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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者，也有若干牺牲品。
随着人们“城市梦”的出现，旋即冒出了一条新路：买户口。
这条路，似乎更直接，更现实，对于普遍的农村人讲，再好不过了。你只要有钱，毋须去求神拜佛，毋须去铤而走险。“一手交钱，一手交户口”，“公平”、“坦荡”。起初是遮遮掩掩，天长地久也就无所谓了，公开交易嘛。
８０年代末，人们的观念比较原始，偷偷摸摸地“暗买”，先付钱，再找个中介人，便可在三五月内得到一个“农转非”的指标。户口可以是本地的，也可以是外地、外县、外省的。至于如何交易，局外人是不得而知的。地方官员们，对这事是睁只眼，闭只眼。似乎它没有触犯“王法”，也没有“王法”去约束它。
收费“农转非”，大多以集资搞经济开发为名。一些地方的头头，想到“卖户口”这种字眼太刺耳，尽量绕道走；有些地方的领导在别人问及此事时，躲躲闪闪，敷衍塞责地回答：“这不叫‘卖户口’，是农民集资进城搞开发。”
对这事，一些人始而惊讶，议论纷纷；继而麻木不仁，跟着效法。
至９０年代初，“卖户口”之风便形成热潮，并蔓延到全国。
嘿，这是棵“摇钱树”呀！
不少地区，因为卖户口为地方财政积聚了相当可观的资金。
那年的夏天，我去川北农村采访，途经某县县城，那里卖户口正搞得热火朝天嘞！
那是个人口众多，资源贫乏的穷县，旧县城仍是破破烂烂。一位县里的干部告诉记者：“好家伙，现在有办法了，卖户口，赚了４０００多万元，用来改造县城。”
当时我听了这话，不禁冒出一身冷汗：“这是全国出了名的贫困县，一下从农民身上刮下几千万元，这怎么行呢？”
“行！怎么不行呢？提起‘农转非’，农民们劲头就来了。没钱？嘿嘿，人是活的嘛，卖了祖坟，也能挤出一些票子来嘛。”
一个穷县，竟然从农民身上压出一笔巨款来发展县城，这不是杀鸡取卵吗？
“卖户口”，对农民不仅是种巨大的诱惑力，对地方官，也同样是个解决他们经济困扰的一条好门路。
因此，有人把它当成“摇钱树”。为了防止“肥水”落入外人田，许多县市急不可耐，甩掉“思想保守”的帽子，争相奋起。
旋风迅速在全国刮起。广州、四川、安徽、江苏、浙江等省一些先行一步的市县，另有一些内陆省的市县也产生了紧迫感，匆匆上阵，奋起直追。
“卖户口”，各地的进度不一致，招数也不完全相同。河北××市在前几年，为了让县城现代化，想出了妙法，动员农民“投资”，只要你投资三五千，便可以给你分得一个户口，顺顺当当“农转非”。部分农民乐意，可大多数人要投这笔巨款，仍然是力不从心。１９９２年，全国“炒户口”、卖户口，闹得火爆。河北某县采取了另一种手法，县政府在报端登一则广告：本县在珠海市有户口指标，本县买者五千元，外县买者一万元，若要买者，尽快到县政府外办联系。旋即，这场户口大甩买轰轰烈烈地拉开了。一连数日，公安局大门口排成长蛇阵，只要带上身份证，交付一万元钱，立即办理户口迁移令。农民高兴地说；“一手交钱，一手给户口，痛快！”
广东惠州市某区很有创意，也更有诱惑力。该区公开登报做广告：购当地商品房一套（起价５万元），可将全国各地户口迁入惠州。那是珠江三角洲上的一块宝地，广告一出笼，农民便从四面八方拥来。
更有甚者，安徽某城不少乡镇规定干部、民办教师应聘，若是农村户口必须交钱，不然停职停课。当初，户口虽然“大甩卖”，但乡镇干部和民办教师无力购买。随即，一些地方政府施展魔力，拨出一批贷款，专为那些困难户解决难题。有一个镇，贷款１０多万元，为４０多个干部、教师买了户口。
户口本无价。但现在很多地方，以数千元的款项大胆“出售”城市户口，引起了强烈的社会反响。在这起事件中，老百姓用血汗钱圆了一个梦，也上了一次当，而那些乡镇的头头脑脑，也惊呼受骗。
对收费“农转非”，群众议论纷纷，舆论界也纷纷给以曝光，披露。
支持者认为，这是敢想、敢干、敢闯“禁区”的行为，给农村人进入城市提供了一个新的机会。
少数人也这样说：“俺农村地少人多，劳力旺盛，想向城里人学习，扩大生产，城里就是俺选择的目标。‘农转非’收取点费用，是两厢情愿，公平交易。”反对派的意见却针锋相对。他们认为，买卖户口违反国家户口政策，国家有关部门应尽快制定出有效措施，制止这股歪风。否则，农村劳力大量向城里涌进，谁种庄稼呢？
众说纷纭！
对买卖户口，中央曾发过文件，一律停止，可在１９９４年的春天，四川某市的郊区少数乡镇，为要发展、建设，又刮起买卖户口的邪风。这一回，风力不断减速，大多数农民不感兴趣，价格猛跌，从八千元跌到五千元，又从五千元跌到三千元，一跌再跌，依然门庭冷落，无人问津。
时髦的“农转非”，花样百出，除买卖户口之外，还有耕地的“农转非”。建立“开发区”，占去农民的土地，便“农转非”。眼下，农技人员“下海”、“走穴”，乘机凭一技之长，转入城市，进入其他行业。１９９４年，对南方某省四个地区的调查，有１４００多名农技人员“农转非”。
中国是个农业大国，目前经济实力还比较薄弱，城市的经济才刚刚起步，大量的人拥入城市，给城市带来重负。农民放弃农业，却又无力去经营其他行业。必然使一部分人走向困境。这是喜忧参半的农村劳力“农转非”的结局。
户口毕竟不是商品，它只是一种行政管理手段。大量的农村人口，离土离乡，迅速向城市转移，对农村的发展不利，对城市的压力有增无减，后患无穷！
人走了，土地荒芜，饥饿的土地在呼唤！
眼下，由于中国的经济结构，城乡的传统格局，大量的劳动力转入城市，是难以适应的。让责任田任其撂荒，可以出现拣了芝麻、丢了西瓜的局面。俗话说，人哄地皮，地哄肚皮。
务农，我国有着悠久的历史传统，古人十分器重，称之为“本”。《管子·枢言》篇中写道：“慎贵在举贤，慎民在置官，慎富在务地。”
种地，是历代文人墨客、官府圣贤无不器重的事业。以农为本，以农为生，决不可本末倒置。
明天，谁来种地
春节刚过，我去火车站接一位客人。车站人海如潮，候车室、入口处、出口处都挤得水泄不通。我好不容易挤到出口处，忽然，一股人潮将我推出三四米远。我正在抹去头上的汗水，广播里传来一则消息：３０２次列车晚点４个小时。我无可奈何地退到门外广场上，想找个空旷的地方喘口气。可哪能呢？这几天，正是春运高峰，民工潮涨，纷纷外出打工。
在黑压压的人群里，有一对青年男女，男的背着木箱，女的扛着被盖卷，还带着个倒大不小的男孩。他们焦急地望着向入口处拥去的人流。
我闲着无事，便凑过去和他们摆龙门阵。
“喂，你们是一家子吗？”
“对呀，是一家子。”
“上哪去？”
“南方。”
“干什么？”
“打工呗！”
“打工还带着孩子？”
“嗯呀，大人都走了，孩子无处放，只好带着啰！”
“打工能赚到钱吗？”
“嗯，难说呀！”
“你们一家子跑那么远，没有把握能成吗？”
“碰运气嘛！”
“没有把握，为啥外出呢？”
“有啥办法，我们川北人这些年日子很艰辛。人穷，收入少，顾了上头，顾不了下头，顾了老人，顾不了孩子，想出去闯闯”
男青年瞥了我一眼。他见我关切他们的南行，便坐下来和我拉起家常。可提到农村的艰辛，他说不下去了。我也只好收住话题。
不多时，他们一家走了，挤进人群。从那青年清瘦的脸庞上，可以看出清平的生活给他们带来的忧思和不安。
近几年，大批耕地占而不用，仅仅是一部分。还有广大农村，农民热恋土地的意识与情感在淡化、冷漠，许多人不愿种地。纷纷背井离乡，四处飘荡，赚钱谋生。
明日，小郑也要去南方打工。时过午夜，他还没入睡，一会儿开灯，一会儿看表，生怕误了上火车的时间。
刚进入“而立”之年的小郑，个头不高，人挺老实，干啥事都显得有精神、灵透、利索。
他家住大巴山区。贫困与落后如同瘟疫，多少年都一直罩在农民的身上。
他家人多，母亲生了七八个“和尚”，早些年搞集体化，供不起、养不活，大哥、二哥都抱给了别人。他真幸运，父亲看他从小有出息便留在身边，还进了学堂，念了初中。
读了初中又怎么样呢？务农吧，他的体力不济。找工作吗，没有三朋四友帮忙，没有“靠山”难呀！
小郑的性格比较内向，弟弟还小，爸爸妈妈已进入暮年。他很苦闷，不时为自己的出路担忧。１９８５年，他有一位亲戚在城市工作，为他说情，好不容易才让他在一家私营小厂谋了份打工的活。当学徒，每月薪水七八十元，只够糊口。那老板看他听使唤，又写得一笔好字，便叫他学做帐，干点文秘一类的事。
一干五六年，人已经进入了婚龄，山区来的“打工仔”，在城里找对象是绝对不可能的。只好回老家娶媳妇，“农二哥”找“农二哥”。人常说：“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农民爱农民。夫妻恩爱，不久生下一个小子。从此，小郑举步维艰，挣那几个钱，养活不了三口之家呀！他只好又回到老家种地。
种地就种地吧，为什么他现在又要去南方呢？
他出发的那一天，我正巧碰上了他一行三人起程上路。对他们外出打工，远离家乡，有何想法，我想弄个究竟，于是便和他摆谈起来。
他苦涩地笑道：“我们家乡有种说法‘金窝银窝，不如自己的狗窝’。农民是很重感情的，自己家再穷，也是爱惜的。谁想随便离开家乡，到处游荡呢？唉，记者同志，这，这是不得已了。”
话题还没拉开，他的脸上已经露出了几分惆怅和不安。
“看来你是不想离开家门了。”我疑惑。
他把三岁的儿子递给妻子，继续前面的话题。
“怎么说呢？想吧，不想吧，为了生活，都得要离开，去找几个钱呀！”他眼圈红了，泪水已在眼内滚动着。
“你家不是有土地吗？就在家种地，安居乐业。你何苦带上全家去奔波呢？”
“种地，养活不了一家人呀！山旯旮，自然条件糟，天又不开眼，投入大，一年忙到底，连裤衩也穿不上。
“你就是有劳力，土地面积每人只有一亩，许多‘土政策’把你捆得死死的。自从１９８２年土地承包后，１０多年不变，‘死不收，生不补’，原先我只分了一亩地，幸亏，两个弟弟外出打工，把他们那两份地让给我一家种。我们搞了三年，越搞越糊涂种子、化肥、农药、地膜太贵了，投入大，除了锅巴没有饭，农民种地没油水。”
他扳起手指像背诵一段古老的故事。他说，他种了三年地，吃了三年苦，背上手上脱去了几层皮，也没搞出点名堂。
他还说，我如果摆给城里人听，也许城里人不会同情我们的，你们根本就不知道和土地打交道是个啥滋味儿。我不是自吹，在我这般大的青年中，我算会种地的了。可天不凑巧，再加上乡村干部还抱着６０年代那样叫人伤心的管理作风，更叫人难受了。
政府叫农村搞“指导性”生产。我们那里还搞老一套：“指令性”、“强迫风”，弄得农民左也不是，右也不是。
他气呼呼的，两眼鼓得圆圆的，脸上的微笑消失了，随之露出的是悲哀。
他说，农民想的是自由劳动，自由种植，现在我们山里哪有可能呢？“山高皇帝远”，许多政策传到下面走了样，干部把农民当作木头脑壳。该种什么，不种什么，全由不得你，要听他们摆弄。
我吃惊地岔开他的话题，问道：“哦，现在还搞那一套呀，都啥年代了。”
“怎么不搞？搞一次，败一次，他们不去听农民的呼声，主观臆断。到头来，倒霉的是农民”
他忽然收住话题，仿佛想起了什么。
“我回去的头一年。据说省里某领导说我们县穷，批了红头子（文件），决定兴办烟厂。头头得了尚方宝剑，要我们大种烤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