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靠谁养活中国 王治安著-第3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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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罗,你在写周总理的书中,不也写了周总理平坟的事吗?”林幼筠拿起韩素音刚出版的新作《周恩来与他的世纪》一书在空中晃动。“哦,书中你还专门写了周总理的骨灰撒向大地,撒向全国的情况嘛!”
  翻开书的最后一章,韩素音是这样写的:“哭干了眼泪的邓颖超对治丧委员会说:他的愿望是把他的骨灰撒到祖国的河山去;不要竖纪念碑,不要建坟墓,不要刻石碑或塑像,甚至不要在八宝山公墓存放骨灰盒来纪念他。”,“一架飞机把周的骨灰撒向大地。周去世后实际上比他在生命的最后岁月里更加强大。”
  是的,周恩来总理不仅自己作出了榜样,而且早在若干年前,他的这一思想就已经灌输给了亲友。1964年,周总理到江南考察,看到横亘数里的坟地,就对当地的干部说,坟地问题一定要解决。中国六七亿人口,只有16亿亩耕地,平均一人2.3亩,将来人口越多,人均耕地就会越少,1965年岁末,周总理下了平坟的决心。江苏淮安是周总理的出身地,也是周家祖坟较为集中之处。他对要回老家的侄儿周尔萃说:“你是军人,要带头破旧立新,移风易俗。我布置一个特殊任务给你,你要好好执行。这次回去,把家中祖坟平掉,深埋在一米以下,做到不影响机耕。把坟地交给生产队集体耕种,坟地上的树木交生产队绿化。办好这件事再过年。”除夕那天,周尔萃和当地干部群众一起将此事办妥了,并报告了总理。
  韩素音越想越觉得周总理伟大、坦诚,是人民的楷模。她的思路豁然开朗,马上作出了决断:“对,深埋,就地深埋,上面不留标记,把地还给农民耕种。”
  次日,周光墉陪同韩素音,再次回郫县,县里的同志对她的这一果断决定既吃惊,又赞赏。
  这位英籍华裔著名女作家的思想境界如此之高,他们十分敬佩。
  韩素音怕她走后,有人反悔,给县里的工作带来麻烦,因此又起草了一份材料,交给用地单位。
  四川芙蓉旅游实业总公司:
  关于你公司在郫县城郊建设“水泊梁山”游览园,涉及我们曾祖母刘氏的故墓需要迁移一事,经我们与其他几位亲属商议后,提供如下处理意见:
  一、在郫县人民政府领导下,你们认真对待坟墓迁移的事情,我们表示感谢。
  二、我们愿意珍惜每一寸土地。我们敬爱的周总理早在五六十年代,就多次提出意见,将在淮安埋葬他祖父、生母等周家坟地平掉,迁走墓碑,棺木就近深埋,土地交集体耕种。周总理为我们做出了榜样,我们也希望对曾祖母刘氏的棺木,在园中就近深埋。
  三、灵棺是历史遗物,深埋得到合理安置,上覆厚土也方便你们使用。棺木埋置深度按地下水位情况处理,棺木上、下和四周用水泥板包封,避免虫鼠、树根、污水等侵损即可。
  四、地面上不设置坟冢、墓碑等坟墓标志,完全由你们自行安排使用。
  周光瑚(韩素音)周光堉
  周光埙
  1993年4月28日
  韩素音时时在挂念着中国,想着12亿人口的吃饭问题。
  1994年夏天,成都理工大学刘兴诗教授去欧洲访问归来时,在他的书房内接受了我的采访。他对笔者说:“我和韩素音已是老朋友了,到了瑞士,怎能不去看她呢?一天傍晚,我们在日内瓦湖畔约会。我们没谈几句,她便提起最近回成都给她留下的一个印象。她眉头紧锁,忧心忡忡,露出了无限惋惜的神色。她说:‘现在成都平原到处都在搞开发,把许多良田都圈了,真可惜!我看了,很心痛!”
  她的意思非常清楚,搞开发是对的,无端耗去许多良田好土,未必都对。她十分了解成都,所谓“沃野千里”的“天府之国”,实际上就是集中指成都平原一隅良田沃壤而言。土地,是哺育生命的摇篮,人可以不居高楼大厦,不吃饭却万万不行!
  我和韩素音不曾相识,也不曾交往过。
  诚然,对这位世界著名的作家,当我在步入社会时,就阅读她的作品,默念她的名字,更多的是在报端,读到她的音容笑貌。读她作品的时候,往往被她的小说、纪实文学中的故事所吸引;被她那“刀侠”般的笔触,犀利的文风,辛辣的讽刺,纵横捭阖的大手笔,幽默有趣的语言所激动。
  我真正认识她,是在1993年岁末。她的《赤潮毛泽东与中国革命》一书,由山西人民出版社翻译出版,她到太原参加首发式之后,风尘仆仆途经成都去新加坡。12月14日上午,在她下榻的成都锦江宾馆,她接受了我的采访。
  她是一位非同凡响的女作家,性格倔强,少有女性的优柔寡断,极富男性的刚毅果敢。她语言诙谐,谈笑风生,虽年近八旬,仍精神焕发,没有“老之将至”的感悟。
  采访结束时,她又谈起土地。她说:“成都平原的土地是世界上最好最好的土地。美国的密西西比河两岸的土地赶不上,欧洲平原的土地也赶不上。成都平原的土壤,捏得出油来啊!随便占了太可惜!”
  然而,近几年来,有些人做着黄梁美梦,幻想内地也像沿海那样“筑巢引凤”。于是,把一片片良田沃土圈起来,一年、二年、三年结果呢?良田长满青蒿野蔓,耗子、兔子、癞蛤蟆成群结队,相伴为伍。
  当我告诉她,许多人鼓励我写续集时,她切住话题,恳切地说:“写!就是应该写。这两年,许多地方无计划乱搞‘开发区’,浪费了不少土地,这可是件大事呀!要大声疾呼,唤醒干部,要珍惜土地。中国12亿人的吃饭问题,是个大问题呀!”她稍停片刻,又继续说道:“西方许多政治家,好心的与恶意的,都在盯着中国人,看着12亿人口如何解决吃饭问题,如何活下去。这不是一件小事!他们想的是,一旦中国人没有饭吃,会自己扼杀自己。不知我们的干部,意识到这件事没有。”韩素音的话严肃而诚恳,她是在向全国发出呼吁,要大家引起高度重视,对土地问题切不可掉以轻心!
  多年来,韩素音身居海外,情系故土,关心中国人民的吃饭问题,土地问题。
  人们常说,水有源、树有根,韩素音的根就在中国,而且深深地扎在家乡这片热土上。土沃才能叶茂,叶茂才能根深。她的整个思绪,贯穿着一根主线,那就是愿祖国富强,愿人民安居!
  文人的忧患意识
  土地在呻吟,文人在叹息!
  历来,骚人墨客聚在一起,或谈天说地,或吟诗作句,涉及的主题大多是“文房四宝”,或古今的轶闻趣事,总而言之,谈“天”是其习性,而说“地”却是少见的。
  如今的文人们却关心人类面临的危机:土地锐减,人口剧增的重大国事。
  1995年仲春,中国散文与旅游文学学会的一批成员聚会,为远道而来的文友洗尘。席间,一阵寒暄之后,大伙忽然把焦点集中到我那本写土地的小册子上。
  “老王,你的长篇报告文学《啊,国土》产生了强烈的反响,听说得了三四个大奖,是吗?”四川人民出版社的喻光韶先生率先引出了这一话题。
  “嗯,有那事。”我夹了一块红烧东坡肘子放在嘴边,支吾地回答,“我倒不在乎得不得奖,而注重读者,注重社会的反响。这件事,让我欣慰的是,它引起了人们的关注,使我感奋。”“你的题材抓对了,大主题、大气度。”姚咏絮女土待我的话一完,便瞧准机会切入了主题。“我们这么大个国家,家底再厚,也有个限度。土地一片片被鲸吞、荒芜,可惜呀!”
  老喻又抢上一句:“有人说这个问题,四川最突出,这是事实。外省同样出现‘炒地皮,、闹‘开发区热,。前些年,哗啦一下,把土地审批权力下放,一个乡、一个县都可以大片大片的围地,失去了耕地,农民叫苦不迭。搬迁,交地,一些人丢了土地,两手空空,变成无处谋生的游民。这个问题严重呵!”
  《西南旅游》杂志主编邓洪平,说得更贴切:“圈地、卖地、荒地这种无止境的作法,怎么得了呀!中国人口多是世界之最,一旦发生了灾荒,或者打一场什么战争,断了粮,12亿人中如果有一亿人当难民,中国不得安宁,周边国家不得安宁,世界不得安宁,会天下大乱罗!哎,圈地,卖地究竟为了哪一宗吗?”
  “这股圈地歪风,来势之猛,波及面之大,是前所未见。”老喻继续接上老邓的话题,“1993年,我去湖北,看到江汉平原一片片肥田被占用,被荒芜,心中很不安。激动之后写了一篇散文《登荆州城楼》,发表在一家晚报上。这篇散文我是专为江汉平原的遭遇而呐喊。同时,也联想到成都平原的命运,今天这里圈一块,明天那里围一片,多么好的土地啊!”
  “嗬,圈地风岂止成都,北海更凶残,更厉害嘞!那些外来的,本地的,大老板,小老板,去北海都盯着土地,一围就是一大片。东一块,西一块,方圆几十平方公里的土地,稀哩哗啦,不到两年时间全都被分了。”姚女士放下酒杯,越说越激动,“前些日子,我又一次到北海,在海湾的尽头,一眼望去看不见几幢房子,到处是荒地,野草茂密,老鼠成群。”不知是谁插上一句。
  “北海,不是中央搞的点吗?”
  “点?中央有精神、指示呀!可有些事中央说了谁听嘛!那些炒地皮的‘串串儿’有恃无恐,对上面的话阳奉阴违,你说你的,他干他的,山高皇帝远,管得着吗?”
  北海有一片望不到头的大海湾,湾上的那片土地肥沃、平展,是种田人的摇篮!
  银滩,是北海著名的风景区,国务院总理曾说:“银滩比夏威夷还好。”人大委员长也挥毫书下“中国第一滩”。许多名人、要人都称北海为“东方夏威夷”。
  这是名人要人的定语,但不是名人要人的造化,而是大自然的杰作。
  北海,原来是个小镇,自从1988年被批准为全国重点旅游城市以来,游客逐年增加,1991年达120万,1992年突破150万!随着“北海投资热”的高涨,1993年游客突破200万人!
  火热的北海,沸沸扬扬,至1993年已有50余家海内外客商投资,总金额达83亿元。120幢别墅和一批娱乐设施已初具规模。北海将号称是目前亚洲最大的海洋运动娱乐中心。
  那是多么令人振奋的消息呀!
  可随着时间的推移,北海的发展似乎梦幻一般,美元少了,投资者节节后退。潮涨潮落,生产停滞,生意萧条,土地荒芜,一些高楼刚冒出地平线,就蔫气了,停产了。昔日沸腾的景象消失,海滩上的游客稀稀拉拉!
  盛世不惧危言。越是改革开放越是欣欣向荣,蒸蒸日上,越要不避左见。要有一些“杞人忧天”,从大好之中管窥不测,从盛况之下预见危机,从而才能知荣辱,明兴衰,制对策。
  人们面对现实生活中的一些弊端,常常爱用“忧患”二字来表达内心的情感,文人更是如此。其实,“忧患”一词并非今人所造,自古有之。最早,见于《周易·系辞下》。其曰:
  “《易》之兴也,其于中古乎?作《易》者,其有忧患乎?”在中国,也许是一种民族的特征,历来许多文人都有一种“忧患意识”。这种忧患意识,也就是常说的“安不忘危”,“居安思危”。
  总结历史,忧患意识的重心有两点:一点是忧国;一点是忧民。在中华民族的发展史上,忧患意识始终是我们民族所特有的。文人面对各种社会矛盾和各种隐形的危机,产生了对国家、民族命运的担忧,并发展成一种自觉意识。
  追溯历史,忧患意识最典型的代表人物,莫过于范仲淹。他在《岳阳楼记》中写道:“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是进亦忧,退亦忧,然则何时而乐耶?其必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欤!’”范仲淹的这种忧国忧民的思想,影响着许多文人。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
  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
  这是明代以顾宪成为代表的东林书院一伙文人忧患朝政的腐败,写下的留芳千古的一幅对联。它更富有典型性。
  在今朝,对土地忧患的人也不少呀,他们纷纷撰文,发出呼吁,充分表达了自己忧国忧民的爱国之心。
  中科院学部委员、西南农业大学教授、世界著名的土壤学专家侯光炯,在1992年岁末,从长期蹲点研究土壤的长宁县到成都,一路耳闻目睹,对一些城镇乱占耕地和农村土地抛荒十分痛惜。对眼下出现的办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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