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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为什么必须先给您呢？”
“怎么为什么？这还用问么？”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发出了痛苦的呻吟，他苦于无法用言语维护自己的权利，尽管这种权利是明摆着的。
如果在他之前有人以其外行人的手指打开刚来的报纸，他就会从内心里产生妒忌。这里谁也不可能像他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那样吃透报纸上的文章精神。他把报纸理解为公开传达的、实际上却是用密码写成的指令，其中不便把一切都直截了当地说出来，但有头脑的行家可以根据种种小的迹象，根据文章的编排，根据回避和略去的内容对最新动向构成正确的概念。正是因为这一点，鲁萨诺夫应当第一个拿到报纸。
然而，这道理要说出来吧又不能在这儿明说！所以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只得转为诉说：
“要知道，马上就要给我打针了。我想在打针之前先看一下。”
“有针？”啃骨者语气缓和了。“哦马上就给您……”
他把报上有关中央会议的报道和文件以及被挤到角落里的其他消息匆匆浏览了一眼。他本来就要出去抽烟。此时，他已把报纸弄得飒飒响，正打算折起来递给鲁萨诺夫，忽然注意到什么，又细心地看起来，而且，几乎是立刻以警觉的声音说出同一个长长的词儿，仿佛让它在舌头与上腾之间反复磨擦：
“有……意……思……有……音……思……”
贝多芬式的四个沉闷的命运叩门声在头顶上方轰然作响，但病房里谁也没有听见，也许永远也听不见。他还能再说什么呢？
“到底是怎么回事？”鲁萨诺夫的神经全然紧张起来。“快把报纸拿过来！”
科斯托格洛托夫无意把任何一条消息指给别人看。对鲁萨诺夫的问话也没回答。他把报纸的附页插在中间，一折为二，再折成送来的那样，只是这6个版面的报纸没能按原折痕折起来，有点鼓鼓囊囊。这时他朝鲁萨诺夫跨出一步（对方也朝他跨过来一步），把报纸递给了他。还没走出门口，他就把绸子荷包解开了，开始用一小条报纸哆哆噱佩地卷一支马合烟。
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也在用哆嗦的两手打开报纸。科斯托格洛托夫的“有意思”这个词儿像一把匕首插在他的肋骨之间。到底什么事情会使啃骨者觉得“有意思”呢？
他那一双精于此道的眼睛迅速掠过一个个标题，掠过发布的会议文件，突然，突然……怎么？怎么？……
用毫不醒目的字体发布出来的一道命令，对于不了解其中奥秘的人来说是一点也不重要的，但他却仿佛从报纸上听到这道命令的叫喊声！空前的叫喊！这是一道不可想像的命令！——关于最高法院的大换班！全苏最高法院！
怎么回事？！马图列维奇——乌尔里赫的副手下台了？！杰季斯托夫下台了？！帕夫连科下台了？克洛波夫下台了？连克洛波夫也下台了！！最高法院成立多久，克洛波夫就在里边待了多久！连克洛波夫也被撤职了！……今后还会有谁来保护干部卜…换上的全都是些新人，名不见经传……掌管司法部门达四分之一世纪的人全都一下子被赶下了台！一个不留！？
这不可能是偶然的！
这是历史的脚步……
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身上出汗了。仅仅是在今天早晨他才让自己定下神来，说服自己相信一切恐惧都毫无根据，可是你瞧四回巴
“给您打针。”
“什么？？”他失去理智地跳了起来。
汉加尔特医生站在他面前，手里拿着注射器。
“把袖子卷上去，鲁萨诺夫。给您打针。”
第十六章 荒唐的事
他爬着。他似乎是在一条混凝土管道里爬着，不，说是管道又不是管道，而似乎是隧道，两边戳出来的钢筋有时会钩住他，而且恰恰碰到脖子右侧的疼处。他胸部贴着地面爬，而感到最沉重的就是迫使他贴向地面的这躯体的分量。这分量远远超过他的体重，他不习惯这样的重荷，简直被压扁了。一开始他以为是混凝土从上面压迫着他，原来不是，这是他的身体那么沉重。他感觉到身体的分量，拖动它就像拖一袋废铁。他心想，这么重恐怕是站不起来的，但主要的是，得先爬出这条管道，哪怕喘一口气，哪怕看看亮光也好。可是管道长得不得了，简直是没有尽头。
这时某人发出了一个声音，但也可以说不是声音，而只是传达出来的思想罢了，命令他向旁边爬。“既然那是墙壁，我怎能往那里爬呢？”他心想。然而，要他向左边爬的这道命令同拐地的身体压扁的那份重量一样无情。他吟了一声就开始爬，随后又往有边爬，这都像刚才往前那么爬。沉重的感觉依然如故，既看不见光亮，也望不到尽头。他刚刚对这边有点适应了，那个清晰的声音马上又命令他向右转，而且要快些。于是他两肘和两脚一齐努力，尽管右边是穿不透的墙壁，他还是爬去，而且还似乎有点名堂了。他的脖子老是被挂住，疼痛传到了头顶。一生中他还从未落得这般狼狈不堪，而要是爬不到头，就这样死去，那是再冤不过的了。
但是，他的两腿忽然变轻了，像充了气似的，而且开始悬浮，轻飘飘的，不过胸部和脑袋依然贴在地上。他仔细听了听——没向他发出任何命令。这时他想：“总算能够出得去了：让两腿先伸出管道，身体紧跟着向后退，岂不也就爬了出去。”于是，他当真向后蹭去，两手撑起身体（不知哪儿来的力气？），跟在两条腿后面往洞口外面钻。洞口很窄，但主要的问题是，全身的血都在往头上涌，这时他想，脑袋要炸开了，必会死在这里。不过，他两臂再稍稍一撑，虽然浑身都被挂破，毕竟还是钻出来了。
他发现，自己处在某个建筑工地的大管子上，只是看不见哪儿有人，显然都下班了。周围是一片泥泞，肮脏不堪。他坐到管子上歇息，发现旁边坐着一位姑娘，这姑娘身穿污迹斑斑的工作服，没戴帽子，麦秆色的头发披散着，既没别小梳子，也没别发卡。姑娘并不看他，只是那么坐着，但他知道，这姑娘是在等着问她。起先他吓了一跳，而后来明白了，对方更为怕他。他根本没有谈话的兴致，但对方显然在等他问什么，于是他问道：
“姑娘，你母亲在哪儿？”
“不知道，”姑娘回答说，眼睛望着自己的脚下，一边咬着指甲。
“怎么会不知道？”他有点生气了。“你应该应遵。他应该坦白交代。应该把事实真相统统写出来…你为什么不吭声？我再一次问你——你母亲在哪儿？”
“我正想问您呢，”姑娘看了他一眼。
她看了他一眼，于是他发现那姑娘有一双水汪汪的眼睛。他即刻打了个寒噤，想起好几件事情，并且不是一件一件想到的，而是同时想到的。他想到，这姑娘是冲压工格鲁莎的女儿，而格鲁莎是由于议论和攻击人民领袖才被关进监狱的。格鲁莎的这女儿在给他送去的表格上隐瞒了此事，他把她叫去，威胁说要为填表弄虚作假的事将她法办，于是她服毒自杀了。她是服毒死的，但此刻根据头发和眼睛来看，他猜想她是淹死的。他还猜想这姑娘已知道他是谁了。他还想到，既然这姑娘已经淹死了，而他还跟她坐在一起，那就是说，他自己也死了。这一惊倒使他浑身冒汗。他擦了擦额头，对她说：
“可真够热的了！你知不知道在哪儿可以喝点水？”
“那边，”姑娘把头一摆。
她让他看的是一只木盆或木箱，里面盛满了已经发臭的雨水，还混有变得绿乎乎的泥浆。这时他又一次想到，当初她正是喝了好多这样的水，而现在要他也喝个够。不过，既然她有这样的打算，那岂不是说他还活着？
“这样好了，”他灵机一动，想摆脱她。“你去给我把工地主任叫来。对了，让他顺便为我带双靴子来，否则我怎么走路呢？”
姑娘点了点头，从管子上跳下去，踩着泥水啪啦啪啦走去，还是那么披散着头发，身穿工装裤，足登长筒靴，跟工地上上工的姑娘装束一样。
他渴得实在受不了了，决定就喝这盆里的水。心想，只喝一点点，问题不大。他从管子上下来了，而且不无惊奇地发现，在泥泞的脏水里走一点也不滑。脚下的土地似乎没有根基，周围的一切也都虚无缥缈，远处什么也看不见。他本可以就这么往前走，但忽然大吃一惊：一张重要的纸丢了。他立刻把所有的口袋都掏了一遍，但比手的动作更快的是，他马上意识到，那张纸的确丢了。
他当即吓慌了神儿，因为在目前的形势下这种东西是不能让一般人看到的。否则，对他来说，会范起很大麻烦。他立刻意识到是在从管道里往外钻的时候丢失的。他急忙往回走。但找不到那个地方。他完全不认得那地方了。任何管子也没有。倒是有不少工人来来往往。这就更糟，因为有可能被他们捡去！
工人们都是他不认识的年轻人。一个穿电焊工帆布上衣。肩上有护片的小伙子停下来望着他。他为什么那样瞧呢？莫非他捡到了？
“喂，小伙子，你没有火柴吗？”鲁萨诺夫问道。
“你又不抽烟，”电焊工答道。
（他们全知道！是从哪儿知道的呢？）
“我要火柴有别的用处。”
“有什么别的用处？”电焊工注视着他。
的确，他回答得多么愚蠢！这属于破坏分子的那种典型的回答。他们会把他拘留起来，在这一期间还会找到那张纸。而他之所以要火柴，原来就是为了把那张纸烧掉。
小伙子愈来愈走近他，鲁萨诺夫预感到不妙，慌了手脚。小伙子直盯着鲁萨诺夫的眼睛，一字一句清清楚楚地说：
“叶利昌斯卡妞似乎是有意把自己的女儿托付给我，根据这一点我断定她知道自己有罪，并且在等着被捕。”
鲁萨诺夫浑身发抖：
“您怎么知道的？”
（他只是这样问罢了，其实心里明白，这小伙子刚刚看过他的那张纸：刚才那句话同纸上一字不差！）
但是电焊工什么也没有回答，径自走了。鲁萨诺夫十分焦急！很显然，他的告密信就在这儿附近，应当尽快找到它，尽快！
他似乎是在一些墙垣之间闯来闯去，拐来拐去，心早就跑到了前面去，可是两条腿跟不上，腿动得太慢了，真是毫无办法！但总算看到一张纸！他立刻想到，这准是它。他想向它跑过去，可是两腿却动也不动。于是他趴下来，主要靠胳膊推动身体向那张纸爬去。但愿别被别人先抢去！但愿别人别跑在前头，别被别人抢走了！快了，快到了……终于，他抓住了那张纸！是它！！可是手上一点力气也没有了，连撕掉它的力气都没有，他肚皮贴在地上休息一会儿，而那张纸就压在身下。
这时有人在推他的肩膀。他决定头也不回，不放开身下的那张纸。可是推他推得很轻柔，这是一只女人的手在推。这时鲁萨诺夫猜到了，正是叶利昌斯卡妞本人。
“我的朋友！嗅，我的朋友！请告诉我，我的女儿在什么地方？”她声音柔和地问道，想必是俯身紧贴着他的耳朵。“您把她弄到哪里去了？”
“她呆在一个好地方，叶连娜·费奥多罗夫娜，您放心好了！”鲁萨诺夫回答说，但头并没转向她。
“究竟在哪儿呢？”
“在儿童收容所。”
“在哪个儿童收容所？”她并不是审问他，不过声音听起来是十分忧郁的。
“这我倒是真的不知道。”他的确想告诉她，可是自己也不知道，因为不是他亲自送去的，况且从那儿又有可能转送到别处去。
“是不是还用我的姓呢？”她在他肩后提问，声音听起来可说是温柔的。
“不是，”鲁萨诺夫流露出同情。“有过那种规定：必须换一个姓。与我毫无关系，是那样规定的。”
他躺在那儿回想，当初他对叶利昌斯基夫妇甚至可说是有过好感。他跟他们没有任何冤仇。如果说他不得不告那老头儿的密，纯粹是由于丘赫年科要求他那样做，因为叶利昌斯基碍丘赫年科的事。老头入狱以后，鲁萨诺夫出于真心照顾他的妻子和女儿，就在叶利昌斯卡妞意识到自己即将被捕的时候，她把女儿托付给鲁萨诺夫了。至于后来怎么会弄得他还写了告发她的信，他记不起来了。
现在，他从地上回过头去，想看她一眼，可是她已不在那儿，连影子也没有（她不是死了吗，怎么会在这儿呢？），可就在这时，他的脖子，右侧里面，感到强烈的刺痛。于是，他把头放平，继续趴着。他需要休息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