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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又把书藏在床底下，父亲又说这样会弄潮了。于是在这炎炎的8月，从早到晚，搬来搬去，弄得我浑身是土，浑身是汗。父亲跟在后面，总说这样也不行，那样也不行。最后，我只好把书依然放在旧书橱里，外面贴上白纸，算是“藏”好了。事后，我这“聪明绝顶”的藏书术，被全家传为笑柄，他们说“应该在贴上的白纸上，大书‘此地无书’，才能载进‘新笑林广记’！”我只能苦笑着说：“那时候人都吓糊涂了，自然做的是糊涂事！”
当时，父亲的主要著作由我保存，他手写的诗稿，由二家兄藏在他的办公室里，二家兄到湖北干校后，又转由我保存。其余的书，三家兄、大舍妹也曾分散地保存了一两本，免得一人出事，书被“一网打尽”。我把这上百本书，放在一个行李袋里，从此，我和父亲的著作便形影不离了。当时并没有想到他日再版，这是一个不敢奢望的事情，虽然日后它成了《张恨水全集》出版的基础。不过在那恐怖的日子里，我还是清醒地认识到，这是父亲留给我们最珍贵的手泽，是他一生的心血，也是我家的全部“财产”！要作为传家宝，一代传一代地保存下来。
说来令人难以置信，在“横扫一切”的狂风恶浪席卷下，父亲的老友全都被整得死去活来，有的被遣送回无亲无友的原籍，有的被整得跳了什刹海，而父亲却“幸免于难”，没有被当面批斗，甚至连家也没被“抄”，这种“奇迹”，看似意外，实则有因。首先是他所在单位中央文史馆的保护，因为按照当时是非颠倒的标准，文史馆自然是“洪洞县内无好人，”大家“彼此彼此”。于是中央文史馆把招牌摘去，嘱咐馆员们都不要来上班，让“造反者”无从寻觅。其二是父亲生性淡泊，不喜欢抛头露面，诚如他自己诗句所云：“如今悟得为人理，少向输赢角逐中。”加之有病，更是深居简出，风头不健，不是“首当其冲者”，正所谓“因病得福”。其三，也是最主要原因，那就是母亲的好人缘儿，母亲一向乐善好施，急人危难，凡是有求者，莫不慷慨相助，附近的左邻右舍，家家都得过她的钱与物相助，这就是父亲赞美母亲诗句所云的“遇人遥远给春风”的原由。尤其多亏了街道主任李嫂。李嫂在家乡时，其夫在我家做厨师，在母亲的劝说下，他才回家接李嫂出来。而且临行前，母亲给他做了新衣，买了礼物，好让他体体面面地回乡。李嫂到了北京，母亲让他们夫妻住在我家前院，还不收房租，解放后，母亲又给了他们一笔钱，让他们可以开个小店为生。当“红卫兵”要来抄家时，上面已有规定，需“三结合”，就是经单位、派出所、居委会三方批准，李嫂在居委会对前来的红卫兵说：“张先生家我知道，他们是好人，除了书，没有别的！”由于街道的保护，我们的家居然成了浊浪袭来中的避风港，父亲才得以“安全无恙”。可见就在那阴晦凄冷的风雨中，也依然有浇灭不熄的人性之光！
第62节：父亲最后的日子（1）
父亲最后的日子就在这惶然不可终日的煎熬中，却也给父亲带来了一个意想不到的喜讯，那就是大舍妹明明在离京两年半之后，回家结婚。虽然是严冬12月中旬，但我们感不到丝毫的凉意。我还清楚地记得那天父亲扶着门框出来迎接大妹，憔悴的脸上绽出了一丝欣慰的笑容。明明的归来，使小书房恢复了往日的生机，尽管笑声是沉闷的，但毕竟冲刷掉了心中半年多的积闷。
在那样一个特殊的年月，大舍妹的婚礼自然是一切从简。可是父亲总记得母亲的临终嘱咐，尽量搞得欢乐喜庆一些，更何况这是他偏怜疼爱的大女儿。外面的饭馆也都“革命化了”，父亲觉得不能请亲家在外面吃饭，就在家里吃顿便饭，也是表示一点恭敬之情。于是父亲把采购食品的任务交给了我的妻子，要她尽力买得丰富一些，而且他还让人搀扶着看看新房的布置，也看看我们准备的菜如何。
大舍妹结婚的那天，父亲特意穿上了妹妹给他买的蓝布罩衫，迎接亲家的到来，家宴很丰富，饭后全家合影留念。这些活动父亲都高兴地参加了，他还一直陪着亲家聊天，尽管很少说话，也显得有些劳累，但是看得出他很欣慰，有一种又完成了一件大事的释怀。
大舍妹明明婚后的10来天，我们尽量多陪伴父亲，尤其是晚饭后，大家都会到小书房里，和父亲围炉闲话。“花盆炉子”的火，烧得旺旺的，碧螺春的茶香飘散在满屋，似乎听不到外面呼啸的西北风和“打倒”的喧嚣，屋子里显得生机盎然，我们又恢复了天南地北的“海聊”。大舍妹会讲一些四川的见闻，父亲听着我们聊天，看着满屋的儿女，尤其看着作了新嫁娘的明明，脸上露出了十分满意的快乐，但是这也是他最后的快乐。时间过得真快，大舍妹的十几天的婚假，很快就过去了，兄妹们又将天各一方，靠着书
第63节：父亲最后的日子（2）
信来倾诉骨肉之情了，父亲虽然不言不语，但是他有一种预感，只是不流露出来。当大舍妹向他告别的时候，他压抑很久的感情终于爆发了，父亲踉跄着奔向大门外，我赶紧跑上前搀扶着他，父亲倚着我的身子，执着大妹的手，老泪纵横，痛哭失声地说：“明明，爸爸怕是见不到你了……”此情此景，我们能说什么呢？我只有挥挥手，让大舍妹离去，她依依不舍地一步三回头的离去，父亲用饱含热泪的眼睛凝望着大舍妹，直到她的身影消失在胡同拐弯处，没想到一语成谶，这是父亲留给明明的最后一句话，父女俩竟成诀别。不过，父亲望着大舍妹那温柔、深情而又依恋无奈的目光，却永难磨灭的烙在了我的心灵深处！
时间悄悄地滑过去了，终于熬过了漫漫的寒冬，1967年的春节不管世上的“天翻地覆”，依然降临了。春，带给人们的是温暖，是复苏和希望。虽然街上的标语和打倒之声，仍是“如火如荼”，但北京市民还是没有忘掉这个带着祝福的传统佳节，凭着副食本和票证上的供应，忙着抢着采购年货，倒也呈现出一派不谐调的年味儿。
说实话，看着年迈体弱的父亲，加之我们兄妹，按当时的说法，是名副其实的“臭老九”，随时随地都可能被“揪”，实在是打不起精神过年。倒是父亲没有忘了这个年，把我和内子叫去，说：“过年了，你二哥会回来的，小弟弟更是盼着过年。”在父亲的吩咐下，我们也就忙碌起来。
除夕那天，在郊区上班的二家兄和“停课闹革命”的二舍妹，都赶回到家里。年迈的老父依例向祖母跪拜辞岁，“接祖宗回家过年”。当我们把他扶起来时，他对我们说：“我向祖母跪拜辞岁，是我的习惯，不这样，心就不安。我不要求你们也这样做，但要你们看看，这不是迷信，是表达感情的方式，希望你们不要忘掉祖宗！”除夕的团圆饭，虽然没有往日热闹，但在非常时期，也算是“苦中作乐”吧。饭后，病弱的父亲还是没忘了给两个小孙女压岁钱，这些事情，本来是母亲做的，如今父亲却也未能免俗地学起“妈妈论”来，真是难为了他。
稀稀落落的鞭炮声，送走了春节。几天年假，来也匆匆，去也匆匆，二家兄回到郊区单位，仍旧去参加“斗、批、改”，家里只剩下我和内子及二舍妹、小弟弟陪伴父亲，显得异常冷清。往年宾朋满座红火的场面却变得没有一个客人来，只有北屋西间座钟的滴答声，划破了小院的岑寂，这是我记事以来，从没有过的事。但是父亲仍然吩咐我们，留下一些菜，好招待客人。他独自坐在屋里看书，有时会放下书望望门外，虽然没有动静，但是我们明白，在他特意留下的“年菜”的举动，就是惦记那些“生死未卜”的老朋友，希望仍能和这些数10年的知交，把酒论文，共度新春。呜呼，此愿成虚，父亲无奈地又埋首于故纸堆中。所谓“心有灵犀一点通”，他的老友没有忘掉“老大哥”，就在父亲逝世后的第四天，张友鸾叔受几位尚能“自由行动”的父执之托，来看望父亲，并要约定日期，来我家小酌。当友鸾叔得知父亲已仙去的消息，不禁潸然泪下，顿足自悔地连连说：“早来几天就好了！早来几天就好了……”当然这是后话。
过了年不久，父亲可能得了感冒，身体更加虚弱，不仅说话越发困难，还不断地喘息。我要带他去看病，他不愿意，说：“只是有点小不舒适，不需要看病。”再劝他，他就不耐烦地说：“不用看，看也没有用！”说完就又埋下头去看《四部备要》。那一阵子，他从早到晚，都是在读这套书，好像是在抢时间，多读一本是一本，一定要完成自己的心愿。他本来就是历史癖，在读这些书的时候，是那样专注，那样认真，不知他在品味历史的同时，会省悟到什么？反思些什么？
正月初六的下午，我看他的病越发严重了，就带他去急诊，但他还是不同意，在我和妻子、二舍妹的苦苦劝说下，他才同意第二天由我陪他去看病。当晚11时半，我看他的屋里还亮着灯，不放心，就披衣过去，看他仍在拥被读《四部备要》，便对他说：“爸，明儿早上您还要去看病，还是早点睡吧。”他把书缓缓地放在枕边，说了声：“好。”我看他安静的睡下，替他关了灯，才回到自己的屋里。
不想第二天，农历正月初七的早晨，差十分七时，父亲起床，在家人为他穿鞋时，突然仰身向床上倒去，等我和二舍妹、妻子奔到时，他已停止了呼吸，还是脑溢血发作，我为父亲轻轻地合上了双眼……传说正月初七这天，是造物主创作人的日子，因而称之为“人日”。父亲就是在“有了人”的这天黎明阖然长逝的，身边放着的是一本《四部备要》。他没有一句话，没有一丝呻吟，更没有一丝痛苦，安详平静的离开了人间，享年73岁。我想他留下了三千万言的著作，要说的都已说尽了，话已经是多余的，他的书会世世代代地向人们倾诉着他的衷肠，向人们促膝谈心。所以在二家兄和我护送父亲的遗体去往八宝山殡仪馆时，没有送灵的人，没有鲜花，没有音乐，他静悄悄地来到这个世界，又静悄悄地离开了这个世界，可说是“来清去白”！事隔多年，我才突然想到，父亲留给这个世界和人们的最后一句话是：“好！”我不知道这个“好”，是赞美人间，还是总结他自己的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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