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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其他人相比，普京的工作能更多地受到阿纳托利·索布恰克的肯定。索布恰克知道，许多人称普京为圣彼得堡的“灰衣主教”，但索布恰克却没有因此表现出任何担心和顾虑，相反，他托付给普京的事情越来越多。后来索布恰克本人也承认：“我认为普京有能力，可以做更多的事情。”离开圣彼得堡的时候，索布恰克继续给普京留下自己已经签好了字的市政府的空白公函纸。这表明他对普京的高度信任，而普京也非常珍视这种信任。另一方面，如果在一些重要文件上发现普京还没有签过字，索布恰克也从来不轻易签字同意。
那时，有关索布恰克的新闻很多，他在圣彼得堡、甚至全俄罗斯政坛都有许多对手。共产党和左派报纸经常将索布恰克比作西方影响的“代理人”。尖锐批评索布恰克的甚至还有许多民族主义者和民主派。不过，这段时期却几乎没有任何有关普京的负面消息。他是一个奉公守法和勤勤恳恳的官员，并且不想干政。
不过，他不得不经常参加调解冲突，而其中相当多的是由于索布恰克的虚荣和傲慢所导致的。
作为全俄政治家的阿纳托利·索布恰克
担任列宁格勒市苏维埃主席的职务以后，索布恰克继续参加了几乎所有全俄性的政治活动。所以，在俄罗斯，甚至在国外他都被继续看作是全俄性的政治家。在国外，经常有消息称，他可能成为俄罗斯将来的总理，甚至是总统。这对叶利钦刺激很大，他对索布恰克的态度也变得越来越冷淡。索布恰克认为自己不仅是俄罗斯民主运动的重要参与者，而且还是领导人之一。他是苏共和俄共的反对派，然后在苏共二十八大上又和叶利钦一样示威性地退出会议。但是，索布恰克不是叶利钦圈子里的人。他公开对叶利钦的一些行为和讲话表示不赞成。索布恰克曾对一些人说过：“我无法成为叶利钦班子里的人。”
苏联最高苏维埃解散后，我仅见到过索布恰克一次，他对我说他不仅孤独，而且还感到失望。他觉得很厌倦，言谈举止中也失去了1990年我们曾看到的那种激情和张扬。1992年《首都》杂志上刊登的一篇文章中，作者对“索布恰克从政30个月”的结论并不十分乐观。谢尔盖·舍林在那年秋天写道：“索布恰克的从政史是一段令人失望的历史，他令自己失望也令自己的伙伴们失望。索布恰克是一个对比反差非常明显的人。在最近两年半的时间里，按照人民喜欢度来说，他仅逊于叶利钦一个人，但却无法成为国家领导人，虽然至今还有人认为，他是俄罗斯总理或总统的常备候选人。普通人猜测，索布恰克是‘民主运动’的领袖之一，但他这个‘运动’的成员却常将他当作对手而不是朋友看待。一部分人认为，他是俄罗斯最具智慧和现代意识的政治家；另一些人则认为，他是一个粗暴无礼、不肯妥协的保守分子。”
很明显，1989～1990年所取得的成就冲昏了索布恰克的头脑。他成为那两年崛起的政治家中第一个出版回忆录的人，而且他还为那本书起了一个自命不凡的名称《走向政坛——议会诞生的故事》。当1991年4月这本书出现在苏联最高苏维埃书亭的时候，从圣彼得堡到莫斯科开会的索布恰克很高兴地送了法制委员会同行们每人一本。
我带着浓厚的兴趣读了这本书。但对我来说最深切的感觉就是，索布恰克明显夸大了自己对国家大事和政权的影响力，他的许多判断十分仓促和肤浅。书里的许多章节来源于事件发生地的采访，而不是分析。这本书频繁地使用第一人称“我”但却不是索布恰克本人写的，而是由《莫斯科新闻报》的观察家安德列·切尔诺夫捉刀代笔完成。1992年底，索布恰克的新书《从列宁格勒到圣彼得堡》问世。这一年，索布恰克在法国获得“遗产奖金”——为那些在修复和保护人类历史遗产中做出最大贡献的人而设立的奖金。
又过了一年，索布恰克开始由自己口述、别人记录整理完成另外一本书，内容涉及1992～1993年发生在俄罗斯的一些事件。这本名为《苏共的意外重大发现》的书在圣彼得堡出版。这是一本说服力不强、内容肤浅、容易引发争议的拼凑而成的东西。作者试图为苏联和苏共的命运以及历史中的各种说法做出自己的评价，其中大量篇幅涉及戈尔巴乔夫、叶利钦、哈斯布拉托夫和其他一些政治家，“审判苏共案”，共产主义和民主问题以及对俄罗斯的未来思考等。作者就仓促完成和“叙述史实时缺乏体系”向读者表达了歉意。毫不奇怪，俄罗斯报刊几乎没有重视这本书的出版。此外，这本书几乎没有任何一个章节涉及圣彼得堡。
书中插入了大量索布恰克与有世界影响的政要合影的照片，在书的封面，索布恰克还筛选了几段西方和俄罗斯媒体有关自己的溢美评语，如“可以说，阿纳托利·索布恰克不仅是一位像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一样杰出的政治家，而且还是一位筹划未来的人物”；“由于具有令其他政治家灵魂感到不安的独立性，索布恰克很难被击败”；“18世纪初，彼得大帝邀请整个欧洲的设计师和建筑工人来到这里建设城市；今天的圣彼得堡市长、改革者阿纳托利·索布恰克正在借用这条道路。”
苏联和苏联共产党不复存在以后，1989～1991年成立的民主运动和政党一个接一个地分道扬镳，也就是说，鲍里斯·叶利钦、加弗里尔·波波夫、根纳季·布尔布利斯、阿纳托利·索布恰克等开始登上政坛。
但是，这些政治家们没有任何政治基础、没有纲领和组织，很难单打独斗地有效工作。所以，在左、右以及中的旗帜下，一些新的政党开始出现了。叶戈尔·盖达尔组建了“俄罗斯选择党”，格里高利·亚夫林斯基成立了自己的“亚博卢”集团，谢尔盖·沙赫赖领导“俄罗斯统一和谐党”，亚历山大·雅科夫列夫促成了“民族改革运动”的诞生，亚历山大·鲁茨科伊想成立“祖国运动”等等。莫斯科市市长加弗里尔·波波夫和圣彼得堡市市长阿纳托利·索布恰克也决定组建自己的政党。1992年，这个政党以“俄罗斯民主改革运动”的名称进行了登记。政界和舆论界对此议论纷纷，但该党的创始人却对它寄予了很高的期望。但是，在1993年底的国家杜马选举中，该党遭受重创，甚至没能突破进入议会得票率必须超过5％的“门槛”。在圣彼得堡，只有11％的选民投票支持“俄罗斯民主改革运动”，而在整个俄罗斯，该党的得票率不足4％（大约200万人）。无论是波波夫还是索布恰克都没能当选国家杜马议员。有报纸评论认为，这两位政治家和他们的政党集中了所有“不成功的竞选战略和策略的范例”，他们不仅表现得不自信，而且暴露出在新的形势下作为政治家“完全是孤军奋战”的弊端。而与此同时也有成功的例子，像众所周知的弗·日里诺夫斯基和他的“自由民主党”。
在1993年九、十月间，克里姆林宫和白宫激烈斗争的日子里，阿纳托利·索布恰克完全站在了叶利钦一边。1993年9月底，索布恰克指示普京从圣彼得堡的特种部队中秘密抽派一个团到莫斯科支持叶利钦，这个团没有参加白宫的战斗，而是奉命肃清莫斯科市政府和“和平饭店”中马卡绍夫将军的冲锋队。在征服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和代表大会的抵抗后不久，叶利钦发布命令，宣布解散全国各地的苏维埃政权机关，圣彼得堡和莫斯科的苏维埃机关也不例外。在莫斯科用小规模的莫斯科市杜马取代原来人数众多的苏维埃，而在圣彼得堡则由市立法会议来取代。
早在1992年，“制宪会议”就在莫斯科开始了工作，它负责研究、制定新的俄罗斯联邦宪法草案。这部宪法的第一个草案的基础工作是由俄罗斯社会民主党主席奥列格·鲁缅采夫领导、由法律学家和政治学家小组完成的。很快又成立了一个法律专家小组，开始研究宪法草案的另一个版本。阿纳托利·索布恰克、谢尔盖·阿列克谢耶夫、尤里·卡尔梅科夫等人参加了这个小组的工作。索布恰克本人承认，由于参与制宪工作，他不得不放弃了别的工作。另外，还有一个宪法的“总统草案”，这是由谢尔盖·沙赫赖领导的法律专家小组提交的。最终结果是通过了一个妥协性的宪法草案，并于1993年12月12日全俄全民公决获得通过。索布恰克由此从法律上被认为是俄罗斯新宪法的制定者之一。
“俄罗斯民主改革运动”在国家杜马选举中受挫后，加里弗尔·波波夫离开了政坛——在此之前他已从莫斯科市长的位置上退了下来，但索布恰克却留了下来。尽管他在俄罗斯选民中的支持率明显下滑。有关总统问题（“如果在这个星期日举行总统选举，您将会支持谁当选？”）的民意测验结果显示，阿纳托利·索布恰克1992年下半年几乎总是在鲍里斯·叶利钦之后居第二位，就连原来亲共产党的、今天由俄罗斯共产党出版的《对话》杂志在1992年底也写道：“如果我们将政治家分为几类的话，那么，索布恰克将被视为是具有典型西方标准的俄罗斯政治家。他是一位法律专家，接受过很好的教育；他高高的个头，身材匀称，举止优雅，和任何一位欧洲政治家站在一起也绝对不会逊色；他是一个能够成功运用肢体语言的出色演讲家；他坚毅果敢，身居高位，却有着丰富的实践经验，而且自制力很强；他有一位西方人眼中的美貌妻子，他妻子作为国家的第一夫人也很称职。要是在美国的话，他甚至可以与布什总统一争高下，他拥有在民主国家中竞争任何职位所具备的一切优势。”
这篇文章用了一个很容易让人浮想联翩的标题：“离不开索布恰克”。文章作者是维克多·邦达列夫。他坚信，只有索布恰克才能在任何提前选举中都有可能成为国家元首，正如当时许多人认为的那样。无疑，索布恰克本人和他的妻子柳德米拉·纳鲁索娃读到这样的文章会很高兴。而叶利钦却由于索布恰克的高支持率而大受刺激。叶利钦的卫队长亚历山大·科尔扎科夫特别不喜欢索布恰克，他认为这位圣彼得堡市长与广受注目的维克多·切尔诺梅尔金不同，他简直就不愿意多看索布恰克一眼。亚历山大·科尔扎科夫后来承认，他那时就已经搜集到了许多有关索布恰克的材料。在这些材料中，可以找到索布恰克与克格勃、马耳他骑士团、犹太复国主义者和共济会中心长期合作的证据。索布恰克还被指控成立了“涅瓦共济会分会”、在苏联解体前不久许可建立秘密帐户转移“党金”。
在1993年的“当选总统可能性”调查中，索布恰克下滑到了第三位，位列叶利钦和亚夫林斯基之后；然后他又继续滑到第四，前面是叶利钦、切尔诺梅尔金和亚夫林斯基。1994年初，有关索布恰克可能成为总统的报道和分析、评论已经很少了，尽管他还位居俄罗斯10位最有影响的政治家之列。《对话》杂志也对索布恰克失去了从前的兴趣。在一篇内容详实的、题为“后叶利钦时代需要怎样的领导人？”的文章中，弗拉基米尔·维尤尼茨基写道：“俄罗斯及它的公民、未来的选民期待一名被全社会接受的领导人，他不应当仅仅是某一个政
党的代表，而应得到大多数人支持。他应当是一位在政治上有声望的人，不止得到人民理智的承认、而且还应当有感情上的认同。最可能的情况是，他的成就不仅出自某一政党或阵营，而应当是大规模的、非单纯反映某些政党和组织声音、且应是民众运动推举的候选人。换一种说法，可以预见到的是奉行民族和谐和妥协政策的人将获得胜利。从政治策略的角度看，他应当是积极意义上的波拿巴主义者，维持各派政治力量的均衡，通过人民信任投票来消除人民之间的惊恐度。通过采取上述措施，新的政治领导人将在‘威权民主’（即在拥有民主的传统和价值的同时，保持强势的国家政权机关，强化对国内经济和社会发展进程的控制）的旗帜下，建立由国家元首控制的强大的垂直政权。新领导人应当继续促进市场经济体系的完善，使之融入世界经济。但是，他还应当考虑国内民众要求继承过去社会主义的社会保障的强烈要求。所以，对于他来说，社会—自由观念是惟一可以接受的前景。将这各种观念联合起来惟一的模式可能就是爱国民主主义意识形态，只有拥有这种意识形态的人才能成为‘后叶利钦时代’俄罗斯的领导人。考虑民族间各种关系的现状，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