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靠谁养活中国 王治安著-第3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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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和深远的内涵的。”
  她的语言生动,寓意深邃。在她看来,他们不是在表演,而是在奉献一颗博大的热爱大地母亲---土地的赤诚之心。他们日夜兼程,仅仅花去一个月时间,就创作、排练出《大地颂》、《国土员浪漫曲》、《土地情》等一批歌曲、舞蹈和小品,格调高雅,形式新颖。并邀请了全国著名的歌唱家董文华、杨洪基参加演出。
  提起杨洪基,在我耳际不禁响起了电视剧《三国演义》主题歌《滚滚长江东逝水》的声音。那是一曲气势磅礴的壮歌,那声音至今仍震撼着人们的心弦。
  此时,他随他的歌声一起,走进了舞台,为晚会增添了光彩。
  曾小姐陪同我采访了杨洪基。此人气度不凡,高大的个子,和善而有神的表情,风度翩翩,随和稳健。
  “你参加这样的演出,有何感受?”我劈头问道。
  “哦,感受颇多啦。”他似乎早有准备,“实话告诉你,以土地为主题的演出,我还是第一次。不过,对土地的情感,对我国的土地国情,早有感受。去年,我去欧洲访问,先后去过德国、意大利、芬兰等十余个国家。给我印象深刻的是那里的大地一片翠绿,那里的人民对土地一片痴情。那些国家到处是森林、草地,没有人愧对人类的母亲---土地。”
  此刻,他突然刹住了话题,明眸里透出一丝丝忧虑。好半天,他才接着往下说:“然而回到祖国,再细观山河,到处是荒山兀岭,乱石嶙峋,一片片焦土,给人的印象是沉闷的,灰暗的过去,中国人喜欢说‘地大物博’,现在地已变小了,物博也就不好说了。”
  作为一位艺术家,如此深情地关注土地,是难能可贵的。我们的谈话进行得很顺畅。这位年过半百、饱经沧桑的歌唱家,说话犹如竹筒倒豆子。
  末尾,他又补充了话题。他郑重地表明一个道理:“在我国如何教育农民,教育广大干部群众,爱护森林,爱护土地,这是人类的美德,也是体现人类文明的表现,我们不能丢掉了美德。前些年,炒地皮,买卖土地,我实在看不惯呀!”
  省、市政府官员,对这场晚会十分关注,主要领导都来了。一位副省长在致词中,声音激昂,措词强烈。
  每年的6月25日,是全国“土地日”。这是1991年6月24日由国务院第83次常务会议决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颁布的。这是党中央、国务院加强土地管理的重大举措,意义十分深远。
  这位省领导,还叙述了土地的省情,并全面地、客观地披露了家底。他说:我省土地管理工作经过努力,取得了显著成效。但是,他话锋一转:四川这个人口众多的农业大省有种种困惑。四川人均耕地面积仅有0.84亩,比全国人均水平少三分之一。每年自然灾害和农业结构调整净减30多万亩,非农业建设占地18万亩,复耕开垦约20万亩,三下五除二,每年耕地净减30万亩,而人口净增上百万。人地矛盾始终是制约我省经济发展的突出问题。因此,我们要广泛、深入、持久地开展土地国情和省情教育,增强全民的土地忧患意识。
  一年一度的“土地日”,旨在教育群众,教育整个民族,共同奋进,保护国土。每到那一天,举国上下的人民都会最诚挚地纪念这个节日。今年的节日,有着特殊的氛围,特殊的意义!
  6月24日,国家土地管理局局长邹玉川,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再三强调,今年“土地日”的中心是“大地与法制”。他面对麦克风,严肃诉说着这个节日的重大意义:“今天是全国‘土地日’。自从确定这个纪念日起,历经了5个春秋,‘土地日’从陌生到熟悉,已深入亿万人的心灵,成为全社会深切关注的一个重要纪念日。”
  6月25日,为纪念这个重要节日,《人民日报》在头版头条位置发表了评论员文章《制止违法批地用地》。文章写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今年的土地日的宣传主题是‘土地与法制’。这个重大的主题,说明了土地与法制这两者之间的密切联系,向人们提出了如何加强法制建设,依法强化土地管理的重大课题。”“法律是土地的保护神,而土地正在呼唤着法律。”“市场经济是法制经济。土地当它从非市场化走向市场的时候,尤其要靠法律以强制性的力量来规范,通过严格的管理,使之活而不乱,运作有序。在致力于土地市场建设的同时,致力于土地法制建设,这应当是并行不悖的两项任务。只有两手一齐用力,抓住这两种建设,才能促使土地使用制度改革健康地发展。”
  越权·揽权·争权
  应该说,这一回,四川的举动是“超前”的。第五个全国“土地日”刚过10天,就行动起来了。
  1995年7月6日,“四川省政府土地执法检查组”兵分四路,浩浩荡荡,向川东、川西、川南、川北进发。
  前一天,我去省国土局办事,在办公室碰上了老曾。
  “王记者,我们土地执法检查组,明天出发,去查土地的事儿,你去不?”他高声热情地嚷道。
  “查什么?”
  “查违法、越权批地呀!”
  “哦,不是说,下月才干吗?怎么这么快就动起来了呢?”“嘿,过去我们老是拖后腿,这一回,要做出样儿给大家看才是呀。这不,这是上面的意图。”他是个直肠子,快人快语,可这一次,有些话已到嘴边,为啥又咽了下去?
  我在沉思,咀嚼他话中的内涵。
  “你到底去不去?我们还邀请了好几家新闻单位的记者参加呢。”
  “去!”我点头应允了。
  次日清晨,我按时参加了川西组,第一站,是川西的某市。
  小巧玲珑的市政府小会议厅,安静、优美、清新,给人的感觉很好。汇报会,召开得紧紧骤骤的,会议室人数不多,但气氛很浓。一位副市长亲临会议,迎接省政府的检查组。
  我坐在圆桌的尽头,察颜观色,静静地等待着市长、局长们的汇报。
  约摸半个时辰,会议开始了。首先由市国土局局长作了全面汇报,有些材料自清理土地撂荒以来已听过几遍了,新鲜的、动听的不太多。
  但有一点令我难忘,令我吃惊。他理直气壮,毫不掩饰地说,自1992年以来,市里批地6万亩,各区批地6万亩,报省上批地6000多亩。
  此外,下面有人反映,在土地批租上步子迈大些,本届政府要求发展经济,当初认为门路更多的就是批租土地。有些问题,哪里是我们造成的呢?上面有领导叫我们加大力度,多圈土地嘛。××航空港、××工业城、××扶贫开发区、台商招商区等等,都不是我们的主意嘛说到这里,副市长插入了话题。他的声音柔和而有分量。他说,这几大开发区,市里没批,现在依然是,应该算违章用地。此话透露了实情。
  在场的知情者和不知情者的眼珠儿都鼓得圆圆的,望着他,仿佛在说,讲下去,讲下去,继续披露。
  我蒙在鼓里,不知缘由。
  局长接着说。此时,他心情是复杂的。他从压抑到启动,似乎像岩浆压在地壳中,突然喷发出来。“××大都会、××乐园,都是上级领导开的口,我们哪里顶得住呢?上级强调说‘特批特办’,先用后批。唉,这样搞,我们当时就认为所以自今没批没办手续。1992年,上级要求大发展,现在又来找问题。我们应该历史地、辩证地看待才是。我们欢迎提意见,但我们也要汇报我们的苦衷还有,最近,省上提出全省建立100个镇,每镇用地300亩。这些土地从何而来?”
  此时,副市长也激动了,国字脸胀得通红,明眸大睁,大有一吐为快之意。顿时,厅内鸦雀无声,大伙儿屏住呼吸,听他的诉说。“这”很遗憾,他没有说下去。
  沉默了约二分钟后,局长才接上了话题。
  现在,他的心情倒平静了些。他说,3年前,省上要求以我市为中心,抓好“一条线”的发展,要我市做好服务工作。所以我们将土地的审批权,即耕地20亩、非耕地60亩的审批权委托给区县办理,并发了文件。这个文件也不是乱发的,是根据上面的精神搞的,别人指责我们下放土地审批权,不对嘛!我们是有依据的。唉,我们国土局难办呀!我还是那句话:大家得病我吃药哈哈,这叫我当局长的怎么说呀!
  于是,你一言,我一语,又争执起来。这几座大的工程,如“××大都会”市政府不知道,也没人批就干开了,甚至连市委、市府的主要领导也只是听到一些传言,没人正式和他们商讨。还有人透露,“××大都会”开工是一位上级机关的头头剪的彩。
  如此种种,叫人费解,叫人心酸。这也许是,本市这块可口的肥肉,在当初批地、租地、卖地、炒地的热潮中,大伙儿都把成都平原当成“唐僧肉”。手从四面八方伸来,横吃、豪吃、抢吃、偷吃,谁也挡不住!
  最后,局长细言细语地提出了一个不大不小的要求。他说,我市给的土地审批权限耕地20亩,非耕地60亩,太少了。深圳、广州等地的审批权比我们大,耕地500亩,武汉、南京是200亩。我们应该和深圳、广州一样才是。省上的审批权耕地是1000亩,市上可不可以审批500亩呢?
  局长的意见也许有他的道理,广州、深圳有的权力,该市也应该享受。权,有时候确实起很大的作用。此外,还有一个政治待遇的问题,不可随便弃权。
  但是,我又想这权能放吗?我一时迷糊了。不过,我想成都平原就是那么大一块了,一次就批500亩,或1000亩,权力的作用太可怕了!
  我环顾厅内,一派沉默,既没有人支持,也没有人反对。只见大伙双眼滚动,好像在说:这权不能放!
  其实,这权该不该放,是有法律规定的。《土地管理法》第24条规定:“国家建设征用耕地一千亩以上,其他土地二千亩以上,由国务院批准。征用省、自治区行政区域的土地,由省自治区人民政府批准;征用耕地3亩以下,其他土地10亩以下的,由县人民政府批准;省辖市、自治州人民政府的批准权限,由省、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决定。”
  这是国法,谁也不应该篡改呀!至于权限,是很明确的。
  汇报是平淡无奇的。在汇报中,有个小插曲,倒很有趣。
  检查组领头的是一位年逾半百的同志,听说是省上某厅一位副秘书长。按照常规,他的发言应该是有分量的,然而并非如此,真有点遗憾。
  他说,《土地管理法》颁布快10年了。我们这次检查是调查、总结、学习的一次好机会不过,这种执法检查,也许是“例行公事”。我们实行分级检查原则,我们在查的基础上进行检查查的范围,不从1992年开始嗯,依我之见,主要是汲取教训的问题,有些事如何处理,就看中央的了
  顿时,厅内寂静无声,大家面面相觑,对头儿的这番“肺腑之言”哭笑不得。我呢,刹住了笔,只觉得一股冷气横贯全身。怀疑自己的耳朵出了故障。唉,难道“例行公事”,就是这次检查的目的吗?难怪,邀请了七八家新闻单位的记者,都不来,仅仅是我这个“编外”记者来了。我责怪自己,是不是吃错了药?别人既然是“例行公事”,你又何苦来凑闹热呢?
  我心中一阵冷,一阵热,冷气消失之后,又转换成热浪。我的心底在说,哎,现在来讲这些话,都是马后炮。地,占了,圈了,该占的占了,不该占的也占了,卖的卖,荒的荒,一拖两三年,大批土地都陷入了头儿们的纷争和戏言之中,目下再说再争,都没用!
  谁之过呢?
  是村干部?他们是“中国官谱”之外的“无品”小官,没有那样的“狗胆”。
  是村夫?他们是被“宰割”的对象,更不敢妄动!
  我一直在沉思,这场土地大战,造成如今僵持局面,风从何处刮起呢?又是谁在推波助澜呢?
  我一直在捉摸,这次检查为什么匆匆行动,而第一步还没有迈出去,就降了调,泼了冷水。前面的路该如何走呢?
  我正在猜测时,同行的四川省国土局监察处李处长,递给我一份材料。
  我打开一看,似乎明白了几分。一份国务院的《情况反映》,文字不长,可领导批字,从中央到省里一级批转一级,字迹密密匝匝,龙飞凤舞。正文这样写道:
  “从四川刚结束的国土工作会议获悉,成都平原1992—
  1994年耕地又减少了一个中等县的耕地,像这样快的速度,使耕地锐减,我们的后代将到哪儿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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