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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执的性格。
“我对您还是刚刚着手治疗呢！”她要让他清醒一下。“从明天起才算是正式开始。在这之前还只不过是试探试探。”
然而，科斯托格洛托夫并没有屈服。
“柳德米拉·阿法纳西耶夫娜，我想稍稍解释一下。我知道，我的病还没有治好，但我并不打算完全治好。”
唉，这些病人可真古怪！一个比一个厉害。柳德米拉·阿法纳西耶夫娜脸一沉，这下她真的生气了：
“您到底是在说什么？您是不是一个精神正常的人？”
“柳德米拉·阿法纳西耶夫娜，”科斯托格洛托夫平心静气地摊开一只大手，“讨论起现代人精神正常与不正常来，我们的话题就会扯得很远……您使我恢复到这种状况，是值得高兴的，我由衷地感谢您。现在，我想在这种状况下过上那么几天正常的生活。再治下去，我不知道结果会怎样。”在他说这话的过程中，柳德米拉·阿法纳西耶夫娜由于不耐烦和气愤，下嘴唇渐渐离开了上嘴唇。汉加尔特的眉头抖动，眼睛看看这个又看看那个，她想插话，缓和一下气氛。奥林皮阿达佛拉季斯拉沃夫娜傲慢地望着反叛者。“总之，我不愿现在就付出太大的代价以换取未来什么时候能过正常生活的期望。我寄希望于自身机体的抵抗力…·”
“您靠自身机体的抵抗力是爬进我们医院的呀广东佐娃厉声驳斥，随即从她床上站起身来。“您甚至不明白自己是在拿什么当儿戏！我不想再跟您谈下去了！”
她像男人那样一甩手就转向阿佐夫金了，但是在被子上屈起两膝的科斯托格洛托夫像条黑狗，虎视眈眈地望着她：
“可我，柳德米拉·阿法纳西耶夫娜，请求您，再谈谈！也许，您感兴趣的是这项试验的结果，而我所渴望的是安安静静地过上一阵子。哪怕只过上一年也好。就这些。”
“好，”东佐娃转过脸去干脆地说，“会有人来招呼您的。”
她情绪激愤，面对着阿佐夫金，暂时怎么也无法换一种新的语气和新的面孔。
阿佐夫金没有起来。他捂着肚子坐在床上，只是迎着医生抬起了头。他的上下嘴唇没有合拢，而是反映出各自的痛楚。除了那种同聋子哀求帮助的神色以外，他的眼睛没有其他任何表情。
“喂，怎么样，科利亚？究竟怎么样？”柳德米拉·阿法纳西耶夫娜搂了搂他的肩膀。
“不——好，”他尽量不用肺部呼气，只是动弹了一下嘴唇，声音极轻地回答，因为肺部的任何一点震动都会即刻影响到腹部的肿瘤。
半年前，他肩扛铁锹走在共青团星期回义务劳动队伍的最前头，还一路引吭高歌，可现在，他连诉说自己的疼痛也无法使声音比耳语高些。
“来，科利亚，让咱们一起来想想办法，”东佐娃说，声音也是那么低。“也许，是治疗把你折腾累了？也许，是医院的环境使你厌倦？是不是厌倦了？”
“是的。”
“你么，是本地人。要不要回家休养一段时间？要不要？……
我们让你回家休养一个月到一个半月好吗？”
“那么以后呢……你们还收我吗？……”
“当然收，我们一定收。你现在是我们的人了。打了这么多针，你需要休息一下。针停了，你可以到药房里买点药，每天3次含在舌头底下。”
“是合成雌酚吗？……”
“是的。”
东佐娃和汉加尔特不知道：在这几个月里，阿佐夫金除了按规定打针吃药以外，还总是苦苦哀求每一个接班的护士和每一个值夜班的医生另给他一点安眠、止痛的药粉、药片。阿佐夫金把这些药物储存了起来，塞满了一只小布袋，就是准备在医生对他绝望的这一天，为自己留下一条解脱之路。
“你应当休息一下，科连尼卡……休息……”
病房里非常静，所以鲁萨诺夫这样叹了口气就格外听得清楚，他放下捂着脸的双手，抬起头来说道：
“我让步，大夫。打针好了！”
第五章 医生的焦虑
当我们觉得一团看不见的、但是浓密而沉重的迷雾进入胸膛，把那里的一切都紧紧地裹起来，向中间挤压的时候，该把这种感觉称做什么呢？懊丧？压抑？在这种时刻，我们只感觉到这团迷雾的收缩、凝聚，一时间甚至闹不清楚，究竟是什么压得我们透不过气来。
这就是薇拉·科尔尼利耶夫娜巡诊结束后跟东佐娃一起下楼梯时的感觉。她心里很难受。
在这种情况下，听一听再分析一下是有好处的：这一切都是由于什么？然后采取相应的措施。
原来她是在为妈妈担心。放射科的3个主治医生私下里提到柳德米拉·阿法纳西耶夫娜时管她叫妈妈。就年龄来说，她可以做她们的妈妈，因为她们都还不满月岁，而她已接近50。此外，还由于她在工作上对她们的热心培养：她严于律己，一丝不苟到近乎求全责备的程度，并希望3个“女儿”也都能具有这种一丝不苟和求全责备的精神；她是精通爱克斯光片诊断和爱克斯光放射治疗的屈指可数的专家之一，不顾时代的趋向和知识范围的精细分划，一心要她手下的主治医生也能把握两者。她没有留一手，没有什么不传授给她们的秘密。当薇拉·汉加尔特时而在这一方面时而在那一方面表现出比她思想更活跃、感觉更敏锐的时候，“妈妈”尤为高兴。薇拉从离开医学院校门到现在，已在她指导下工作8年了。她觉得自己现在所拥有的全部力量——把哀求救助的人从死神的怀抱里夺回来的力量，统统来自柳德米拉·阿法纳西耶夫娜。
鲁萨诺夫这个人会给“妈妈”招来极大的麻烦。得动动脑子，豁出脑袋可不行。
咳，要是只鲁萨诺夫一个人，倒也没什么！任何一个居心叵测的病人都有可能这样做。要知道，猎狗一旦被呼唤就会趴不住，必往前冲。这不是水上的波纹，而是记忆里的犁沟。它可能被后来撒上的沙子填平，但只要别人再喊一声，哪怕喊的是酒后狂言：“打医生！”或者“打工程师！”——棍子已经握在手里了。
乌云虽然已经飘走，但这里那里还残留着团团疑云。就在不久前，国家安全部的一名司机因胃部出现肿瘤住在她们医院里。他属于外科的病人，薇拉·科尔尼利耶夫娜本来跟他毫不相干，但是有一次她值夜班，晚间巡诊的时候，此人诉说他睡不着觉。她给他开了淇梦拉，可是，当她从护士那里得知，这种药只有小包了，就说：“一次给他两包好了！”病人把药收下了，毅拉·科尔尼利耶夫娜甚至没有注意他那异样的眼神。这事她本来是不会知道的，但医院里的一个女化验员跟这个司机是邻居，到病房里去探望过他。神情紧张的化验员跑来告诉蔽拉·科尔尼利耶夫娜：司机没把那药粉服下去（为什么一次开两包？），他一夜没睡。而现在他又盘问化验员：“为什么她姓汉加尔特？你把她的情况详细谈谈。她想毒死我。对这个女人可得研究研究。”
薇拉·科尔尼利耶夫娜等了好几个星期，准备接客研奔。在这几个星期里，她可要毫不懈怠、准确无误、甚至精神振奋地作出诊断，毫厘不差地开出药量，用眼神和微笑去鼓励落进这个声名狼藉的癌圈子里的病人，随时担心他们之中的任何人投来这样的目光：“你不是下毒的凶手吧？”
今天巡诊时还有一件事使她特别难受：科斯托格洛托夫是病人中治疗效果最明显的一个，不知为什么薇拉·科尔尼利耶夫娜对待他非常亲切，可恰恰是他向“妈妈”提出了那样的问题，怀疑她存心不良，拿他作试验。
柳德米拉·阿法纳西耶夫娜离开巡诊病房的时候也心情沉郁，她也想起一桩不愉快的事情。那件事是跟最爱闹事的女人波林娜叶·沃奇科娃有关。有病的倒并不是她本人，而是她的儿子，可她陪着儿子住院。给她儿子做了手术，切除一个体内肿瘤。那天她在走廊里缠着主刀大夫，要求把儿子的肿瘤给她一小块。假若她碰上的不是列夫·列昂尼多维奇，说不定她真的会弄到手。而她下一步的打算是，把这块东西送到别的医院去，在那里检验诊断是否正确，要是与东佐娃作出的最初诊断不符，她就勒索钱财或者向法院起诉。
这样的事在她们每一个人的记忆里都不是只有一件。
此时，巡诊结束之后，她们便去把当着病人的面不便说的话说完，并作出会诊决定。
13号楼的房子不够用，为放射科医生们连一间小房间也腾不出来。她们既不能待在“伽马炮”操作室，也不能待在12万和对万伏特的长焦距爱克斯光照射室。爱克斯光片诊断室里虽然有地方，但那里太暗。因此，她们把处理日常事务、写病历和其他档案材料的桌子放在短焦距爱克斯光器械室——似乎她们在经年累月的工作中与令人恶心的爱克斯光空气及其异味、异热接触得还嫌太少。
她们来到这里，在这张没有抽屉、做工粗糙的长桌子旁并排坐了下来。滚拉·科尔尼利耶夫娜在翻阅住院病人的病历，包括女病人的和男病人的，把她自己能够处理的和需要跟大家一起研究的分开。柳德米拉·阿法纳西耶夫娜闷闷不乐地望着面前的桌子，下唇微微撅出，手中的铅笔轻轻地敲着桌面。
我拉·科尔尼利耶夫娜不时把同情的目光投向她，但始终没下决心去谈鲁萨诺夫、科斯托格洛托夫以及医生们的共同遭遇，因为事情是明摆着的，没有必要多说，而要说的话倒有可能说得不太中肯、不够婉转，不仅不能给人以安慰，反而会触到痛处。
终于，柳德米拉·阿法纳西耶夫娜说道：
“最令人恼火的是我们无能为力，不是吗？！”（这可能指今天察看过的许多病人。）她又用铅笔敲了几下。“而事实上哪儿也没出差错。”（这可能指阿佐夫金和穆尔萨利莫夫）“诊断时我们曾有过动摇，但治疗是对头的。我们也不能采用较小的剂量。我们的事都被那只桶给毁了。
原来如此！她想到的是西布加托夫！是的，常常会遇到这样难以收到治疗效果的病症：你消耗的是3倍创造性的精力，而要拯救一个人的生命却无能为力。西布加托夫最初被放在担架上抬来的时候，爱克斯光片子显示出整个骰骨几乎都已彻底破坏了。之所以难以确诊，是因为最初认为是骨瘤，甚至清教过一位教授，而后来才逐步弄清楚是巨细胞肿瘤，骨头里已出现液化现象，整个能骨被一种胶冻样组织所取代。然而，治疗是对头的。
能骨不能抽出，不能锯掉——这是牢记在脑子里最根本的一条。只能用爱克斯光照射，而且必须一开始就照射量大——小了无济于事。西布加托夫果然好起来了！能骨巩固了。他的病虽已痊愈，但由于射线量大的原因，周围的组织都变得极度敏感，很容易形成新的恶性肿瘤。因此，他被桶撞倒以后，身上就突然出现营养性溃疡。如今，他的血液和组织都已不能接受爱克斯光照射，而新的肿瘤来势凶猛，又没有办法消灭它，只能加以抑制。
对医生来说，这时便会意识到无能为力，意识到治疗方法很不完善，而对心灵来说，产生的是一种惋惜，一种最普通的惋惜之情；这个忧郁的按超人西布加托夫，是那么温顺、有礼貌，从不忘记别人对他的好处，可是我们为他所能做到的却仅仅是延长他的苦痛。
今天早晨尼扎穆特丁·巴赫拉莫维奇曾专为这方面的事情把东佐娃叫去：为了加快床位的周转，凡是最终没有好转希望的疑难病人，一律让他们出院。对此，东佐娃也是同意的，因为楼下候诊前厅里经常有人坐在那里等候床位，甚至一等就是几昼夜，而各区肿瘤防治站也不断要求允许他们把病人转来。在原则上她表示同意，可这一原则最明显不过地适用于西布加托夫，而不是别人，要让西布加托夫马上就出院，她怎么也做不到。为了挽救这一块人的能骨所耗费的时间和精力实在是太多了，现在怎么也不愿向一种简单的理性推论让步，甚至不忍放弃无效措施的简单重复，而是抱着最终失算的是死神而不是医生这种渺茫的希望。为了西布加托夫，东佐娃甚至改变了学术研究的方向：她深入钻研骨科病理学，仅仅出于拯救西布加托夫这一强烈愿望。也许，在候诊室里坐等的病人更需要治疗，可是要把西布加托夫打发走她是做不到的，她宁愿在院长面前千方百计地耍花招。
尼扎穆特丁·巴赫拉莫维奇还竭力主张不要让濒临死亡的病人待在医院里。应当尽可能让他们死在院外，这也能提高床位周转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