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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好在，卢德铭总指挥和一团党代表宛希先，立即表示支持毛泽东关于撤退的意见。
余洒度对毛泽东的这一建议却仍然持反对态度，不过他却拿不出什么理由，反反复复讲的还是什么“攻打长沙是省委决定了的。我们现在全军会师了，应该立即反攻浏阳，再直取长沙。”
卢德铭说：“金坪之战的实例，已经说明了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不能攻打城市的道理。我们的一些领导同志，在现在这种关键时刻，更要保持清醒的头脑，不能意气用事，否则，就会连现在这点兵力都会丧失光。”
余洒度显然根本听不进毛泽东和卢德铭两个人的意见和劝告。他仍坚持说道：“金坪之战并非失败，败在不反攻，这是军事上的大忌。我们现在也同样是这样，不反攻浏阳直取长沙，这更证明我们的失败是彻底的失败，而退到农村去躲起来，是典型的逃跑主义！”
毛泽东则继续说，“我们在湘赣边界举行了秋收起义，就等于在中国的大地上播下了革命的火种。星星之火虽小，乃可燃烧万顷之田。我们这革命的火种，一定能够将旧社会烧个稀巴烂。但是，目前中国的中心城市敌强我弱；广大农村，敌弱我强。如果死抱昨天的决定不放，不承认革命形势处于低潮，不承认暂时敌大我小、敌强我弱的客观事实，不了解官兵的反战情绪，主张拿这点武装到大城市去与敌人硬拼，盲目搞中心城市的武装暴动，势必要葬送我们这支秋收起义部队，势必导致我们这次湘赣边界秋收暴动的彻底失败。”
一听到毛泽东主张到农村去，余洒度、苏先骏等人马上又表示反对。在他们看来，即使不打长沙，也不能到山里去。此时，有人又拿出了一条理由，提出：
“过去我们在湖南从事农民运动有那么大的声势，好几百万农会会员。不能只看到我们革命军的人少，只要一打过去，就会有农民暴动响应。”
这一意见，一时倒是燃起了不少人的希望。
“过去总讲群众运动的力量如何伟大，农民革命性如何强，到了这个关键时候，不正好可以用他们吗？”
毛泽东最了解农民运动的情况，就在这年的四月，他还写过一篇引起世界注目的文章《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所以马上用形象的比喻同大家说：“农民运动好比一把雨伞，打开很大，收起很小。过去能把它打开，靠的是伞骨，也就是农会骨干。‘马日事变’以后，农会骨干被杀的被杀，逃走的逃走，没有剩下多少，怎么能把农民发动起来呢？”
许多到会者联想到前几天所到之处，看到的是一派冷冷清清的景象，并没有预想的那种群众热烈响应的热潮，马上又感到毛泽东所说的有理。空喊群众运动的人，这时也找不到买际的例子来反驳这番话。
第十一章 会师文家市（7）
不过争到最后，有人又主张：“我们还是向南走，到广东去，追赶叶挺、贺龙的部队吧。”
当时，叶挺、贺龙的部队是共产党领导的实力最大的军队，也是许多人心目中的希望所在，所以这番话引起了多数人的共鸣。
而毛泽东对这一意见是不以为然的。
早在秋收暴动前，他就反对把湖南的军队调到广东，认为湖南民众的条件比广东好。眼下，叶、贺部队的胜败不详，甚至到了哪里都不知道。怎么能去追呢？不过鉴于多数人的愿望，毛泽东没有激烈反驳这一意见，还是耐心讲解就地上山的意义，并解释说：
“中国的革命，实质上是农民的革命。我们工农革命军深入广大农村，发动群众，深入进行土地革命，号召组织广大农民群众起来完成他们的历史使命，乃是乡村的民主势力起来推翻乡村的封建势力，推翻这个封建势力乃是国民革命的真正目的，这又有什么不好！”
毛泽东又用形象的比喻说：“打个比方说，参天大树之所以枝繁叶茂，就是因为它的根扎土很深；水上浮草之所以随风飘动，就是因为它的根基没有扎进土中。敌人在农村控制的力量薄弱，就有利于我们去找个落脚点，深深扎下根来，发展壮大我们的队伍。”显然，毛泽东有理有据，口才又好。余洒度虽然在黄埔军校就当过宣传科长，苏先骏也在河南省委工作过，也都能说会道，可是这一次，面对高瞻远瞩的毛泽东，他们却显得理屈词穷。
毛泽东见多数人已被自己说服，便又进一步说道：“在历史上，‘山大王’是很少被消灭掉的，我们要到崇山峻岭之中去当‘山大王’！”
“什么？要去当‘山大王’？革命革到山上做大王去了，这叫什么革命？”当时又有人嘟囔着。
毛泽东掷地有声地解说道：“我们这个山大王是特殊的山大王，是共产党领导的有主义、有政策、有建树的山大王，是武装割据的‘山大王’，是红色的‘山大王’；而不是过去的‘山大王’。”
“那我们到哪里去当这个‘山大王’呢？”余洒度不无嘲讽地问道。
“就在这里。”毛泽东胸有成竹，用手指着地图上的一个地方说道。
众人立即凑过身去，只见毛泽东指的是萍乡以南的罗霄山脉一段。
毛泽东进一步解释说：“我们就是要在这里扎下根来。这个像眉毛一样的地方，是罗霄山脉的中段，最适宜我们落脚。”
余洒度等人此时虽不再坚持打长沙，仍表示南下可以，却要去追赶叶、贺部队。
争吵了大半夜，卢德铭眼见得再争下去也不可能达到统一，便主张举手表决一下。
大家一致同意举手表决。
六、
这时，毛泽东以前委书记的身份，提出向萍乡撤退再向湘南转移的决议议案。
毛泽东话音未落，卢德铭带头举起手来。
卢德铭目光如炬，将胳膊高高地举起，表示坚决支持毛泽东。
由于卢德铭是秋收起义部队的总指挥，在部队中深孚众望，他的意见是举足轻重的。
他听了毛泽东的一番话后，认为毛泽东的话在理，所以在这个历史的关键时刻投了赞成票。他的这一票，可以说对决定部队的方向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众人一见总指挥卢德铭已经率先举手了，又觉得毛泽东的话句句在理，便大都举起了手，表示赞同和支持毛泽东的正确主张。
卢德铭亲自点了一下人数，便道：“赞成的同志还是占了绝大多数。那么，我们就请毛泽东同志宣布决定吧！”
毛泽东站起来，最后宣布道：“现在前敌委员会已经作出决议：为保存实力，部队明天向湘南方向前进。”
散会以后夜已深了，毛泽东由师部副官杨立三陪着，穿过长廊，绕过香气浓郁的桂花树，到各个房间里看望了已经熟睡的战士们，随后回到分给他住的新斋第二间房子。
回到房间，毛泽东脱下鞋子准备洗脚时，旁边的杨立三看见毛泽东的脚趾溃烂了，便急忙询问。这时候才知道，那是从安源到铜鼓的路上爬山扎烂的，也就是在那次被捕脱险时留下的伤。这些天毛泽东为了振作士气，跟着部队行走，竟一直忍着伤痛不说。
第十一章 会师文家市（8）
杨立三此时对毛泽东敬佩不已，连忙表示说：
“毛委员，我早就知道你了。我在《战士》刊物上看到过你写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你那篇文章，对我们在湖南搞农民运动的同志来说，是很大的鼓励。有些人总说我们‘过火’，当时真让我怄气得要命。”
接着，他又赶忙去寻找药品，俨然是个好管家。
——这个杨立三，后来在红一方面军当了后勤部长，很勤奋。长征过草地时，因缺少担架员，他自己亲自抬患病的周恩来。一直到解放初期，他还在总后勤部当部长，因病在苏联逝世。当棺木用飞机运回国内的时候，周恩来到机场迎接并亲自抬棺，以示对杨立三的缅怀。毛泽东得知杨立三去世的消息，也非常难过……
这时，杨立三从何长工那里得知昨晚会议的最后决定，非常高兴。他当晚就兴奋地对几个要好的同志传播着“小道消息”。何长工本人有幸参加了这次意义重大的会议，在会议进行当中他由于不是前委委员，只能在旁边静听，不能发表自己的意见。直到最后大家都表示赞同毛泽东的意见，他这才长长地舒出了一口气。
会议结束后，余洒度、苏先骏等人随之也表示服从会议的决议，不过按他们的解释却是去追叶挺、贺龙的部队。
这时，文家市会议并未决定到哪里落脚。毛泽东在十几天前，虽然听二团团长王新亚说过井冈山这一地名，还有当地的王佐、袁文才，但毕竟不了解那里的情况。当时想往哪个方向走，实际上也是如同后来的“摸着石头过河”，走一步看一步。不过去广东，毛泽东是坚决不赞同的。
所以，这个“向湘南退却”的决定，从表面看，是个折衷的意见，实际上，却是在照顾了大多数干部的心理倾向的前提下，确定的一个正确的发展方向。
这时，不仅是余洒度等人反对到农村去，起义军主力部队的下级军官也大多是黄埔学生，习惯于当正规军，从未想到过要上山。只确定要去湘南，从某种角度来看，也可以认为是去追叶、贺的部队。
基层军官和战士，毫无疑问地认为，南下就是去追赶南昌起义的队伍。
由于南下的理由能为大多数干部接受，这就决定了随后的撤退命令就能得到较好的执行。
文家市里仁中学里的争论，实际上关系到中国革命战争的方向。最后形成的决议，最关键的一点，在于承认退却。
在当时的中共中央还强调“革命高潮”，要求夺取长沙并进而暴动夺取全国胜利的形势下，文家市会议却形成了实行退却的决议，体现了了不起的反潮流精神。
有了这个撤退的决心，下一步行动的目标就不再是城市而是安全偏僻的乡村。
至于退到哪里，到哪个山落脚，找哪个“山大王”交朋友，就可以在随后进行摸索。一条到农村积蓄力量以争取革命胜利的新道路，也就此迈开了具有历史意义的第一步。
文家市会师，是工农武装革命的一个新的转折，也是一个新的起点，是走出一条新的斗争道路的先声……
七、
文家市会议的当天，也就是9月19日，正在武汉准备向上海搬家的中共中央也召开了会议，研究秋收暴动问题。
还是在上个月召开过“八七”会议的武汉旧俄租界的那所房子里，第三国际代表罗明纳兹和中共中央瞿秋白等领导人聚在一起。
年轻气盛的国际代表罗明纳兹，此次情绪很激动，他好像喝了伏尔加烈性酒，脸色彤红，要大发雷霆的样子，连喘气都是粗重的。
因为苏联驻长沙领事馆发来的报告，经苏联驻汉口领事馆的信使，已经转到他手里。他看过报告后，猛地将桌子一拍，一只茶杯被震落在地，摔成碎片。
会议一开始，罗明纳兹就介绍了他从长沙收到的报告。在当时，中国共产党内还没有建立自己的电讯联络机构，各省委、区委向中央报告情况，主要靠交通员带密信或领导人赶去口头汇报。一路上要搭车船，还要躲避岗哨搜查，往往信息传递的时间很慢。苏联驻中国的各领事馆则已经有外交电讯手段，外交信使又有豁免权，所以得到报告往往比中共中央要快得多。
第十一章 会师文家市（9）
此刻，中共湖南省委给中央有关秋收暴动的报告尚未送到，共产国际驻长沙代表马也尔的报告就已经先到。这种“先入为主”的情况，使武汉的中共中央，只能了解到外国共产党人评价秋收暴动的一面之词。
也难怪罗明纳兹怒气冲天，这个马也尔的报告，对中共湖南省委和中央特派员充满了指责之词，把长沙城内的工作说得一塌糊涂，还扣上了许多政治帽子。
在9月中旬的那些日子里，马也尔以苏联领事的掩护身份，坐在苏联驻长沙领事馆内，通过秘密交通员，天天催促中共湖南省委快点举行暴动，口口声声要在长沙城内，也演出一场俄国彼得格勒“十月起义”的剧目来。
马也尔坚持的暴动要求，就是8月18日沈家大屋会议上的决定。
一、湖南的‘秋收暴动’决定以长沙暴动为起点，湘南、湘西等亦同时暴动，坚决地夺取整个的湖南，实行土地革命，建立工农苏维埃的政权。
二、长沙暴动以工农为主，决调陈烈、李隆光两团做暴动发火药，只要能破坏反动的政府之其他一切方法尽量实行，实现暴动。
正因为这样，当省委书记彭公达于9月6日向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