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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罗，你在写周总理的书中，不也写了周总理平坟的事吗？”林幼筠拿起韩素音刚出版的新作《周恩来与他的世纪》一书在空中晃动。“哦，书中你还专门写了周总理的骨灰撒向大地，撒向全国的情况嘛！”
翻开书的最后一章，韩素音是这样写的：“哭干了眼泪的邓颖超对治丧委员会说：他的愿望是把他的骨灰撒到祖国的河山去；不要竖纪念碑，不要建坟墓，不要刻石碑或塑像，甚至不要在八宝山公墓存放骨灰盒来纪念他。”，“一架飞机把周的骨灰撒向大地。周去世后实际上比他在生命的最后岁月里更加强大。”
是的，周恩来总理不仅自己作出了榜样，而且早在若干年前，他的这一思想就已经灌输给了亲友。１９６４年，周总理到江南考察，看到横亘数里的坟地，就对当地的干部说，坟地问题一定要解决。中国六七亿人口，只有１６亿亩耕地，平均一人２．３亩，将来人口越多，人均耕地就会越少，１９６５年岁末，周总理下了平坟的决心。江苏淮安是周总理的出身地，也是周家祖坟较为集中之处。他对要回老家的侄儿周尔萃说：“你是军人，要带头破旧立新，移风易俗。我布置一个特殊任务给你，你要好好执行。这次回去，把家中祖坟平掉，深埋在一米以下，做到不影响机耕。把坟地交给生产队集体耕种，坟地上的树木交生产队绿化。办好这件事再过年。”除夕那天，周尔萃和当地干部群众一起将此事办妥了，并报告了总理。
韩素音越想越觉得周总理伟大、坦诚，是人民的楷模。她的思路豁然开朗，马上作出了决断：“对，深埋，就地深埋，上面不留标记，把地还给农民耕种。”
次日，周光墉陪同韩素音，再次回郫县，县里的同志对她的这一果断决定既吃惊，又赞赏。
这位英籍华裔著名女作家的思想境界如此之高，他们十分敬佩。
韩素音怕她走后，有人反悔，给县里的工作带来麻烦，因此又起草了一份材料，交给用地单位。
四川芙蓉旅游实业总公司：
关于你公司在郫县城郊建设“水泊梁山”游览园，涉及我们曾祖母刘氏的故墓需要迁移一事，经我们与其他几位亲属商议后，提供如下处理意见：
一、在郫县人民政府领导下，你们认真对待坟墓迁移的事情，我们表示感谢。
二、我们愿意珍惜每一寸土地。我们敬爱的周总理早在五六十年代，就多次提出意见，将在淮安埋葬他祖父、生母等周家坟地平掉，迁走墓碑，棺木就近深埋，土地交集体耕种。周总理为我们做出了榜样，我们也希望对曾祖母刘氏的棺木，在园中就近深埋。
三、灵棺是历史遗物，深埋得到合理安置，上覆厚土也方便你们使用。棺木埋置深度按地下水位情况处理，棺木上、下和四周用水泥板包封，避免虫鼠、树根、污水等侵损即可。
四、地面上不设置坟冢、墓碑等坟墓标志，完全由你们自行安排使用。
周光瑚（韩素音）周光堉
周光埙
１９９３年４月２８日
韩素音时时在挂念着中国，想着１２亿人口的吃饭问题。
１９９４年夏天，成都理工大学刘兴诗教授去欧洲访问归来时，在他的书房内接受了我的采访。他对笔者说：“我和韩素音已是老朋友了，到了瑞士，怎能不去看她呢？一天傍晚，我们在日内瓦湖畔约会。我们没谈几句，她便提起最近回成都给她留下的一个印象。她眉头紧锁，忧心忡忡，露出了无限惋惜的神色。她说：‘现在成都平原到处都在搞开发，把许多良田都圈了，真可惜！我看了，很心痛！”
她的意思非常清楚，搞开发是对的，无端耗去许多良田好土，未必都对。她十分了解成都，所谓“沃野千里”的“天府之国”，实际上就是集中指成都平原一隅良田沃壤而言。土地，是哺育生命的摇篮，人可以不居高楼大厦，不吃饭却万万不行！
我和韩素音不曾相识，也不曾交往过。
诚然，对这位世界著名的作家，当我在步入社会时，就阅读她的作品，默念她的名字，更多的是在报端，读到她的音容笑貌。读她作品的时候，往往被她的小说、纪实文学中的故事所吸引；被她那“刀侠”般的笔触，犀利的文风，辛辣的讽刺，纵横捭阖的大手笔，幽默有趣的语言所激动。
我真正认识她，是在１９９３年岁末。她的《赤潮毛泽东与中国革命》一书，由山西人民出版社翻译出版，她到太原参加首发式之后，风尘仆仆途经成都去新加坡。１２月１４日上午，在她下榻的成都锦江宾馆，她接受了我的采访。
她是一位非同凡响的女作家，性格倔强，少有女性的优柔寡断，极富男性的刚毅果敢。她语言诙谐，谈笑风生，虽年近八旬，仍精神焕发，没有“老之将至”的感悟。
采访结束时，她又谈起土地。她说：“成都平原的土地是世界上最好最好的土地。美国的密西西比河两岸的土地赶不上，欧洲平原的土地也赶不上。成都平原的土壤，捏得出油来啊！随便占了太可惜！”
然而，近几年来，有些人做着黄梁美梦，幻想内地也像沿海那样“筑巢引凤”。于是，把一片片良田沃土圈起来，一年、二年、三年结果呢？良田长满青蒿野蔓，耗子、兔子、癞蛤蟆成群结队，相伴为伍。
当我告诉她，许多人鼓励我写续集时，她切住话题，恳切地说：“写！就是应该写。这两年，许多地方无计划乱搞‘开发区’，浪费了不少土地，这可是件大事呀！要大声疾呼，唤醒干部，要珍惜土地。中国１２亿人的吃饭问题，是个大问题呀！”她稍停片刻，又继续说道：“西方许多政治家，好心的与恶意的，都在盯着中国人，看着１２亿人口如何解决吃饭问题，如何活下去。这不是一件小事！他们想的是，一旦中国人没有饭吃，会自己扼杀自己。不知我们的干部，意识到这件事没有。”韩素音的话严肃而诚恳，她是在向全国发出呼吁，要大家引起高度重视，对土地问题切不可掉以轻心！
多年来，韩素音身居海外，情系故土，关心中国人民的吃饭问题，土地问题。
人们常说，水有源、树有根，韩素音的根就在中国，而且深深地扎在家乡这片热土上。土沃才能叶茂，叶茂才能根深。她的整个思绪，贯穿着一根主线，那就是愿祖国富强，愿人民安居！
文人的忧患意识
土地在呻吟，文人在叹息！
历来，骚人墨客聚在一起，或谈天说地，或吟诗作句，涉及的主题大多是“文房四宝”，或古今的轶闻趣事，总而言之，谈“天”是其习性，而说“地”却是少见的。
如今的文人们却关心人类面临的危机：土地锐减，人口剧增的重大国事。
１９９５年仲春，中国散文与旅游文学学会的一批成员聚会，为远道而来的文友洗尘。席间，一阵寒暄之后，大伙忽然把焦点集中到我那本写土地的小册子上。
“老王，你的长篇报告文学《啊，国土》产生了强烈的反响，听说得了三四个大奖，是吗？”四川人民出版社的喻光韶先生率先引出了这一话题。
“嗯，有那事。”我夹了一块红烧东坡肘子放在嘴边，支吾地回答，“我倒不在乎得不得奖，而注重读者，注重社会的反响。这件事，让我欣慰的是，它引起了人们的关注，使我感奋。”“你的题材抓对了，大主题、大气度。”姚咏絮女土待我的话一完，便瞧准机会切入了主题。“我们这么大个国家，家底再厚，也有个限度。土地一片片被鲸吞、荒芜，可惜呀！”
老喻又抢上一句：“有人说这个问题，四川最突出，这是事实。外省同样出现‘炒地皮，、闹‘开发区热，。前些年，哗啦一下，把土地审批权力下放，一个乡、一个县都可以大片大片的围地，失去了耕地，农民叫苦不迭。搬迁，交地，一些人丢了土地，两手空空，变成无处谋生的游民。这个问题严重呵！”
《西南旅游》杂志主编邓洪平，说得更贴切：“圈地、卖地、荒地这种无止境的作法，怎么得了呀！中国人口多是世界之最，一旦发生了灾荒，或者打一场什么战争，断了粮，１２亿人中如果有一亿人当难民，中国不得安宁，周边国家不得安宁，世界不得安宁，会天下大乱罗！哎，圈地，卖地究竟为了哪一宗吗？”
“这股圈地歪风，来势之猛，波及面之大，是前所未见。”老喻继续接上老邓的话题，“１９９３年，我去湖北，看到江汉平原一片片肥田被占用，被荒芜，心中很不安。激动之后写了一篇散文《登荆州城楼》，发表在一家晚报上。这篇散文我是专为江汉平原的遭遇而呐喊。同时，也联想到成都平原的命运，今天这里圈一块，明天那里围一片，多么好的土地啊！”
“嗬，圈地风岂止成都，北海更凶残，更厉害嘞！那些外来的，本地的，大老板，小老板，去北海都盯着土地，一围就是一大片。东一块，西一块，方圆几十平方公里的土地，稀哩哗啦，不到两年时间全都被分了。”姚女士放下酒杯，越说越激动，“前些日子，我又一次到北海，在海湾的尽头，一眼望去看不见几幢房子，到处是荒地，野草茂密，老鼠成群。”不知是谁插上一句。
“北海，不是中央搞的点吗？”
“点？中央有精神、指示呀！可有些事中央说了谁听嘛！那些炒地皮的‘串串儿’有恃无恐，对上面的话阳奉阴违，你说你的，他干他的，山高皇帝远，管得着吗？”
北海有一片望不到头的大海湾，湾上的那片土地肥沃、平展，是种田人的摇篮！
银滩，是北海著名的风景区，国务院总理曾说：“银滩比夏威夷还好。”人大委员长也挥毫书下“中国第一滩”。许多名人、要人都称北海为“东方夏威夷”。
这是名人要人的定语，但不是名人要人的造化，而是大自然的杰作。
北海，原来是个小镇，自从１９８８年被批准为全国重点旅游城市以来，游客逐年增加，１９９１年达１２０万，１９９２年突破１５０万！随着“北海投资热”的高涨，１９９３年游客突破２００万人！
火热的北海，沸沸扬扬，至１９９３年已有５０余家海内外客商投资，总金额达８３亿元。１２０幢别墅和一批娱乐设施已初具规模。北海将号称是目前亚洲最大的海洋运动娱乐中心。
那是多么令人振奋的消息呀！
可随着时间的推移，北海的发展似乎梦幻一般，美元少了，投资者节节后退。潮涨潮落，生产停滞，生意萧条，土地荒芜，一些高楼刚冒出地平线，就蔫气了，停产了。昔日沸腾的景象消失，海滩上的游客稀稀拉拉！
盛世不惧危言。越是改革开放越是欣欣向荣，蒸蒸日上，越要不避左见。要有一些“杞人忧天”，从大好之中管窥不测，从盛况之下预见危机，从而才能知荣辱，明兴衰，制对策。
人们面对现实生活中的一些弊端，常常爱用“忧患”二字来表达内心的情感，文人更是如此。其实，“忧患”一词并非今人所造，自古有之。最早，见于《周易·系辞下》。其曰：
“《易》之兴也，其于中古乎？作《易》者，其有忧患乎？”在中国，也许是一种民族的特征，历来许多文人都有一种“忧患意识”。这种忧患意识，也就是常说的“安不忘危”，“居安思危”。
总结历史，忧患意识的重心有两点：一点是忧国；一点是忧民。在中华民族的发展史上，忧患意识始终是我们民族所特有的。文人面对各种社会矛盾和各种隐形的危机，产生了对国家、民族命运的担忧，并发展成一种自觉意识。
追溯历史，忧患意识最典型的代表人物，莫过于范仲淹。他在《岳阳楼记》中写道：“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是进亦忧，退亦忧，然则何时而乐耶？其必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欤！’”范仲淹的这种忧国忧民的思想，影响着许多文人。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
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
这是明代以顾宪成为代表的东林书院一伙文人忧患朝政的腐败，写下的留芳千古的一幅对联。它更富有典型性。
在今朝，对土地忧患的人也不少呀，他们纷纷撰文，发出呼吁，充分表达了自己忧国忧民的爱国之心。
中科院学部委员、西南农业大学教授、世界著名的土壤学专家侯光炯，在１９９２年岁末，从长期蹲点研究土壤的长宁县到成都，一路耳闻目睹，对一些城镇乱占耕地和农村土地抛荒十分痛惜。对眼下出现的办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