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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革命。只有在非常强大的联盟的支持下，普京才能在俄罗斯政坛完成这场巨大的转折。
国家资本主义革命的推动力
为了让寡头“远离”政治权力，首先需要巩固俄罗斯国家的所有主要机器：军队、护法机关、特工部门、总统办公厅；其次还要提高政府公务员、教师、军人、法院和检察院工作人员的工资。
1991年的自由化革命促使苏联共产党土崩瓦解。遭到毁灭性打击的不仅包括苏共中央以及地方的庞大机构，还有苏共中央委员会意识形态部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意识形态也受到毁灭性打击，不过在此之前它就早已经变成一套教条主义的公式，严重脱离了现实生活。不过，与1917年的十月革命不同，1991年的这场革命并没有将摧毁国家机器作为自己的一项任务，所有国家机关都没有遭到毁灭。在20世纪末，一旦没有了这些国家机关，国内老百姓以及城市和乡村的正常生活根本无法得到保障。
有人预言，军队、护法机关、特工部门、大型工业系统以及科学、教育、卫生和文化系统都将独立于现今由民主派规划、公布和发展的政治之外。尽管民主派领导人曾在1990～1991年号召人民起来为争取民主、自由，反对特权而斗争，但事情并不像他们所期望的那样。他们所有人都没有料到，自己会那么快、那么轻而易举地就赢得了胜利，以至于他们还没有为接管政权和管理像俄罗斯这样的国家做好准备。
民主派没有能够提出一个明确的意识形态，也没有发动起一场大规模的群众运动，没有从众多零散的小党派中形成一个富有活力的政党。从“民主俄罗斯”到“俄罗斯民主党”，从“俄罗斯选择党”到“俄罗斯统一和谐党”，从“改革——新方针”到“我们的家园—俄罗斯”，诸如此类的这些小政党尽管都希望能够发挥政权党的作用，但实际上却又都不具备执政党的品质；而作为一个民主反对派的政党，“亚博卢”集团又极其弱小。表现得弱小的还有俄罗斯联邦共产党，在意识形态当中，该党将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东正教、苏联的爱国主义、俄罗斯民族主义、斯大林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混同在一起。
尽管丘拜斯、盖达尔、布尔布利斯和鲍里斯·费奥多罗夫这些活动家也想采取某些类似于第一代布尔什维克的行动以及声明，但历史学家认为这些不过是第二版的克伦斯基临时政府政策罢了。看来，将这些人称为“二月革命党人”的索尔仁尼琴完全正确。要是没有叶利钦以及他长期在自己身边及政府中精心的培植，整个自由民主体制恐怕不能支持两年，就像鲁斯兰·哈斯布拉托夫、亚历山大·鲁茨科伊和阿尔贝特·马卡绍夫（叶利钦在1993年的主要反对者）三人联盟在俄罗斯不可能成气候一样。
众所周知，总统办公厅在90年代试图发挥苏共中央委员会的作用，这期间其办公地点就设在老广场苏共中央委员会的办公大楼里。恰恰是在这里，出现了形形色色的临时性意识形态理论并诞生了总统国情咨文。不过，所有这些理论由于变化过多并缺乏说服力而无法成为国家建设的基础。国家机关无所适从，工作情况越来越坏。显而易见，鲍里斯·叶利钦总统不喜欢也不珍视作为苏联遗产的国家及其庞大机构。早在1990年，当鲍里斯·叶利钦被选为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邦最高苏维埃主席的时候，他就认定俄罗斯联邦事实上不存在自己的国家机构，其所有主要问题都是由苏共中央委员会和苏联部长会议直接解决的。
伊万·波洛兹科夫、根纳季·久加诺夫和阿尔贝特·马卡绍夫领导的俄罗斯共产党并不强大，也缺乏威望，对管理体制鲜有改变。但仅仅过了一年，几乎没有经过任何斗争苏联就被摧毁了。由叶利钦及其羸弱班子管理的是一个庞大而杂乱无章的苏联国家机构和机关以及以国防工业为重点的整个苏维埃俄罗斯经济。而新俄罗斯的领导层无法有效地支配这些遗产。
俄罗斯国内形势非同寻常。在90年代，广大民众人心涣散、情绪悲观，而市场经济艰难、痛苦地出现在我们面前，并主要以中小型生产的面目出现在商业和服务领域。这些领域在苏联时期不存在，也并不为社会所需要。从苏联时代开始，重工业、国防工业、交通运输业、航天部门和能源、冶金、采掘工业的基础部分就几乎停滞不前，还逐渐开始走下坡路。开始衰落的还有那些尽管艰难但仍勉强支撑国家安全和保障社会生活、引领大众免受崩溃和混乱的庞大国家机器。在俄罗斯，大约200万人的武装力量得以保留下来，其中包括几十万名军官。尽管他们很贫困并表现出不满，但仍尽职守。在各自岗位上继续工作的还有几十万名特工人员以及那些拥有良好职业技能的其他人。但是，无论是从物质上还是在精神上，他们都没有从国家那里获得充分肯定。一旦这些人被边缘化，国家安全就无法得到有效保障，他们经常消极对待不断增长的有组织犯罪、恐怖活动和腐败行为。
普京在经济上的两难抉择（5）
主要公务员队伍以及从事管理的那些人，其中包括城镇、乡村、州、边疆区、特大城市、联邦政府，甚至总统办公厅、国家杜马以及其他高级官员的处境更坏。这些公务员的工资水平在实质性下降；随着市场经济的出现，许多先前拥有的特权失去了意义；他们中的许多人纪律涣散，在失去了明显前途和稳定领导的情况下，不再认真理会政治人物的指示；几乎整个监督国家机关的体系都已经全部瓦解。
状况悲惨的还有民警系统，检察院、法院和教养惩戒系统以及消防系统。几百万在军工综合体里工作的科学家和高级工程师被极度贫困所折磨，备感屈辱，觉得自己无用武之地。持这种感觉的还有几百万教师、医生、大学讲师、文化活动者和中下级公务员。科学家、教师、军官、急救人员以及劳动教养所的工作人员们纷纷罢工、绝食甚至自杀以示抗议。恰恰是这些受过教育、尽职守却又对自己处境感到沮丧的广大民众，构成了新的、按照社会经济特性来说并非传统意义上的国家资本主义革命的政治大军。
这不是一场从社会底层发动起来的革命，所以其中并未伴随着阶级革命中所发生的骚动和混乱。但在俄罗斯，正是人们对社会、政治和经济的抗议构成了变革的基础。1999年底，俄罗斯社会怨声载道，借用马克思主义的术语，可以说俄罗斯在1997～1999年的局面是，社会底层不想再像以往那样生活，而上层也无法再按照先前的模式管理国家。这时，这里所缺乏的只是一些主观因素，包括新思想、政党、明确目的和领袖人物。
而当弗拉基米尔·普京这样一位令许多人感到意外的新领导人走上总统职位后，整个国家的局面开始从一个阶段向另一个阶段过渡。在解决危机方面，叶夫根尼·普里马科夫迈出了重要一步，他所领导的竞选联盟在1999年秋天继续朝着化解危机这个方向前进。普京与普里马科夫相伴并行，不过前者手中拥有权力的所有主要杠杆，并且非常善于最有效地利用它们。改变衰落的局面并不是靠混乱，而是靠克里姆林宫改朝换代以及自由选举。当然，正如我们在2000～2002年所看到的那样，上述一切不过是一场巨大变革的开始。在俄罗斯实现国家资产阶级革命，需要新的意识形态和政党。如果没有一个有声望的政治领导团体，弗拉基米尔·普京就无法实现自己已经开创的事业。他非常清醒地明白，该如何判断2003年的政治事件。
从很大程度来说，寡头退出历史舞台是历史必然规律。对国家而言，再也无法忍受下面这种状况长期持续下去：几百万在国家机关工作、拥有良好职业技能并对社会起着极为重要作用的人被漠视，生活在贫困之中；那些不择手段的投机商、冒险家、犯罪集团的头目和阴谋家们不仅在恣意享受，而且还继续毁掉国家和社会生活的基础。在这种情况下，弗拉基米尔·普京这样的人物横空出世并走上总统宝座绝非偶然，而是合乎规律的现象。普京之所以能够取得“全面成功”这样的非凡成就，首先是他的所作所为完全符合时代要求，与国家和社会生活逻辑相吻合。
在谈到必须“走过一段弯路”才能改变原有的社会主义经济时，鲍里斯·叶利钦尝试走一条违背合理的社会发展逻辑的道路。但要知道，早在1918年冬春列宁也曾想向落后的俄国立即输入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但结果却爆发了内战和红色恐怖。当时，只是通过实行新经济政策，国家才得以被拯救出来，但时间并没有持续很长。
在历史上，这种类似事例并不鲜见。
普京正建设一个怎样的国家？
早在2000年1月底，在瑞士达沃斯举行的世界经济论坛会议期间，《费城问讯报》的一位女记者向俄罗斯代表团提出一个著名问题：“普京先生是位怎样的人物？”回应她提问的是俄罗斯代表们令人难堪的沉默和大厅里的哄堂大笑。又过了一年，2001年1月底，同样是这位女记者，她用另外一种方式提出了自己的问题：“普京先生要将俄罗斯建设成一个怎样的国家？”当时担任副总理的阿列克谢·库德林对此解释说：普京是位法律专家和民主派人士，他不会损害俄罗斯公民的权利和自由。这一答案很难让人感到满意，因为这只是保证遵守法律，而非帮助确定国家性质。
弗拉基米尔·雷日科夫、亚历山大·伊万琴科和阿列克谢·萨尔明在《独立报》发表了一篇题为“我们将生活在一个怎样的国家当中？向前走老路或者向后退回未来？”的长篇文章。这篇文章对弗拉基米尔·普京多有指责和警告，作者们认为，普京过度迷恋建立莫名其妙的“政权机器，但却放过进行必要改革的时机”。 但几位作者却没有对自己的观点做一个正面的阐述。在高等经济学院的一次有关2000年年终总结讨论会上，一些政治学家认为这一年是“消失了的一年”或是“丧失很多次机会的一年”，而另外一些人却称之为“伟大转折的一年”。但是，后者没有说明这种转折从哪里开始、奔向何方。
《独立报》为瓦列里·费奥多罗夫、维亚切斯拉夫·伊格鲁诺夫、列昂尼德·约宁、格列布·帕夫洛夫斯基、西蒙·科尔东斯基、康斯坦丁·特鲁耶夫采夫等人的发言加上了下面这些没有任何乐观主义情绪的标题：“普京将俄罗斯冻结了”、“普京——国家机关的人质”、“普京执政——这是革命的末日”、“精英们不理解普京的纲领”、“真相大白那一刻尚未到来”、“专家们不明白发生了什么事情”、“对世界缺乏全面了解” 。格里高利·亚夫林斯基也对弗拉基米尔·普京2000年的政策和工作深表不满，但他并没能列举出任何事实和证据，只是一味地向自己的读者和听众灌输普京是想同时保存“犯罪寡头体制”和建立“警察国家”的思想。
普京在经济上的两难抉择（6）
国家资本主义——相对来讲这是人们很熟悉的经济、社会政治现象，对这一制度进行研究的有马克思主义的和通常被人们称为“资产阶级”的经济学家们。毫无疑问，自1933年起到“二战”结束这段时间，美国总统罗斯福的活动曾是国家资本主义的一种形式。今天，国家调控仍在法国和日本的经济中居于主导地位，在西欧各国当中，其经济的国有经济成分非常强大。而在更为弱小的资本主义国家中，通过国家资本主义体制由国家来保证对民族资本家的支持，帮助民族资本家能在与更为强大、更加富有的对手进行竞争中得以生存，甚至继
续发展。韩国的国民经济发展五年计划是在国家的支持下制定的。在近20年时间里，中华人民共和国理智而小心翼翼地将社会主义和国家资本主义的原则与经济发展制度结合起来。邓小平对此的论述非常精辟：“不管黑猫还是白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
归根结底，“国家资本主义”是20世纪初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概念，而第一位开始使用它的人是弗·列宁。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列宁多次写过：“开始让资本主义生产实现国有化，将资本主义的巨大力量与国家的巨大力量联合成一部机器，使千百万人处于一个国家资本主义组织之中。”
在西方政治经济学里，对于经济中的国有成分使用的是其他概念。在西欧国家中，通常将那些国有企业归为社会主义经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