毒下来，在中国人心中根深蒂固，以致孙中山的“建设计划，一一皆为此说所打消。”可见，革命理论对当时的革命党人是多么重要！于是，孙中山就着手写作《心理建设》。这部哲学著作，批判了“知易行难”的错误，提出了“行易知难”的学说。
他说：“行在知前，不知能行。”譬如，吃饭在前，研究出营养学在后；用钱在前，研究出货币经济原理在后；造房子在前，形成建筑学在后；作文在前，形成系统的文法、文理在后；造瓷器在前，研究出造瓷的物理、化学原理在后；用罗盘在前，懂得电磁学原理在后；造船在前，形成造船学在后；打仗在前，定出兵书在后；筑城在前，形成筑城学在后；开运河在前，研究出开运河原理在后，等等。宇宙间的道理，都是在先有事实，然后才发现其性质，产生学说、理论。他还说：“以知进行，能知必能行，有志者事竟成。”他肯定了“实践在先”的原理，整个学说包含着一些合理的论点，但作为全体，却没有讲出理论与实践、知与行的辩证统一。
当此书第一版付梓前夕，恰巧美国有名博士叫杜威，来到中国上海。孙中山为了进一步证实自己的论点，特地拜访了杜威。孙中山说：“我现在正撰写一本关于‘行易知难’的书。本来‘行易知难’，孔子就有过此见解，他说：‘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只可惜没有详细论述，以致后来者走入迷途。中国、印度、安南（今越南）、高丽（今朝鲜）等国之人，相信此学说特别厉害，日本人亦信，但还未深，所以还能维新改制使国家富强。请教博士先生，欧美之人，有信此说的吗？”杜威说：“我们欧美之人，只知道‘知之为难’，没听说过‘行之为难’啊！”
第四部分“诂经精舍”的高材生
在杭州西子湖畔，有一间书院叫“诂经精舍”。它坐落在风景幽雅的西湖弧山。清代著名学者阮元、王昶、孙星衍等曾居此讲学，盛名一时。
光绪十六年（1890年），章太炎22岁时，父亲不幸去世。章太炎便离开家乡来到杭州求学，寄居在杭州城小塔儿巷外叔祖朱洁泉家里。当时主持诂经精舍讲席的，是著名的经学大师俞樾。对于那些慕名求见的青年，俞樾总是要用繁难的考问来决定取舍。章太炎拜谒俞樾，虽“陈说者再，先生率未许”。经过多方努力，严格考问，俞樾才把他收为正式弟子。
在诂经精舍的七个春秋里，俞樾对章太炎的严格要求和严格训练，使章太炎打下了一生学问事业的基础。章太炎原来虽受过外祖父严格的教导，但那时毕竟年纪尚小，做学问的功夫还很浅，加上他读书贪多图快，急于求成，缺乏深刻细致的钻研功夫，因而他在治经方面仅能“通训故，知典礼”罢了。到他拜俞樾为师后，他心头才豁然开朗，开始懂得什么是做学问的真功夫，并逐渐转入到力求淹博精审的道路上来。从此，他以小学（文字学）为门径，以汉学为根基，踏踏实实地做学问，深得师道，成绩优异，是俞樾喜欢和器重的高材生。他把老师的“精研教训，博考事实”的告诫作为自己的座右铭。在这期间，他潜心学习和研究了《春秋左氏传》，他的许多“课艺”之作，对经籍文字音义作的注释，都很有见地。在学术思想上，他相信俞樾的见解，站在古经文学派一边，还刻了一枚“私淑刘子骏”的印章，表示对汉代古文经学派创始人刘子骏的仰慕。
第四部分“我本来是满天飞”
章太炎在《驳康有为论革命书》中，勇敢地指斥光绪皇帝为小丑。章太炎在这里直呼其名，表示蔑视，说他是个小小的坏东西，愚蠢，没有常识，连哪是菽、麦也分辨不清。反对皇帝，在当时是件了不起的事。清政府制造“苏报案”，把章太炎逮捕下狱，这不能不是个重要原因。
清政府延请英国律师古柏·哈托华作为代表，以原名起诉，向租界当局控告章太炎等人“大逆不道，煽惑乱党，谋为不轨”罪。
审讯那天，章太炎身穿汉服，其衣不东不西，颇像袈裟衣，两发长垂两肩，气宇轩昂地走上法庭，对审讯极为藐视，说：“噫嘻！彼自称为中国政府，以中国政府控告罪人，不在他国法院，而在己所管辖最小之新衙，真千古笑柄矣！”
这时，有个承审员问：“章太炎，你是哪一科的？”章太炎回顾邹容，相视而笑，诙谐地回答说：“问我是那一窠（科）的？倒问得奇怪，我本来是满天飞，哪有什么窠呢！”一番话引得场内哄堂大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