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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2000年冬、春季的总统竞选活动较国家杜马的竞选活动进行得更为平静。久加诺夫和亚夫林斯基并没有对普京构成严重威胁，而叶夫根尼·普里马科夫早在1月就已经退出了对总统职位的角逐，因为他不想徒劳地浪费时间和精力。在此，普里马科夫向普京表达了自己最真诚的尊重，而普京也表示了自己对一位长者和政治家的由衷敬意。这是很好理解的，归根结底他们两人都是爱国者、国务活动家和中派主义者，是正直而又负有使命感的人。
令人感到似乎有些奇怪的是，普京登上权力顶峰靠的不是大规模的群众运动和党派支持。1999年秋季成立的“统一”竞选联盟只不过刚刚组建起机构、制订纲领性文件并形成思想体系，它根本无法为普京提供任何实质性的帮助，倒是它本身还需要普京的帮助和支持。
选举前，几十个颇有影响力的社会组织、政治运动和不同派别的政党各自发表声明，宣布支持普京。俄罗斯几乎所有联邦主体的领导人也都支持普京。临近选举，莫斯科市长尤里·卢日科夫领导的“祖国”运动也宣布支持普京。普京接受了这一支持，但却没有做出任何承诺来捆绑自己。
在第一轮选举中，普京就获得了53％的选票，这不仅赋予了普京国家政权，而且还有选择同盟者和合作伙伴的权利，使之可以进行重大的政治经济改革。
奇迹、幸运之星还是阴谋？
对于许多政治观察家来说，弗拉基米尔·普京在总统选举中所取得的不容置疑却又出人意料的成绩非同寻常，甚至可以说是难以理解的。“值得认真审视的并不是竞争到总统宝座的那个人，而是伴随着他走向政坛峰巅的那种社会环境，” 《消息报》编辑亚历山大·阿尔汉格尔斯基向我们建议说，“坦率地说，这种社会环境是令人忧伤的。他孤身一人，如履深渊；没有任何靠山，没有即使失利也仍能对他保持忠贞的真正力量，没有财政基础，没有可靠的圈子（即使是不可避免地进行贿赂）。他不是公共政治家，而只是一位在政治上取得成功的战士，其惟一可以依靠的就是自己的力量，清醒而冷静的头脑，运气以及至今还没有、也许将来也不会让他上当受骗的幸运之星。”
作家米哈伊尔·丘拉基将普京的异军突起比作一个神话。他写道：“我们怎么没有发现，在我们的眼前正上演着‘灰姑娘’的故事——不过这是个‘男性版本’，这实在是很少见。故事中的美妙和神话色彩是：许多年以来，总统权力让许多人趋之若骛，却一无所获；而那位甚至就连昨天还没有认为总统的角色会由自己来扮演的人，却得到了权力。历史如此神奇地转折，不能不令整个国家感到迷惑不解。当我们的英雄出现之时，再从饱受权力折磨的政治家中选出一位别的什么人，就意味着刚刚出笼的神话故事彻底破灭了。”
长期以来、特别是在1999年8月后，弗拉基米尔·普京所走过的仕途非同寻常。这样的仕途要是在10年以前是根本不可想像的，因为在苏维埃政权的官位等级中，一个人不可能上升得太快，当然也不排除存在着“安德罗波夫现象”。但是，这种升迁通常不仅通过国家机关体系，而且要经过党的系统。在苏联，任何一个人如果觊觎最高权位，那么他必定应当是苏共中央委员，或者是政治局委员，并且能够从党的最高领导班子那里取得委任状。
在苏维埃政治领导体系中，没有为出人意料者安排位子。在苏共系统的升迁与军队系统的晋级一样，必须一步一步地获得一系列军衔，没有人会因为拥有卓越的领导能力而穿上将军制服或通过竞争得到它（当然，在战争年代军队的晋升可能更快一些，但也应当立一定数量的功劳）。在这样的一党制和意识形态色彩浓厚的政权体系下，叶利钦之所以能够挑战戈尔巴乔夫，是因为他在20多年时间里一直处于党的最高名册之列。在这些年中，他通往上层之路是：从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州委书记到莫斯科市委第一书记，再到苏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否则，没有人会对叶利钦的针砭时弊及其作为反对派的立场给予更多的关注。
但是，恰恰在90年代初，俄罗斯联邦所有先前的意识形态和干部体系都遭到破坏，所有原则都变得模糊不清，其结果是为那些最出人意料和最不寻常的仕途升迁创造了可能。众所周知，1990年底叶利钦的头号“宠臣”和俄罗斯联邦权力等级序列中的第二号人物是根纳季·布尔布利斯。这个乌拉尔有色金属工程师干部培训学院极其平庸的、教授马列主义的教师能有什么经验和政治资本可言？但是，正是布尔布利斯组建了第一个“改革者”政府，确立了新的“改革”意识形态。而在1991年初，叶戈尔·盖达尔又是一个什么人呢？
那时，在权力走廊、银行管理层以及警察局长办公室中，到处都是鲜为人知的办公室小职员、实验室主任、小小的副博士和助理研究员、共青团积极分子、“个体户”、记者和飞行员。
亚历山大·赫尔岑早就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写到，在混乱纷争的年代，进入政坛的往往是那些“自尊心很强但能力欠缺，野心不小但工作耐心和力量不足的人”。从1991年开始，退役军官弗拉基米尔·普京进入到这些鱼龙混杂、良莠不齐的人当中，直到有一天被推到权力顶峰。这一方面是鲍里斯·叶利钦的意志，另一方面是人民的要求。
但为什么偏偏是普京呢？对此，2000年时曾经有许多种说法。例如，关于普京的成功，人民爱国者的主要报纸《明日报》及其主编亚历山大·普罗汉诺夫就认为那不是“幸运之星”或是某种“魅力”，而是魔鬼的阴谋，因为只有超然的力量才能将“外地的一个省级官员变成独裁者”。 在解释普京成功的原因时，甚至连普京的一些拥护者和崇拜者也认为是神秘力量的影响。
正如亚历山大·戈洛夫科夫所写的那样：“在普京许多重要的人生阶段里，包含有各种生活方案，而实现其中某种生活方案的概率可以说远远小于实现不了的概率。借用形而上学的理论术语，这是在沿着预先确定好的轨迹前进，在某个先知的引领之下。在普京的人生履历中，平淡的生活道路表层与一系列令人难以置信的状况几乎是神秘地融合在了一起。”
尽管有关鲍里斯·叶利钦似乎是被迫将总统宝座让给弗拉基米尔·普京的“阴谋说”可信度很小，但那些来自国外的奇谈怪论的可能性也不大。《明日报》报道了美国纽约影响巨大的共济会分会的阴谋串通。许多西方分析家和新闻记者试图证明，“普京从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以令人晕眩的速度急速攀升至政治权力的顶峰，这一切都是军队和安全力量的将军们合谋指挥的结果”。 甚至就连朱利叶拓·基耶萨这样的资深记者也以西方阴谋家的语气写道：“当然，在第二次车臣战争中如果不是军队给普京开辟通往权力之路的话，普京无论在任何时候都当不上总统。确切地说，如果说有人想通过谋划这场战争来让军人恢复元气，同时使普京入主克里姆林宫的话，这一切似乎完全可信。”
不过，另外一些西方报纸则认为，并非军队的将军和安全部门的人、而是俄罗斯富有的金融家们或者“寡头”们将普京送上了权力顶峰。在俄罗斯，这些人不仅实质性地控制着大部分财富，而且还控制着社会舆论。2000年2月，一家德国报纸甚至认定，普京只是张“白纸”，他真正的合作伙伴和保护人别列佐夫斯基和丘拜斯可以任意在上面涂写描画。要知道，正是似乎彼此之间已达成协议的这两个人策划了在1999/ 2000年秋、冬季的所有主要事件。
德米特里·平斯克尔是《总结》杂志的总编辑，他也从别列佐夫斯基与丘拜斯争斗的角度，分析了1999年底和2000年初俄罗斯所发生的所有主要政治事件，他认为这两人不可能达成任何协议，恰恰相反，他们彼此之间相互的敌意已经越来越厉害。所以，按照德·平斯克尔的观点，普京可选择的砝码并不多，因为“目前摆在弗拉基米尔·普京面前的是原则性的、非此即彼的抉择：要么他屈服于叶利钦身边人，即声名狼藉的‘家族’的压力，偿付对叶利钦的欠账，变成那些自认为创作了‘俄罗斯第二任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的人手中的一个傀儡；或者，他与以前的监护人决裂，按自己的意愿与丘拜斯做交易。” 这一结论涉及了丘拜斯的特殊作用以及强大的势力。在西方支持下，丘拜斯在2001年成了俄罗斯官僚和寡头们的主要“幕后”领导人，关于这一点，甚至在2001年秋天一些作者的文章中都能够读得到。
争论这些令人感到奇怪的观点已经没有任何意义，因为从它们的内容来看，我们根本无法对克里姆林宫内或者寡头之间争斗的秘密阴谋进行取证并进行客观分析。在此，任何一位历史学家都可以列举出许多在过去几十或几百年中所发生的“阴谋”事件，只不过其中成功的不过几例，而失败的却比比皆是。
正如丹尼尔·派普斯 所说，那些患有“偏执狂类型”的人和历史学家都认为1789年法国大革命和1917年的俄国革命，还有两次世界大战以及苏联和苏共的崩溃都是阴谋的结果。这些历史学家认为，正是阴谋才构成了历史发展的动力，而其余的力量都没有意义；所有政治事件的发生都是幕后策划而成的，能够了解全部情况的只有那些亲信们。根据这种看法，掌握世界和各个国家真正权力的都在幕后，历史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阴谋。
对于狂热于幕后“阴谋论”的人以及对阴谋说持有“偏执狂类型”的历史学家来说，叶利钦提前辞职和普京入主克里姆林宫都是阴谋的结果。但他们无法理解，也解释不清楚，究竟是哪个人策划了这起阴谋。
这种粗陋、刻板的阴谋理论模式，无论是对科学，还是对现实政治都是说不通的。
政治与政治权谋
“政治权谋家”干的事情和各种“政治权谋”的应用，是一种表面看起来简单，而事实上又能非常容易地获得政治成功的现代理论。
早在2000年3月26日选举前，许多报纸刊登的文章就认为“普京的支持率被人为地夸大了”，文章称一些内行的演讲顾问和形象设计专家为我们“制造”出了一位强硬领导人的形象，他是一个“年轻并充满活力，谦逊而有决断力的领导者”。
“对于我们来说，普京被形象设计师塑造成为最人性化的人。”亚历山大·戈尔茨激动地说。 鲍里斯·卡加尔利茨基认为：“政治权谋家们发明了普京。” 甚至连普京到圣彼得堡出席阿纳托利·索布恰克的葬礼，对自己老上司的遗孀表达同情和关心以及车臣恐怖分子在报纸、电视上叫嚣着要杀死代总统普京并针对此采取的安全措施等都被《新时代》杂志称为“精明的宣传活动” 。而按照《明日报》的结论，“弗拉基米尔·普京是由公关和形象设计专家塑造出来的一个政治神话”。
一一驳斥这些臆测根本没有必要，因为它们并没有事实和证据作为支撑。普京在担任总理和代总统期间所取得的成绩，并不是某种新的政治权谋的产物，他赢得如此高的支持率是他所实施的政策和国务活动被认可的结果，也是他独立决策、敢于担负全部责任的回报。
那些政治决策并不是形象设计师们做出来的，普京显露出来的真实情感是无法靠政治权谋艺术地加工出来的。普京的竞选总部曾经不无遗憾地宣布，在竞选活动的进程中，80％的决策是由代总统独立做出的，只有剩余的20％由其竞选总部提出，即使这样普京也并没有对之全盘接受。
人们经常将鲍里斯·叶利钦与那位以在火炉上酣睡、在战场上英勇无畏而著称的勇士伊里亚·穆罗梅茨相提并论。但无论是在勃列日涅夫时期，还是戈尔巴乔夫时期，普京都不是一个英勇的持不同政见者，同时也没有成为叶利钦时代勇敢的持不同政见者。他不止一次地称自己是军人和官员，无论是担任政府总理，还是后来成为联邦代理总统，他都会把克里姆林宫所定的决策视作命令一样服从。但自1999年秋季、尤其是1999年12月31日之后，为形势所迫，普京必须本人决定拟定并颁布命令。他没有逃避这一责任，并用实际行动证明了自己是一位能力出众的最高层领导者，随后又成了一位公众政治家。普京不仅与文件打交道，而且还踏实地解决各种实际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