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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卖了房子，有了点钱，便常常给父亲做好吃的，让他补养身体，但是父亲从来也没有“吃小灶”的习惯，母亲给他买的营养品，他都与我们共享。以后母亲又另出一计，吃午饭时，不设父亲的座位，将他“逐出门去”，让他到胡同东口的同和居、沙锅居去吃点可口的饭菜。母亲和我们兄妹，依然是窝头就白菜汤。生活虽然俭朴，但全家却格外的安详和谐，三家兄为了减轻家庭的负担，考进了远在长春的电力专科学校。一个16岁的少年，从未离开过父母的怀抱，现在要孤身一个负笈远游，我们兄妹既恋恋不舍，又为他的决定而感动。当他拿着母亲亲手打点的行装向父母告别时，母亲依依惜别流下了慈母的热泪。
父亲在养病期间，也尝试着写一些小文、小诗，而且在1950年12月13日在上海《新民报》晚刊副刊《晚会》发表了病后所写的第一篇稿子《梦中得句》，而且该报编者以《小说家张恨水病后所写第一稿》为题的编者按。因为这是病后发表的第一篇诗文，具有纪念意义，把它抄录于下下，献给读者：梦 中 得 句入冬，梦到一段游览的地方，那地方，四围是水，其平如镜。我虽是一个人游览，也不嫌孤独。所走的路，是湖里的古大堤，一条分作两条，像人的两条腿，撑着一具身子一样，我就在身子上走。至于那段风暴，那是太好了。古陌前头，各有木桥，笼罩着大树，好风吹来，碎红乱落，满身都是舒爽的，我心里猜想说，这不会是西湖里白堤吧。就在这时，仿佛有人叫我，让我作一首诗纪念纪念它。说着就先出了两个诗韵，就是八齐了。我说，好罢，试一试罢，于是就拈着齐韵，作成第一第二两句，等我要作第三句诗时，一翻身醒了。至于出诗韵限诗韵的人，我始终没有看见，你说怪不怪。次日起来，白天无事，就念着
第59节：病榻缠绵有3年（4）
诗韵，七零八乱凑在下面。附带报告一句，讲对句的诗，不管好歹，还是病后第一次呢！
三四桥头寻陌齐，好风时卷柳梢西。
画图人渺香还在，桃李花狂路转迷。
一水如油三面去，对吾有树两边题。
苍天似作青年约，记起春光满白堤。
这以后，父亲还陆续地写了几篇小文，这些都是习作，文章的好坏，都在其次，主要是说明父亲的病情有了极大的好转，已经可以写文章了。在这些习作中，有一篇居然是写的我！因为父亲、母亲都是京戏迷，我自小在他们的熏陶下，自然也是一个十足的京戏迷，我又好动不好静，每天耍枪弄棒的，为此惹父母的多次教训，父亲的这篇文章，勾起我童年的回忆：我的一个戏迷儿子①“一马离了西凉界”，这奇怪而又尖锐的喉音，在天色将亮而未亮的时候，由北屋子里穿过后院，由后院再穿过前院玻璃窗，直达到我的床上，一直把我惊醒了。这是第四个孩子每日天没亮的时候就叫嗓子的声音。这时，全家都在黑甜乡里，这一叫，有不扰乱的吗？我恨极了，只有叫他一个碰头好！一句好，不成，又叫一句好吗！这算是听见了，唱到“花花世界”那地方，突然停止了。
这个孩子光是靠父亲管不好的，除非问先生可另有良法。正好逢着学校恳亲会，我就把我的孩子，喜欢唱戏，喜欢双簧，说了一套，请先生给他纠正。先生说：的确如此，并不是唱戏和双簧学校里就不要，老实说一句，唱戏双簧也离不开学校。可是要虽要，总不宜耽误正当功课。当你令郎下课的时候，我们曾解释给他听，他也表示诚恳接受。但他一离开我们，或者找到同学，或者他一个人，他又表演起《连环套》来了。同时遇到考试，总是甲等，你有什么办法呢？我听了他先生这些话，也只有唉声叹气回家。
为这第四个孩子叹气，不是一年矣。当他初入小学一年级之时，进的是重庆南泉小学。老是看见他下学时候，揪着一位同学一同走，我这位四令郎摘了一根树枝，向同学小娃横着一比，大声喝道：呔！你拦住大将军去路，意欲何为。你敢放马过来，大战一百回合吗。那孩子答应一声，“要得”！于是也在路边摘了一根树枝迎上去打起来了。这孩子傻到出恭也忘不了戏，找到山上一块空地，他正中一站，一拉裤子，一蹲，口里还喊马来，右手拿马鞭的手一横，诸位这像个出恭的孩子吗？我决不撒谎，百分之百是真的。不过他那时候真小，不懂若 干戏词，信口乱编一起。既蹲下了，乱编的戏就来了。把手上的那树枝一横道：叫你不要挡住孤王的要路，你还挡起来，杀！杀得真兴起，猛得起身要换马，脚一抬，感觉到没有穿裤子呢。请问，这样的孩子能够不管吗？由南泉到现在，半路上耽误一年，真正六个整年，他的戏迷，有加无减这是怎么办呢？
由于我喜欢京剧，也终究有“戏缘”，做了专职的京剧从业者。1951年7月，上海华东戏曲学校在中国戏曲学校招生，我家和中国戏曲学校望宇相对，离得近，我也是见猎心喜地报了名，能够到东方最大的城市上海，觉得很好玩，经过严格的初试、复试，从数百名考生中只录取了15名，复试发榜时，父亲不言不语地悄悄去看了榜，回到家笑嘻嘻地对我说：“你考取啦！”看到父亲满面笑容，心里感到暖融融的，数月后，我又进入到中国戏曲学校，这是一所很有名的学校，教师都是当时享有盛名的表演艺术家，一年还发8套衣服，能在这里学习是很不容易的，也是被人羡慕的事。
第60节：在“文化大革命”中（1）
在“文化大革命”中1966年，已是“山雨欲来风满楼”，阶级斗争的调子越唱越高，处处都透露出肃杀的寒意，报纸上不是批这个，就是批那个，不少人都处在一种慌恐和困惑中，我家自然也不例外，终日忐忑不安。大舍妹从中央工艺美术学院毕业后，去四川参加“四清”运动，原说是一年，但日期已满，但仍回京无望；二舍妹为迎接大学毕业，已随中央美术学院去河北邢台参加“社教”；我和内子也将去甘肃参加“四清”。此时的父亲在三次脑血管痉挛后，更加虚弱，每次都是昏迷不醒，一住院便是月余，医生早已嘱我们准备后事，但每次他都以顽强的生命力奇迹般地活过来了。大病后的他，行动和说话都愈加困难。家里也显得很冷清，父亲终日闷坐书房，与《四部备要》为伴。虽然照例，晚饭后我和二家兄还是到他的小书房闲话，但由于心情不好，人也少，失掉了往日的欢乐。
一天下午，大约是3点钟。父亲在屋里看报，忽然听他惊叫一声，又见他踉跄奔出门外，手里拿着报，我听他口齿不清而又着急地对我说：“你看，邢台发生地震了！你快到蓉儿的学校打听消息，快，快……
……”我怕他着急，立即骑车赶往中央美术学院打听消息。听校方负责人说，学生所在地离震心较远，波及不大，学生安全无恙。我回来看见父亲正站在院子里等我，等知道二舍妹安全的消息，他才一块石头落了地，回到了屋里。后来听家人告诉我，父亲在等我消息时，一直焦虑不安地在院子里徘徊，让他回屋，怎么也不肯，父亲在严肃的面孔后面，却是一颗慈爱的心，父亲在给大舍妹的信中，曾提及此事：明明吾儿：我在4月13日傍晚五点十几分，接到你亲笔信，非常高兴。你说的你在青年有一番贡献要献给国家，是呀！我非常同意你的主张。我现在（是）72岁的人。说我落后，我也承认，但你们要前进，我绝不能在后面拉你们的后腿。你们放手前进吧！……
前日发动（表）一个消息，河北邢台几县五点十几分，发生地震，有好几县人畜颇有损失，我听了这话，顿时就急得什么（似的），赶快就命伍哥向中央美术学院打听，还好，一会儿美术学院向各家发通知，邢台县发生地震，学生都无事，你那儿想必吃了一惊。信尾忽然看有你一首七绝，你押韵押得都不错，只是平仄调换的不对，这不要忙，用心学一学就会了，等你回家来慢慢儿学吧。此祝进步我写字还是不行，这封信写了我一夜。
父 恨水书 四月十六日父亲在得知我即将去参加“四清”时，给二舍妹一信：蓉蓉吾儿：你寄我的十一日信我已经看过了，我的钱已经交给你伍哥的手中，伍哥表示昨日是星期日，星期一准交给你学校，我想你学校准给你寄吧。你伍兄也是要走的，要到的地方是甘肃静县（伍注：信误，应为宁县），在陕西交界的地方，搞的是“四清”，一半年才能回来，大约你二人不会回（会）面了。此祝进步父 恨水书 二月二日孤寂病弱的老父想念两个在外地的妹妹，关心她们的生活和健康，给她们写信是老父晚年生活的慰籍。我需要说明的是，父亲一生有个习惯，寄信和邮稿从不假手于人，不管回复一素昧平生的读者普通信函，还是给报社寄发稿件，他都要亲手送到邮局或放进邮筒。从我记事时起，就是在避难山村抑或回到北京，他都是如此。从这小小的一件事，可以看出他忠诚守信和严肃执着的职业道德。当他每次给妹妹写完信，都要迈着行动不方便的双腿，由我陪着他去附邮。寄完了信，父亲便数着手指，盼着妹妹回信，有时回信迟了，他便辗转难眠，在给大舍妹的一封信中，曾经描述过自己思念女儿的心情：明明吾儿：你已有半月多没有写信来告知一切，我非常地挂念……
说起来日子也不算多，可是每晚盼着，半晚醒了枕头哭湿了半个，你工作还没有了，工作了时同我写封信来，千万千万……
读者诸君，请想一下，一个被病魔缠身的70多岁的老人，思念女儿竟会深夜哭湿了枕头！为了告慰外
第61节：在“文化大革命”中（2）
地的女儿，老人颤抖着手，艰难地握笔，亲手写信，竟写了一夜！谁看了这样的信，都会为之感动得泪下。
1966年7月，我们工作组奉命中断了甘肃的“四清”，回到北京。刚下火车，在火车站还没有御下行装，耳畔就响起了“打倒”之声，有人已被“揪”出来了。过了不久，就是那令人不寒而栗的“八月恐怖”。在这不正常的日子里，是非完全颠倒，父亲的老友无一幸免，全都被“揪”出来，关进了“牛棚”。这些事情，我们都瞒着有病在身的父亲。兄妹们用温情织成了一张薄薄的纱网，遮围着父亲，不让他受到外界的刺激，因为他太虚弱了，经不得半点伤害。尽管是无“班”可上，但是每天我们还得到单位去“搞”批斗，每天早上去，都是提心吊胆，因为不知何时大祸临头，被“揪”出来隔离审查，好不容易熬到了下班，匆匆赶回家。看到老父亲安然无恙，才算松了口气。
就在这惶然不可终日的煎熬中，附近高喊“打倒”、“砸烂”的喧嚣声浪，还是时时传进我家的小院。紧挨着我家的左邻右舍都遭到了“抄家”的厄运。听着隔壁传来的叫骂声、鞭打和翻箱倒柜的嘈杂声，让人心惊肉跳，毛骨悚然，我们实在害怕“红卫兵”走错了门或是兴之所至，来“造一下反”，年老病弱而又倔强的父亲，不知会有什么冒犯的举动？那后果是太可怕了。天真年幼的小弟弟则在院里高唱革命歌曲，虽然遭到家人的制止，但是我们懂得他是在用天真可笑的幼稚行动来保护父亲，也可说是“用心良苦”。
疯狂的抄家之风，愈刮愈烈，父亲的书如《四部备要》及他著作，按照那时的标准，不是“毒草”也是“四旧”，无疑都是“破”的对象，我们不得不有所准备。
父亲的书太多了，藏也无处可藏，扔也无处可扔，送也无处可送。那个时候，人人自危，个个害怕，谁都处在“泥菩萨过江———自身难保”之际，这些书会给你带来满门查抄之祸，避之犹恐不及，谁敢惹火烧身？胆小一些的亲友，把父亲的书都烧了，就连一位在我家40多年的老奶妈，也不敢收藏它，说是农村也不安全，转移农村也行不通，只好把父亲的主要著作和他最喜欢的书藏起来，其余的只好听天由命了。父亲自己曾有句云：“手泽无多惟纸笔，”这是父亲一生的心血，一定要把它藏好，豁出去了，就把它藏在家里，不过我把书的封面撕了，父亲的诗稿集《病中吟》、《闲居吟》的封皮也撕去了，反正红卫兵是一群不学“有术”的造反派，一旦被“抄”出来，就说是我写的，也许能侥幸混过去，当时就是这样想的，父亲的这百十本书把我折腾苦了。内子帮我把书用油布包起来，藏在煤缸里，父亲说这样会弄脏的。
我又把书藏在床底下，父亲又说这样会弄潮了。于是在这炎炎的8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