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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说明“权威，不论是最广义的或具有特殊法律意义的，
无不根植于对自己合法性的坚实信仰”便已足够。
为了避免使人认为韦伯的分析过于简要，以致无法适用
于任何实际社会的历史环境，我们必须强调，韦伯本人在这
里并未从事历史评价的工作，而是意图建立他所谓的“理想
模式”，以代表某种社会组织充分发展后的可能结果。这种模
式，不是道德上或柏拉图式的“理想”，而是一些简化的观念，
作为分析时的架构，以便社会学的研究工作可以在这个架构
内进行。因此这项分析是阐释代表性的类型而不是说明发展
的经过，因为韦伯认为，社会学关心的仅仅是一般趋势，若
像“西方社会在历史上如何演进”一类的问题，那是历史学
家而非社会学家的工作。韦伯承认他的理想模式除了屏合不
同程度的复杂性外，从未在历史上以原始面目单独出现。06
举个例子，德国的纳粹政府就结合了相当程度的个人领袖式
特征与现代政府组织的性质，因此又和法律式的统治互有牵
连，无论如何，这类分析促成了我们对于形成社会法律结构
的各项经纬有更深刻的了解，同时也认识作为该社会主要支
柱之一的权威，其性质究竟如何。
强制力
现在我们已经讨论过构成正当权威的要素，在任何社会
里，它对法律的运行都极为重要—就像美索布达米亚传说中
的恩鲁一样。不过我们仍需将那位与他搭配的对手一一强制
力—稍加说明，也就是在上述传说中以恩利尔为象征的风暴
之神。
首先，让我们注意一些具备有效的统治，但人民对其合
法性却毫无信心的社会，以便明了强制力与权威的关系。这
种例子不一定是指那些由庶民和奴隶构成多数人口的社会，
像古代的斯巴达和它的农奴，或罗马帝国及其庞大的奴隶人
口。因为即使在这种社会里，尽管存在着诸多不幸，政府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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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的理念 ＇英＇丹尼斯*罗伊德
运用的权威，其合法性仍然可能广泛地为百姓们所接受。
可是也可能存在有某些社会，虽然不到分崩离析的无政
府状态，但就其多数百姓而言，他们对于支配自己的权威是
否合法，缺乏信心。举个例子，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当纳粹
军队占领许多欧洲国家的时候，很明显的是，占领区的人民
虽然完全不承认纳粹侵略者统治的合法性，但纳粹党徒依然
有力量将他们的意志强行加诸这些百姓身上。不错，这只是
暂时的情形，可是一旦胜利来临，纳粹终将迫使人们相信他
们统治的合法性。一个缺乏合法性全凭武力和恐惧来维持的
政权，究竟可以延续多久，确实可疑，不过，在某种情况下
和有限的时间里，一定可以办到，则毫无问题。
这是否因此便意味着法律最后可以只用“强制力”一词
加以说明，就像特雷西·马克斯在柏拉图所著《理想国》中
涉及“正义”部分所作的争辩一样，法律仅仅是“强者制定
的规范”？法律难道真的只是使用制裁力的规则而已？
驳斥这项观点的意见很多，但可能最具折服力的，是认
为持有这种看法的人，以纳粹在占领区所施的武力为例，无
疑想把法律硬塞在一个完全例外而且特殊的环境模式中，而
不是依据它典型并且有特征的模式去了解它。确实，有许多
人辩称，在纳粹占领下所执行的规范，缺乏道德或合法性的
基础，根本不能视为法律，倒像是恐怖组织执行的帮规。就
算如此—我们稍后将回头讨论这类争辩一一目前的阶段，我
们大可以指出一项事实，即在战争或革命等特殊时期，社会
可以暂时只用单纯的武力和恐怖来统治，但这绝不是我们在
结论中可将法律当作“强制力”化身的理由，更不是一项具
有说服力的理由。
可是，在另一方面，假若没有武力作最后而又有效的支
持，这种法律可以想象吗？或在实际上究竟有无可能呢？当然，
法律的强制力似乎总是和那些能以强迫手段施行的规则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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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刽子手、狱卒、司法官和警察都是法律制度中众所习见
的一环。这种普遍的观感，在一位英国法官名言中表现得极
为具体，他说一个被宣称心神丧失的人，在法律上应否对他
的行为负责，其标准是，当警察站在他身侧的时候，他是否
继续他的作为。
针对法律强制性特征所作的各种批评中，值得在这儿研
究的一项是：人们无不以至诚相信，任何“强制”与暴力本身
都是错的，因此仰赖武力为最终凭借的法律，必然会抵触道
德的真正原则。这类人士很容易认为强制力是法律的否定或
破坏，因此“乞灵暴力”已经不属于法律的范畴，而是法律
规范被违反时所援用的外在力量。很明显，这种想法无论用
心何等良苦，都隐含着许多混淆不清的观念，非但不足以帮
助我们明了法律的功能，反而使一些重要的区别因此变得暖
昧，若无这些区别，法律在人类社会中的作用几乎不可能了
解。
首先，若于支持这种想法的人，会强调他们惟一承认为
真正法律的法律是“道德法”，对他们而言，道德法摒弃了一
切强制规范，而直接诉诸人类的良心。这种论调，或许只在
玩弄词藻，因为它可能流于一种结果，即除“道德法”之外，
拒绝接受任何其他关于法律的定义，而“道德法”中的规范，
非基于强制力，而是基于良心或道德的任何其他要素。更为
基本的看法是，没有任何一套规则可以配称为法律，除非它
和道德规范吻合，或至少能包含在道德规范之中。那些意图
辩称“强制”是法律反面事物的人士，需要更进一步，证明
道德规范排斥强制压迫。而事实所显示的，却是这类争辩有
意在法律和道德间建立起一种特殊的关系，从而使强制力在
法律体制中担任的角色，变成主要问题中的一项附属争论。
附属的意思，并不是指比较不重要，而是在方法上的附属。
因为首先需要表明的，是法律必须和道德有着某种关系，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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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在这项障碍被克服之后，进一步的问题才会产生，譬如：道
德的内涵究竟如何，以至影响了法律？那种内涵是否会演绎成
武力的使用或禁用？因此这个观点，可以留待稍后讨论法律与
道德的关系时再予研究，那时我们将会看见，那些意图为两
者建立必要联系的人，将会遭遇多大的困难，而且即使这种
关系可以建立，那么在厘定道德内涵的时候—如“非武力原
则”或其他种种—也许会有更为艰巨的问题需要面对。
反对“法律强制说”的议论，并不完全来自道德家。另
外有一种与此相关的态度，认为就法律运作中的强制力所作
的任何强调，都是误解法律功能的结果。因为，持这种态度
的人主张，人类遵行法律，并非他们被迫如此，而是他们同
意，至少默许它的运行，法律体系所以能够发挥功用，就是
由于这种同意，而非强制力的威胁。过去，这种观念特别和
“社会契约论”有着密切的关联，它认为社会与社会中的法
律乃基于自然状态下自由人同意缔结的社会契约，人类因着
这个缘故，同意受制于法律与政府。这种形式的同意，倘若
不全是，也有大部分是出于法律的拟制，而在今天，由于社
会契约的假设已被摒弃06 ，民主社会中，取而代之的观念是，
借着全民投票和多数原则，个人可以不时表明他对政府运作
体系的赞同。至于这种比较晚期的学说是否不像早期社会契
约理论那样包含太多的假设，姑且不论；可以观察到的，是这
种思想形态的作用，并非铲除法律程序中的强制力，而是把
重点由强制的服从转向自发的同意或默许。更特殊的，是它
的目标在证明法律的存在；并不是靠对蔑视或违背其规定的个
体能有效并规律地施以制裁；而是基于它本身的正当性，至于
是否能以强制力对付触犯其规则的人，并不重要。因此法律
中的强制性被视为纯粹偶然的程序，就法律的存续而言，并
不重要。
国际法中的强制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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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今之世，这个观念在国际法中，较在纯粹的国内法上
意义犹为深远。在国内法的领域里，没有人会否认“强制力”
在法律程序中的功能，虽然，我们在这儿主张（稍后我们将会
看到）对强制力过分强调，是因为硬把刑法的模式套在所有国
内法上的结果，以致曲解了它的真正性质。近代在国际关系
的范围中，发展出一套规则，它的内涵或许不尽明确，它的
约束力却是所有文明国家共同承认的，虽然这套规则无法用
强制力加以执行，因为没有固定的国际力量获有授权，来担
任类似国内法上警察或执法者的角色。但它们依然被当作国
际法，而前述大部分的议论，即在努力维护这种看法，对它
们欠缺常设的国际强制机构一点不予理会。
我们可以观察到，反对强制力的人，真正寻求的是只用
权威一词来解释法律，但是忽略—假如不是排斥—了强制力。
而对法律持强制观点的人，却一心把“强制力”摆在最为重
要的地位，结果忽略了权威。事实上，假如我们想就法律获
致一项综合的概念，那么这些要素都应该列人考虑，不过，
这并不表示我们必须执著于语意学的立场，把一切不完全具
备这两种要素的，一概摒斥于法律之外。法律，有类道德，
是具有高度弹性的概念，我们不久将会看到，在许多边际状
况中，袭用法律的概念结构，不仅完全正当，而且合适，即
使它们缺乏韦伯专门术语中“理想型”法律的若干特征，或
是虽然有却已经式微。因此，举个例子，我们大有理由把强
制力当做理想式法律的一种特征，但同时也因为某些其他的
缘故而承认国际“法”的命名并无不。当，虽然这种制度目前
只具有极少数有组织的制裁方法。并且，我们将会看到，在
低度开发的社会里，强制力并非经常集中在国家的手中，而
是每个人自求多福，靠着亲友的帮助而实践一己的权利。冤
冤相报在道德家的眼里毫无疑义是法律的反面事例，而法学
家却可能认为有某些关键性的理由，足以将这种类似无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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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况下的处置方式划人专门术语中“法律”一词的范围，不
论它和作为法律科学理论上客体的“理想型”法律相去多远。
法学理论家，如同从事其他科学研究的人一样，急于阐
明自己研究范畴的一般结构。因此，他需要一套概念，靠着
这种限制性的设计，来解释他在人类社会中遭遇的各种现象
与各现象相互间的关联。这种分类方式就是韦伯所谓的“理
想型”。它不过是“一种统一的分析架构，这种心理架构，在
概念上所显示的纯粹性，于实际经验中无法发现。它是一种
乌托邦，一种纯粹有限的概念，不能使真正的情况或行动可
以用来和它比较”07 。
当我们研究国际法中强制力的地位时，己经足以说明法
律科学必须视为一种连续不断的进程。就像强制力有不同的
等级，由冤冤相报直到因不遵守现代法院禁制命令而遭受蔑
视法庭的处分一样，国际法的体系内。，也可能发展出种类广
泛彼此不同的处置，其中并包括若干形式的“强制”，可是国
际之间的“强制”绝不可以和国内法上施于个人的“强制”
等量齐观。它在性质上，是迫使整个民族屈服，因为最终使
用武力的结果，会导致生命、财产的大规模毁灭。确实，在
国内法上，现代的法律也必须对团体施用“强制”，如同施于
个人一般—例如，刑事诉讼程序被用以应付许多规模庞大的
公司，它们拥有的财产，不下于若干独立的国家。不过国内
法可以靠着对个人强制执行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