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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啊！”
“还是老地方吗？”
“是啊！”
“这疼的感觉还会持续很长时间，焦姆卡。在未来的一年里，你还会去抓那个地方，结果那儿什么也没有。但感到疼痛的时候，你还是要这样去想：那条腿已经没有了！这样你会好受些。主要的是，现在你可以活下去了，懂吗？而只是去掉了一条腿！”
这话，列夫·列昂尼多维奇说得是那么轻松！的确，让那条病腿见鬼去吧！少了它反而轻松。
“好吧，回头我再来看你！”
他这才赶去开碰头会，一路飞快地甩动着两臂。他迟到了，是最后一个到会的（尼扎穆特丁要求很严，不喜欢有人迟到）。他那前面不开襟的白长衫紧紧地绷住了胸膛，背后勉强扣住，但两襟怎么也碰不到一起。他在医院里走路总是匆匆忙忙，上下楼梯两极一跨，胳膊和腿的动作简单而幅度大——病人们正是根据这种大幅度的动作断定，他在这里不是无所事事，不是成天混日子的。
而5分钟的碰头会一开就是半个小时。尼扎穆特丁庄重地（为了显示自己）走进来，庄重地（为了显示自己）同大家打招呼，接着就和颜悦色地（为了显示自己）、不慌不忙地主持会议。他显然在留神听自己的声音，并从旁观者的角度在每一个手势中和头部的转动中看到自己是多么仪表堂堂、聪慧睿智，多么有学问、有威信。在他的故乡，人们编了许多关于他的传奇故事；在本市，他也是知名人士，甚至报纸上有时也会提到他。
列夫·列昂尼多维奇跷着二郎腿坐在被他稍稍向后挪了挪的一把椅子上，五指张开的大手插在系于腹部的辫形白腰带里。他戴着船形小帽，阴沉着脸，但由于他在领导面前经常是面带愠色，所以院长也就不可能认为这是针对他的。
院长不是把自己的职务理解为需要坚持不懈、专心致志、付出极大精力的一种工作，而是理解为能够经常出风头、领奖赏和获取种种特权的一种机会。他的头衔是院长，因而相信自己有了这个头衔便是一院之长，是首席医师；相信自己比这里其余的医生懂得更多，尽管不一定包括所有的细节；相信自己完全了解他属下医生如何进行治疗，而且只有在他的指点和领导下他们才得以避免各种错误。这就是为什么他要把5分钟的碰头会开得时间那么长，而且还显然认为这受到了全体在座者的欢迎。既然院长的权力如此大大地、顺利顺当地重于职责，他在录用行政人员、医生和护士到医院来工作的事情上做法十分简单：只录用州卫生局、市委或他指望不久自己要在那里通过学位论文答辩的医学院里某人打电话托他给予关照的那些人；或是在某家吃晚餐酒兴方浓时对谁许过愿的人；或者和他自己一样同属一个古老家族旁支的人。倘若科室负责人提出反对意见，说新近录用的人员什么都不懂，什么也不会，那么尼扎穆特丁·巴赫拉莫维奇便会用比他们更为惊讶的口气说：“那你们就教他好了，同志们！否则要你们在这儿干什么？”
此时尼扎穆特丁·巴赫拉莫维奇正在向自己医院里的工作人员指出他们工作中存在哪些毛病，他们该如何加倍努力拯救人们的宝贵生命。他的鬓发斑白，这种到了一定年龄出现的斑白鬓发，像一圈雍容高贵的光轮笼罩着天才和笨伯、大公无私者和自私自利者、勤快人和懒汉的脑袋：他仪表堂堂，神态从容，那是思想没有经受过磨难的人得天独厚的表征；他的肤色黝黑均匀，同斑白的鬓发尤为相称。坐在孔雀蓝色台市旁公家的直背沙发椅、圈椅和普通椅子上、表面上注意听尼扎穆特了讲话的无非是两种人：一种是他尚未辞退的，另一种是已被录用的。
列夫·列昂尼多维奇可以清楚地看到头发夜曲的哈尔穆哈梅多夫所坐的位置。此人的模样跟科克船长游记中画的插图差不多，好像刚刚走出原始森林：头上插着茂密的树枝，青铜色的脸上点缀着漆黑的斑点，在现出乐不可支的怪笑时，会露出一口宽阔的白牙，惟独鼻翼上缺少一个环（只缺这个了）。当然，问题不在于他的模样，也不在于医学院毕业的正式文凭，而在于没有一次手术不被他弄到不可收拾的地步。列夫·列昂尼多维奇曾让他做过两次手术，都砸锅了，从此他下决心再也不让他做了。而要开除他，也是办不到的，因为这会被认为是排挤少数民族干部。就这样，哈尔穆哈梅多夫三年多来只能写写比较简单的病历，巡诊和换药的时候他也煞有介事地在场，夜间照样值班（睡觉而已），最近甚至领一个半人的工资，尽管他跟不担任额外工作的人同时下班。
这里还坐着两个有外科医生大学文凭的女人。一个是潘焦欣娜，年纪四十上下，胖得出奇，她老是心事重重，因为先后跟两个丈夫生了六个孩子，而钱不够用，再加上没有时间照看他们。这些心事从来没从她脸上消失过，即使在所谓的上班时间，也就是为了领到工资而必须待在医院里的那几个小时，也是如此。另一个是安热莉娜，两年多以前从医学院毕业来到这里，她年轻、娇小、红发，长得不难看，由于列夫·列昂尼多维奇对她并不倾心而非常憎恨他，她目前是外科跟他作对的主要策划者。她们两个人都只能看看门诊，任何时候都信不过她们主刀，然而院长也有重要的原因使他永远不能把她们之中的任何一人解职。
外科在名义上有5个医生，手术任务是按5个医生布置的，但能够主刀的却只有两个。
这里还坐着一些护士，其中有几个跟那些医生的情况差不多，但她们也是尼扎穆特丁·巴赫拉莫维奇录用的，所以受到他的保护。
有时候列夫·列昂尼多维奇被这一切挤得透不过气来，简直在这里多待一天也不行了，真想脱身而去！然而能到哪里去呢？无论换到哪一所医院里去，岂不都有院长，说不定比这里的更坏，他们都有吹捧起来的虚名，都有自己的一帮占着位于不干活的家伙。要是能单独办一所与众不同的医院，那就是另一回事情了：能脚踏实地工作的人员列入编制，不起作用的一个也不要。然而列夫·列昂尼多维奇的地位还够不上担任院长，除非到很远很远的地方去，而他从莫斯科来到这里走得已经够远的了。
况且，他本人对于担任领导工作丝毫没有兴趣。他知道，戴上了乌纱帽往往会妨碍自己甩开膀子工作。更何况，他在生活中有一个时期也看到过有的人从上面跌下来，通过这些人的事例他认识到权力的虚幻：他曾看到几位师长巴不得去当勤务兵，他也曾把自己的第一位实习导师，外科大夫科里亚科夫，从污水坑里拉出来。
有的时候似乎矛盾也有所缓和，不那么突出，列夫·列昂尼多维奇觉得还可以忍受，没有必要走。这么一来，他反而开始担心自己和东佐娃，还有汉加尔特，会被排挤出去，担心事情正在朝这个方向发展，担心形势不是一年比一年明朗，而是愈来愈复杂。可他已不大察得起生活的坎坷：毕竟是快40岁的人了，身子已要求舒适和安定。
在个人生活方面，他总是处在一种困惑的状态。他不知道自己该奋起猛冲还是随波逐流。他的重要的工作不是在这里也不是如此开始的，那工作最初真有点非凡的气势。有一年他距离斯大林奖金只有几米远了。没料到他们的整个研究所突然因弦儿绷得太紧和急于求成而崩溃了，这时他才意识到自己连副博士论文答辩还没有通过。部分原因是，当初科里亚科夫曾这样叮嘱他：“您尽管努力干吧，努力干！写论文么，总是来得及的。”可到什么时候才能“来得及”呢？
也许，写了论文也顶不了屁用…
不过，列夫·列昂尼多维奇对院长的不满并没表现在脸上，他眯缝着眼，仿佛在听。何况，正在安排他下个月施行第一例胸腔手术。
但任何事情都有个了结的时候！5分钟的碰头会终于结束了。外科医生们陆续走出会议室，聚集在二楼的穿堂平台上。列夫·列昂尼多维奇还是那样把两手插入那束在腹部的腰带里，像一位满不高兴而又心不在焉的统帅，率领两鬓斑白、弱不禁风的叶夫根尼娅鸣斯季诺夫娜、想发蓬松的哈尔穆哈梅多夫、肥胖的潘焦欣娜、红发的安热莉娜以及两名护士到病房里去巡诊。
在需要赶紧工作的时候，巡诊便有如走马观花。今天也有不少事情需要赶紧去做，但今天按照日程规定是缓慢的全面巡诊，不能漏掉一张外科病床。他们一行7人，不慌不忙地走进每一个病房，泡在各种药品味儿和病人本身的气息加上懒得通风所造成的浑浊空气里。他们挤在床铺之间的狭窄通道中，尽量靠边走，互相让路，然后互相回顾。在每一张病床前，他们都围在一起，花1分钟、3分钟或5分钟的时间去了解病人的痛苦，就像他们已经适应病房里浑浊的空气那样，耐心地了解他的痛苦、他的感受、他既往的病历、现在的病史、治疗进程、他目前的状况，总之，凡是理论和实践容许他们做的一切他们都—一地去做。
倘若他们的人数能够少些，倘若他们之中的每一个人都精通自己的业务，倘若每一个医生不是要负责医治30个病人，倘若他们不必绞尽脑汁去考虑往“检察官的文件”——病历里写什么和怎样写最为适宜，倘若他们不是普通的凡人，亦即不是有自己的皮和骨、自己的记忆和意愿、而且由于意识到自己没有遭受这种疾苦而觉得轻松的人，那么，比这样一种巡诊更好的办法恐怕是再也想不出来了。
然而，所有这些假定都不存在，巡诊既不能取消，也不能代替。因此，列夫·列昂尼多维奇照例率领大家巡诊，并眯缝着眼睛（一只比另一只眯缝得厉害些）洗耳恭听主治医生关于每一个病人的情况汇报（不是凭记忆背出来，而是照病历夹上念）：他来自何方，何时入院（有些老病号的这一情况早就熟悉了），因患何症入院，正在接受何种治疗，剂量如何，血液情况如何，是否计划施行手术，有何障碍，抑或尚待解决的问题是什么。他—一听完，还坐到好多病人的床沿上，对某些病人还要求露出患处进行视诊和价诊，然后亲自给病人盖好被子或让别的医生也来摸一摸。
真正的难题在这样的巡诊过程中是解决不了的，为此必须把病人叫去个别处理。巡诊时不能什么事情都直言不讳，而只能用相互明白的话去谈，彼此心照不宣。在这里甚至不能说任何人的病情恶化，只能说“进程有些加剧”。在这里，一切都用半暗示的别名替代，有时甚至用别名的别名，或者说得与实际情况恰恰相反。不仅从来没有人说过“癌”或“肉瘤”，就连病人多少有点明白的别名“康采尔”、“康采罗马”、“采尔”：“爱司阿”也不说。代替这些名目的是些不太刺激人的字眼：“溃疡”、“胃炎”、“炎症”、“息肉”。至于这些字眼究竟该如何理解，那就只能等巡诊之后充分说明。为了使彼此明白，有的话还是可以说的，例如：“纵隔阴影扩大”、“属于不宜施行切除术的病例”、“不能排除致命后果”（这意思是：“有可能死在手术台上”）等等。当实在没有合适的词表达时，列夫·列昂尼多维奇便说：
“把这份病历单放着。”
说罢就往下进行。
在这种巡诊过程中，他们不大可能达到了解病情、相互通气和议定治疗措施的目的，也正因为如此，列夫·列昂尼多维奇才更为重视给病人打气。他甚至把打气看成这种巡诊的主要目的。
‘Statusidem，”有人向他报告。（这意思是：“还是老样子。”）
“是吗？”他高兴地应道。接着他就急忙向病人直接了解：“您真的感到多少好些了吗？”
“好像是，”病人有些诧异地附和着。病人自己并没有觉察到，但既然医生觉察到了，那想必没错。
“您瞧！这样您也就会逐渐康复的。”
另一个病人却十分惊慌：
“大夫，您听我说！我的脊椎骨为什么疼得厉害？莫非那里也有肿瘤？”
“这是继发现象。”
（他说的是实话：转移也就是继发现象。）
在一个死灰色面孔、瘦削得可怕、嘴唇勉强可以贪动回答的老头床边，他听到的报告是：
“病人目前服用强身和止痛药物。”
这就是说：完了，治疗已经来不及，毫无办法，只要能减轻他的痛苦就好。
于是，列夫·列昂尼多维奇的浓眉一皱，仿佛下决心说明一件难于开口的事情，小心翼翼地交底：
‘来，大伯，咱们开诚布公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