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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在人民“尊帝王”“信天命”，故历来为君临天下帝王的法宝。前世帝王常利用它，新起帝王也利用它。然而这种哲学实在同“人性”容易发生冲突。表面上它仿佛很高尚，实际上它有问题，对人民不公平。它指明作人的许多“义务”，却不大提及他们的“权利”。一切义务仿佛都是必要的，权利则完全出于帝王以及天上神佛的恩惠。中国人读书，就在承认这个法则，接受这种观念。读书人虽很多，谁也就不敢那么想“我如今作了多少事，应当得多少钱？”若当真有人那么想，这人纵不算叛逆，同疯子也只相差一间。再不然，他就是“市侩”了。在一种“帝王神仙”“臣仆信士”对立的社会组织下，国民虽容易统治，同时就失去了它的创造性与独立性。平时看不出它的坏处，一到内忧外患逼来，国家政治组织不健全，空洞教训束缚不住人心时，国民道德便自然会堕落起来，亡国以前各人分途努力促成亡国的趋势，亡国以后又老老实实同作新朝的顺民。历史上作国民的既只有义务，以尽义务引起帝王鬼神注意，借此获取天禄人爵。待到那个能够荣辱人类的偶像权威倒下，鬼神迷信又渐归消灭的今日，自我意识初次得到抬头的机会，“不知国家，只顾自己”，岂不是当然的结果？目前注意这个现象的很有些人。或悲观消极，念佛诵经了此残生。或奋笔挥毫，痛骂国民不知爱国。念佛诵经的不用提，奋笔挥毫的行为，其实又何补于世？不让作国民的感觉“国”是他们自己的，不让他们明白一个“人”活下来有多少权利，不让他们了解爱国也是权利！思想家与统治者，只责备年轻人，困辱年轻人。俨然还希望无饭吃的因为怕雷打就不偷人东西，还以为一本《孝经》就可以治理天下，在上者那么糊涂，国家从哪里可望好起？事实上国民毛病在用旧观念不能应付新世界，因此一团糟。目前最需要的，还是应当从政治、经济、教育、文学各方面共同努力，用一种新方法造成一种新国民所必需的新观念。使人人乐于为国家尽义务，且使每人皆可以有机会得到一个“人”的各种权利。要求“人权”并不是什么坏事情，它实在是一切现代文明的种子。一个国家多数国民能自由思索，自由研究，自由创造，自然比一个国家多数国民蠢如鹿豕，愚妄迷信，毫无知识，靠君王恩赏神佛保佑过日子有用多了。自私原有许多种。有贪赃纳贿不能忠于职务的，有爱小便宜的，有懒惰的，有作汉奸因缘为利，贩卖仇货企图发财的。这皆显而易见。如今还有一种“读书人”，保有一个邻于愚昧与偏执的感情，徒然迷信过去，美其名为“爱国”；煽扬迷信，美其名为“复古”。国事之不可为，虽明明白白为近四十年来社会变动的当然结果，这种人却卸责于白话文，以为学校中一读经书，即可安内攘外；或委罪于年轻人的头发帽子，以为能干涉他们这些细小事情就可望天下太平。这种人在情绪思想方面，始终还不脱离封建遗老秀才的基本打算，他们却很容易使地方当权执政者，误认他们的捧场是爱国行为，利用这种老年人的种种计策来困辱青年人。这种读书人俨然害神经错乱症，比起一切自私者还危险。这种少数人的病比多数人的病更值得注意。真的爱国救国不是“盲目复古”，而是“善于学新”。目前所需要的国民，已不是搬大砖筑长城那种国民，却是知独立自尊，懂拼命学好也会拼命学好的国民。有这种国民，国家方能存在，缺少这种国民，国家决不能侥幸存在。俗话说：“要得好，须学好。”在工业技术方面，我们皆明白学祖宗不如学邻舍，其实政治何尝不是一种技术？倘若我们是个还想活五十年的年青人，而且希望比我们更年轻的国民也仍然还有机会在这块土地上活下去，我以为——第一，我们应肯定帝王神佛与臣仆信士对立的人生观，是使国家衰弱民族堕落的直接因素。（这是病因。）第二，我们应认识清楚凡用老办法开倒车，想使历史回头的，这些人皆有意无意在那里作糊涂事，所作的事皆只能增加国民的愚昧与堕落，没有一样好处。第三，我们应明白凡迷恋过去，不知注意将来，或对国事消极悲观，领导国民从事念佛敬神的，皆是精神身体两不健康的病人狂人。（这些人同巫师一样，不同处只是巫师是因为要弄饭吃装病装狂，这些人是因为有饭吃故变成病人狂人。）第四，我们应明白一个“人”的权利，向社会争取这种权利，且拥护那些有勇气努力争取正当权利的国民行为。应明白一个“人”的义务是什么，对做人的义务发生热烈的兴味，勇于去担当义务。要把依赖性看作十分可羞，把懒惰同身心衰弱看成极不道德。要有自信心，忍劳耐苦不在乎，对一切事皆有从死里求生的精神，对精神身体两不健康的病人狂人永远取不合作态度。这才是救国家同时救自己的简要药方。
禁书问题
近十年来本国人把文学对于社会的用外，以及文学本身的能力，似乎皆看得过于重大了些。在野达士通人，认为这个东西可以用来作为治国平天下工具的很多，在朝官吏委员把它当作治国平天下工具的也不少。因此自然而然发生了如下现象，就是对于作家的迫害及文学书籍的检查与禁止。据近日上海方面的消息，中央通令应查禁的书籍到二百种。这真是一个可观的大数目。有些人的著作一部分被禁止，有些人的著作则已全部被禁止。为什么这些书籍全被禁止？住在北平方面的人，是无法从当局的文书法令中弄明白真正问题的。这个查禁通告据说是出自中央的。我很怀疑这些被查禁的文学书籍，有多少种曾经为通过这个议案的委员先生们阅读过。负责审查的个人，是不是曾经把这些书籍都细心看过一遍，我也觉得怀疑。就通常禁止的理由，大多数总以为是“为了这个社会秩序的维持与这个民族精神方面的健康上着想”，因此不能不加以取缔。我是个欢喜秩序的乡下人，我同意一切真正对于这个民族健康关心的处理。但对于由事实上说来，不少并无什么坏影响的文学书籍，在难于索解的情形下，忽然全被禁止出售，且同时关于书店纸版与剩余书籍，也无不加以没收，付之一炬，这行为我觉得真很稀奇。这不过分了吗？对于这些书籍的处置，有“非如此不可”的理由吗？若这些作品包含的理想真已深入人心，书一烧就完事了吗？我极希望当局有一点比“迹近反动”的措词更多一些的具体说明，免得使后人在历史上多有一件十分含混的记载，免得被人把这件事与两千年前的焚书坑儒并为一谈。文学被一些读书人看得俨然异常重大，实有理由可说。这些人照例多是两手空空不在其位的，无权无势的。这些人生存到这个混乱贫穷内战连年国家中，忍受种种痛苦与侮辱，眼见耳闻这个国家一切愚昧与腐败情形，想把自己本身那点儿力量，渗进社会组织里面去，使这个民族多少健康一点，结实一点。因为自己所学的是文学，承受了一个新的文学理论，有所努力。也仍然因为自己所学的仅仅是文学，对于目前国家社会的复杂性与矛盾性，解释得照例常常比事实简单一些。凭了文学者富于幻想与热情的气质，在工作中希望一种奇迹，且因为对于这种奇迹的期待，各人带着点儿宗教的倾心，与目前这个为“应付眼前事实丧失人心而存在的政府”当局，意见不可免会有龃龉抵触，也是十分自然的事情。但政府若认识这问题比较清楚，便明白处置的方法，不会把不适用于两千年前的蠢事重演了。这些优秀公民，原是爱他们自己的国家，绝不下于任何当权达官贵人或部长厅长的。他们只是个作家，他们努力从事于艺术，是为了使这个民族增加些知识，减少些愚昧，为这个民族的光荣，为这个民族不可缺少的德性中的“互助”与“亲爱”，“勇敢”与“耐劳”，特别重要是一腔爱国热忱，加以铸像似的作品的制作，很诚实也很穷苦的各自独立分布在国内各处地方，过着极端简陋的日子。政府既从不知道对于这种人加以关切，商人因书业萧条，又对他们待遇吝啬。他们通常的收入，在上海方面，甚至就从不能够从从容容过一天较好的日子。病了无法就医治疗，文章不能出卖，又难于寻找其他职业时，如近日投江的某君，去年病死的某君，皆莫不把一生结束在一个最悲惨的死亡里。他们坚苦卓绝的精神，他们轻于物质寻觅而勇于真理追求的人格，是民族中一种如何难得的品质！政府不理会他们，也还罢了。如今对于这种人总像放心不下，不断加以压迫与摧残，所用的手段，又是那么苛刻的手段，实在是国内多数人难以索解的！这些人在这种国民生产力十分凋敝，国际资本主义压力无法摆脱，全个民族正陷入一个十分悲惨的命运里去的时节，担心到可恐怖的未来，认为这个民族若不甘心堕落与灭亡，必须认识现在的环境。因此对于鸦片烟公然的流行，农村经济的萧条，知识阶层中某些人的只知独善其身，官吏阶层的贪赃无识，以及军官种种极端嚣张跋扈处，加以坦白直率的指摘，他们在作品中一点作者对于这个民族复兴的意见，因为他们过分被现状所刺激，必不可免有激越偏持的呼喊，政府若真正为民族生存着想，对于这些人的意见，难道还不应当同情并加以考虑吗？如今当局却只从上海商人方面，看到一点毫不切于实际的关于作品流布的消息，以及从另一方面，某种人为了邀功牟利不惜故意张大其辞的下级报告，便对于处在中国这种困难境遇下的作者，加以压迫与摧残，全然不像一个正在希望国内一切渐有秩序的政府所宜采取的政策。就三四年来上海方面作家所遭遇的种种说来，在中外有识者的印象中，所留下的恐怕只是使人对于这个民族残忍与愚昧的惊异，其他毫无所得。如目前这种处置，当局诸公中，竟无一个人能指出它的错误，实为极可惋惜的事情。（我想特别提出的，是那些曾经从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的过来人，当前主持文化教育的当权派。）文学在别一国家别一民族中，或者也发挥过某种特别的作用。“光焰一世的十九世纪俄国文学，作品中植下了促成二十世纪那个民族崭新人格的种子，与革命爆发成为不可分离的东西”，这说明自一个文学史的叙述者口中说来，并不觉其过度夸张。但多数人若只是单记着这些历史的轮廓，便打量从自己国家自己行为方面产生一页新的历史，必然还有许多待明白的问题。在环境截然不同习性截然不同的两个民族中，历史是照例不至于同样重现的。把某种已成定型的文学观，移植到另一个民族另一个国家中去时，所需要的修正，将到何种程度，这些理论方能发挥它的能力？在一种被修正的理论下，一些作品又应在何种形式下产生，所侧重的必在某几点，方不至于使作品与社会革命失去其当然的联系？有了这种作品，这种作品对于全盘“活动万变”的政治，究竟能起什么作用？它的重要性又居于何等？上海方面从事文学运动者，在一种缺少自由缺少衣食朝不保夕的生活情况中，事实上就不可能有人能有暇裕来对于这些问题详细加以研究。在中国目前这种景况下，文学能够做些什么？宜于从何方面着手？它若不宜离开社会，且应当同政治理想揉成一片，间接或直接促进政治的机能，应如何去安排？假若它在某一时节某一限度内能够发挥它的作用，那种“富于活动性与弹性”的政治机构，又如何方能与“拘束于一定篇章”的文学作品相呼应相结合？这些问题，不单求生不遑寓居在上海一隅的穷苦作家们无法注意得到，便是人在南京，泰然坦然的按月从国库中支取相当丰厚的薪水，置身在中央宣传部当差办事的三民主义文学理论家，三数年来不是还不曾写出什么稍稍像样的文章吗？正因为便是左翼也还缺少一种具有我们这个民族丰富的历史知识的文学理论家，能作出较有系统的理论与说明，致从事于文学创作的，即欲以“唯物论”的观念为依据，在接受此观念之际，因理论者的解释识见的不一，致作者对于作品的安排，便依然常有无所适从之概。三数年来的挣扎努力，予反对者以多少借口，予同情者以多少失望，同时又予作家之群以多少的牺牲！且只从目前上海一隅文学出版物的数量统计上稍加注意，就可以知道一般文学作品在国内流行的情形。那些带一点儿较新倾向，不颓废，不谐趣，不堕入恶俗猥亵习气较慎重的文学刊物，在一般刊物的分配比较上，所占有的又正是一个如何可怜的数目！这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