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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门见人，也从不接受任何人的拜访，是个古怪老人。我和际真认识，是在一九二八年。那年他由美返国，将回山东探亲，路过上海，由徐志摩先生介绍我们认识的。此后曾继续通信。我每次出了新书，就给他寄一本去。我不识英语，当时寄信用的信封，全部是他写好由美国寄我的。一九二九到一九三一年间，我和一个朋友生活上遭到意外困难时，还前后得到他不少帮助。际真长我六七岁，我们一别五十余年，真想看看这位老大哥，同他叙叙半世纪隔离彼此不同的情况。因此回到新港我姨妹家不久，就给他写了个信，说我这次到美国。很希望见到几个多年不见的旧友，如邓嗣禹、房兆楹和他本人。准备去纽约专诚拜访。回信说，在报上已见到我来美消息。目前彼此都老了，丑了，为保有过去年青时节印象，不见面还好些。果然有些古怪。但我想，际真长期过着极端孤寂的生活，是不是有一般人难于理解的隐衷？且一般人所谓“怪”，或许倒正是目下认为活得“健康正常人”中业已消失无余的稀有难得的品质。虽然回信像并不乐意和我们见面，我们——兆和、充和、傅汉思和我，曾两次电话相约两度按时到他家拜访。第一次一到他家，兆和、充和即刻就在厨房忙起来了。尽管他连连声称厨房不许外人插手，还是为他把一切洗得干干净净。到把我们带来的午饭安排上桌时，他却承认作得很好。他已经八十五六岁了，身体精神看来还不错。我们随便谈下去，谈得很愉快。他仍然保有山东人那种爽直淳厚气质。使我惊讶的是，他竟忽然从抽屉里取出我的两本旧作，《鸭子》和《神巫之爱》！那是我二十年代中早期习作，还是我出的第一个综合性集子。这两本早年旧作，不仅北京上海旧书店已多年绝迹，连香港翻印本也不曾见到。书已经破旧不堪，封面脱落了，由于年代过久，书页变黄了，脆了，翻动时，碎片碎屑直往下掉。可是，能在万里之外的美国，见到自己早年不成熟不像样子的作品，还被一个古怪老人保存到现在，这是难以理解的，这感情是深刻动人的！谈了一会，他忽然又从什么地方取出一束信来，那是我在一九二八到一九三一年写给他的。翻阅这些五十年前的旧信，它们把我带回到二十年代末期那段岁月里，令人十分怅惘。其中一页最最简短的，便是这封我向他报告志摩遇难的信：际真：志摩十一月十九日十一点三十五分乘飞机撞死于济南附近“开山”。飞机随即焚烧，故二司机成焦炭。志摩衣已尽焚去，全身颜色尚如生人，头部一大洞，左臂折断，左腿折碎，照情形看来，当系飞机坠地前人即已毙命。二十一此间接到电后，二十二我赶到济南，见其破碎遗骸，停于一小庙中。时尚有梁思成等从北平赶来，张嘉铸从上海赶来，郭有守从南京赶来。二十二晚棺木运南京转上海，或者尚葬他家乡。我现在刚从济南回来，时〔一九三一年十一月〕二十三早晨。那是我从济南刚刚回青岛，即刻给他写的。志摩先生是我们友谊的桥梁，纵然是痛剜人心的恶耗，我不能不及时告诉他。如今这个才气横溢光芒四射的诗人辞世整整有了五十年。当时一切情形，保留在我印象中还极其清楚。那时我正在青岛大学中文系教点书。十一月二十一日下午，文学院几个比较相熟的朋友，正在校长杨振声先生家吃茶谈天，忽然接到北平一个急电。电中只说志摩在济南不幸遇难，北平、南京、上海亲友某某将于二十二日在济南齐鲁大学朱经农校长处会齐。电报来得过于突兀，人人无不感到惊愕。我当时表示，想搭夜车去济南看看，大家认为很好。第二天一早车抵济南，我赶到齐鲁大学，由北平赶来的张奚若、金岳霖、梁思成诸先生也刚好到达。过不多久又见到上海来的张嘉铸先生和穿了一身孝服的志摩先生的长子，以及从南京来的张慰慈、郭有守两先生。随即听到受上海方面嘱托为志摩先生料理丧事的陈先生谈遇难经过，才明白出事地点叫“开山”，本地人叫“白马山”。山高不会过一百米。京浦车从山下经过，有个小站可不停车。飞机是每天飞行的邮航班机，平时不售客票，但后舱邮包间空处，有特别票仍可带一人。那日由南京起飞时气候正常，因济南附近大雾迷途，无从下降，在市空盘旋移时，最后撞在白马山半斜坡上起火焚烧。消息到达南京邮航总局，才知道志摩先生正在机上。灵柩暂停城里一个小庙中。早饭后，大家就去城里偏街瞻看志摩先生遗容。那天正值落雨，雨渐落渐大，到达小庙时，附近地面已全是泥浆。原来这停灵小庙，已成为个出售日用陶器的堆店。院坪中分门别类搁满了大大小小的缸、罐、沙锅和土碗，堆叠得高可齐人。庙里面也满是较小的坛坛罐罐。棺木停放在入门左侧贴墙处，像是临时腾出来的一点空间，只容三五人在棺边周旋。志摩先生已换上济南市面所能得到的一套上等寿衣：戴了顶瓜皮小帽，穿了件浅蓝色绸袍，外加个黑纱马褂，脚下是一双粉底黑色云头如意寿字鞋。遗容见不出痛苦痕迹，如平常熟睡时情形，十分安详。致命伤显然是飞机触山那一刹那间促成的。从北京来的朋友，带来个用铁树叶编成径尺大小花圈，如古希腊雕刻中常见的式样，一望而知必出于志摩先生生前好友思成夫妇之手。把花圈安置在棺盖上，朋友们不禁想到，平时生龙活虎般、天真纯厚、才华惊世的一代诗人，竟真如“为天所忌”，和拜伦、雪莱命运相似，仅只在人世间活了三十多个年头，就突然在一次偶然事故中与世长辞！志摩穿了这么一身与平时性情爱好全然不相称的衣服，独自静悄悄躺在小庙一角，让檐前点点滴滴愁人的雨声相伴，看到这种凄清寂寞景象，在场亲友忍不住人人热泪盈眶。我是个从小遭受至亲好友突然死亡比许多人更多的人，经受过多种多样城里人从来想象不到的恶梦般生活考验，我照例从一种沉默中接受现实。当时年龄不到三十岁，生命中像有种青春火焰在燃烧，工作时从不知道什么疲倦。志摩先生突然的死亡，深一层体验到生命的脆弱倏忽，自然使我感到分外沉重。觉得相熟不过五六年的志摩先生，对我工作的鼓励和赞赏所产生的深刻作用，再无一个别的师友能够代替，因此当时显得格外沉默，始终不说一句话。后来也从不写过什么带感情的悼念文章。只希望把他对我的一切好意热忱，反映到今后工作中，成为一个永久牢靠的支柱，在任何困难情况下，都不灰心丧气。对人对事的态度，也能把志摩先生为人的热忱坦白和平等待人的希有好处，加以转化扩大到各方面去，形成长远持久的影响。因为我深深相信，在任何一种社会中，这种对人坦白无私的关心友情，都能产生良好作用，从而鼓舞人抵抗困难，克服困难，具有向上向前意义的。我近五十年的工作，从不断探索中所得的点滴进展，显然无例外都可说是这些朋友纯厚真挚友情光辉的反映。人的生命会忽然泯灭，而纯挚无私的友情却长远坚固永在，且无疑能持久延续，能发展扩大。 一九八一年八月于北京作
悼勒以
得到靳以逝世的消息，正和去年得到郑西谛同志逝世消息一样，一面感到沉痛，一面还希望消息是误传。因为两个老友，都正当年富力强、精神饱满，热爱生活热爱新社会，正当为人民事业献身大有可为的时候，不可能忽然死去的！月前有熟人过上海时，只听说靳以因工作劳累，心脏出了毛病，曾一度昏迷，入了医院。在病院中，谈起我们一代一定可以看到社会主义的建成，情绪还十分乐观。《人民文学》十一月号发表的《跟着老马转》是他最后一个作品，为劳动英雄作的画像，还充满了爱和热情。这里朋友为他的忘我工作深受感动，正一再去信劝他注意健康，不意消息传来，还是由于风湿性的心脏病猝发，终成古人，致使文学创作队伍少了一位好战士，朋友中失去一个真挚坦率、热情洋溢、永远能给人以鼓舞的友人，真是不可弥补的损失。我和靳以认识已有了三十多年，那时同在上海，见面还并不多。一九三三年我从青岛回转北京时，他不久也来到了北京，和巴金、曹禺、之琳等同住在北海前边三座门七号一所房子里。常到那里去的客人，记得有何其芳、李广田、方敬、曹葆华等。因为同在编辑文学刊物，彼此组稿换稿常有联系，我们见面机会也多了些。靳以和巴金、西谛同编《文学季刊》，实际上组稿阅稿和出版发行方面办交涉，负具体责任的多是靳以。刊物能继续下去，按期出版，分布到全国读者面前，真不是简单工作！因为那么厚厚的一本文学杂志，单是看稿、改稿、编排、校对，工作量就相当沉重！靳以作来倒仿佛凡事成竹在胸，游刃有余，远客来时，还能陪上公园喝喝茶，过小馆子吃个便饭，再听听刘宝全大鼓。曹禺最早几个剧本，就是先在《文学季刊》发表，后来才单独印行的。当时一些年轻作家，特别是一部分左翼作家，不少作品是通过这个刊物和全国读者见面的。靳以那时还极年轻，为人特别坦率，重友情，是非爱憎分明，既反映到他个人充满青春活力的作品中，也同时反映到他编辑刊物团结作家的工作里。他本人早期作品，情感还比较脆弱，社会接触面也比较窄，对于革命未来，还缺少坚定明确的信仰。然而刊物的总精神，却是对旧社会和当时腐败无能、贪污媚外的国民党政权采取决不妥协的态度的。日本帝国主义者侵略东北不久，得寸进尺，使得华北局势进一步紧张后，刊物迁往上海出版，当时在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号召影响下，团结作家抗战救亡的旗帜因此也更加鲜明。抗日战事发展，平津沪宁相继沦陷，国内大多数作家，除一部分直往延安或参军外，大都到了西南后方，比较集中在四川、云南、广西三个地区。靳以在迁川的复旦大学国文系任教职。眼见到皖南事变，国民党破坏抗日统一战线，以四大家族控制下的腐败政权，对抗战越来越取的是投降主义，前方战士浴血，后方人民死亡流离。官僚却堕落无耻，特务横行，对进步知识分子所采取的残暴压迫手段，加上四川本地军阀、地主、流氓会道门三者结合起来的封建特权，对人民无情剥削越来越残酷，靳以由于日益和进步思想接近，思想感情逐渐起了变化，日益靠近党，而且在作品中加以反映。复员回到上海后，依旧在复旦主持国文系。当时正是回光反照的蒋介石政权疯狂迫害进步人士，全国民主和平运动遭受严重挫折时，靳以在上海和当时文学教育界进步知识分子取得密切联系，在党的领导下，作着反帝反蒋的民主活动。全国解放，人民政府成立后，国家进入一个崭新的历史时期，文学艺术也进入一个崭新的历史时期，为体现毛主席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所指示原则，文艺必须面向工农兵，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全国文学艺术家都热烈响应这一伟大号召，勇敢坚决投入革命洪炉中，参加土改、三反五反、抗美援朝、思想改造等等轰轰烈烈运动中。靳以在近十年这个重要历史进程中，每一运动都站在前列，不断得到党的教育和帮助，思想认识也因之不断在发展，工作也越来越踏实。解放十年来，他因主持上海作协分会工作，又编辑《收获》，常来北京，我因事过南方都有机会见到他，谈谈各方面工作情形，从他的作品和谈话中，总使我觉得他生命越来越充实。他常常下乡下厂接触工农业建设中新景象，写了不少反映祖国新人新事的作品。一九五六年访苏回来后，还写了许多好游记，反映苏联文化建设新面貌，给国内读者以极大鼓舞和深刻印象。去年以来，常因病，已经医生劝告必需适当休息，但由于眼见耳闻国家新面貌无事不令人兴面，稍好些就又热情饱满写了许多歌颂人民和时代的新作品，一面反映伟大祖国新气象，一面也反映靳以同志本人在党的教育下正和近年许多进步知识分子一样，不断地在改造自己，共产主义思想认识日益坚定明确。所以今年夏天报上刊载靳以入党时，朋友多认为十分自然。靳以生命进入一个新的阶段，今后必将可得到党和群众进一步帮助教育，为无产阶级领导的人类壮丽事业，为新的文学艺术，对人民作出更多更重要的贡献。不意在刚刚庆祝建国十年大节后不多久，以五十岁的盛年，即因旧病骤发，终于忽尔逝世。靳以虽死而不死，因为他笔下和千百作家笔下所歌颂的人民英雄，正以无比英勇劳动，在为建设祖国继续前进。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