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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捅的马蜂窝？
早在6月14日，俄罗斯联邦总检察院特别重大案件侦查员瓦列里·尼古拉耶夫就在新闻发布会上宣布，逮捕古辛斯基的决定是由他本人做出的，其理由是他通过调查发现古辛斯基在电视交易活动中有重大舞弊嫌疑。他，尼古拉耶夫，没有接到任何政治“定单”，也没有人向他施加过压力。
这种说法不仅来自官方，而且也是在新秩序下的克里姆林宫最贴近实际情况、最为可信的说法。在就职宣誓仪式上，弗拉基米尔·普京郑重宣布实行“法制”。在以前，总检察院立案侦讯必须得到克里姆林宫的首肯。5月中旬，在一次立案侦讯时总检察院也向普京请示怎么办，普京当时就回答：“依法行事。”
检察官的职业和职责要求，一旦发现明显违法行为，应当立即采取行动，有如消防队员收到火灾警报一样快速出动，或者，就像一名坚守“希波克拉底誓言”的医生那样。为监督法律的执行而成立的检察院，就是要保证在违法行为出现时进行立案调查，并根据调查的性质和条件来决定审讯、批捕和搜查。不过，几乎没有哪位政治评论家认真对待侦查员尼古拉耶夫的声明。一位观察家曾指出：“我们这里不是让卡塔尼亚出名的意大利，也不是拥有肯尼思·斯塔尔的美国。”与此相似的情况是1997年秋天的“稿酬风波”。当时，阿纳托利·丘拜斯正在写一本有关俄罗斯私有化的书，书虽然还没有写完，但已经收到了巨额预付金。当这件事情被闹得天翻地覆的时候，阿纳托利·丘拜斯恼火地吼道：“不就是10万美元吗！”现在，一些记者也如出一辙地声称：“不就是1000万美元吗！哪一个寡头会没有污点！”
与古辛斯基走得很近的俄罗斯犹太教的主要拉比 ．沙耶维奇曾说道：“是有这样一些人，他们攫取的财富比1000万美元要多得多，他们的名字经常见诸报章，形象也频频出现在电视屏幕，但却没有人将他们投进监狱。” 那为何古辛斯基就该被抓进去呢？
俄罗斯联邦总检察长弗拉基米尔·乌斯季诺夫拒绝与记者们见面并回答提问，并且，在逮捕古辛斯基之前他出差去了俄罗斯东部地区，因此大部分报纸和电视频道都不得不自己生编硬造这场政治丑闻的所谓内幕说法。如今这些说法主要有五种。《侧影》周刊的韦洛妮卡·兹洛特尼茨卡娅写道：“逮捕弗拉基米尔·古辛斯基的行为并非希望将俄罗斯总统放在受攻击地位的敌人所为，而完全是弗拉基米尔·普京本人自己采取的行动。” 在获释后接受的几次采访中，古辛斯基自己宣布：“我之所以遭到逮捕，完全是弗拉基米尔·普京出于个人原因的报复行动，这里甚至没有所谓的政治原因，而只是总统本人对‘木偶’节目的痛恨。” 对此，伊戈尔·特罗斯尼科夫在《货币》周刊上这样写道：“普京一切都了如指掌，他还亲自指挥了逮捕古辛斯基的行动。克里姆林宫对独立电视台拒绝将普京的木偶形象从屏幕撤消感到恼羞成怒。” 古辛斯基控股的“梅地亚…桥”集团副总裁伊戈尔·马拉申科在欧洲各国出差也证实了上述这种说法：“他们早就拟订好了行动计划，我完全确信，没有普京的首肯他们根本就不会采取这样的行动。根据我所得到的不确切的消息，6月13日早晨，当护法机关将逮捕古辛斯基的事告诉总统时，普京没有反对。”
而普京自己6月13日晚在马德里却宣称，逮捕古辛斯基出乎他的意料之外。普京向随行的俄罗斯记者解释：“对于这件事我一无所知，这是总检察院独立做出的决定。你们也应当明白，对我来说（逮捕古辛斯基）是件令人怀疑的礼物。”在接下来的两天里，普京在更为详细地谈起“古辛斯基案件”时指出，古辛斯基及其控股公司的许多商业运作让人生疑，其中包括那些拖欠偿还的几亿美元贷款。不过，要弄清楚这一切需要的是进行认真调查，而非急急忙忙采取逮捕行动。普京宣布：“我个人认为，不应当这么做。可以采取其他方式让他（
古辛斯基）配合工作，例如，让他签署不出境的保证书。逮捕是一种过于强制的措施，但是我不能禁止检察机关这样做。根据我们的法律，无论是总统还是政府都无权领导检察院的工作。”
我们没有任何理由不相信总统。那些随同普京访问西班牙和德国的人毫不怀疑总统的上述解释，他们认为从莫斯科传来的古辛斯基被捕的消息的确对普京来说很意外。这场丑闻显然妨碍了出访会谈，分散了普京与西方合作伙伴讨论重大事件的注意力，其中涉及签署大笔合同及一批重要协议。
大部分俄罗斯报刊支持另外一种说法：逮捕古辛斯基的行动是利用普京不在国内之机，由叶利钦周围的那帮人故意搞出来的。在俄罗斯媒体上，那帮人被称为“家族”，在普京时代，他们仍然拥有不小的影响力。文章作者们的分歧仅仅在于，该行动的主要倡议者是何人。一些人认为，这一切都是直接按照总统办公厅主任亚历山大·沃洛申的指示干的；另一些人则确定，一切阴谋都是由鲍里斯·别列佐夫斯基策划并实施完成的。《今日报》写道：“根据我们的信息源提供的情况，逮捕古辛斯基的决定是根据亚历山大·沃洛申的要求、在克里姆林宫内很小的范围内做出的，‘家族’新成员、国际工业银行总裁谢尔盖·普加乔夫参与其中。” 《路标报》确信：“一出这种丑闻，任何对俄罗斯政治进程有深刻了解的人都会首先想到是别列佐夫斯基干的，他是在‘教训’古辛斯基。” 《论据与事实》在分析中心的结论中这样认为：“这里所发生的一切，都是两个媒体帝国领袖——古辛斯基和别列佐夫斯基间开始的新一轮斗争的标志。在最初评论竞争对手古辛斯基被捕时，鲍里斯·阿布拉莫维奇流露出一种心满意足的态度，因为他的强大对手终于‘落入他设计的圈套中’了。”
一些政治学家认为，好多大寡头，如罗曼·阿布拉莫维奇、亚历山大·马穆特等都在暗中支持别列佐夫斯基。《侧影》杂志的封二上刊登了一幅两名重量级拳击手相互对峙的照片。只不过双方手指上不是戴着宽大的戒指，而是画着一个政治家的头像，人们可以将其中的一个理解为普京的头像。但是，《论据与事实》却与此正相反，将寡头们画成了一朵大菊花上的一个个花瓣，普京正一个接一个地掰掉这些“花瓣”。
正如人们所预料的那样，沃洛申和别列佐夫斯基断然拒绝承认曾经参与了逮捕古辛斯基的行动。一家报纸证实，沃洛申曾表现得非常慌张，甚至都不知道该如何评论来自总检察院和布蒂尔监狱的消息。
一些报纸和杂志自信地认为，逮捕媒体大亨的行动并非叶利钦旧班子里的官员们所为，而是来自特工机关的人以及普京新班子中的个别人谋划的。谢尔盖·阿列克萨申科声称：“强力部门普遍希望全社会了解‘谁是这片森林的主人’，正是这一愿望促成了不久前所发生的一切。” 鲍里斯·别列佐夫斯基支持这种说法，但他同时又证实，这 “不是新的，而是那些10多年来被世人遗忘、现今又想回到前台的老特工的一次试验罢了”。别列佐夫斯基说：“普京今天得到的都是一些糟糕的建议——这就是愚蠢的特工机关所提出的。” 而俄罗斯犹太人大会副主席亚历山大·奥索夫采夫甚至宣称：“从对国家造成危险性角度来看，今天俄罗斯特工机关的表现比车臣武装分子更糟糕。” 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秘书谢尔盖·伊万诺夫断然否认类似结论，他说：“我个人只是到巴库出差的途中才从记者那里得到古辛斯基被捕的消息。安全机关与其没有任何关联。”
无论是在俄罗斯还是在整个世界，古辛斯基被捕事件都是这位大亨及其“梅地亚…桥”控股公司为维护新闻自由所做巨大贡献的大型广告运动的开始。在自己同行的笔下，古辛斯基成了“头号持不同政见者”、“良心囚犯”，甚至开始取代了萨哈罗夫或者索尔仁尼琴的地位（其中包括西方个别报纸）。毫不奇怪，一些遵循“谁受益”原则的观察家们开始表达这样一种观点：会不会是古辛斯基利用自己的关系，由他本人导演了这场三天监狱苦难的精彩表演？借用一下象棋术语，尽管古辛斯基这样做表面看是丢了棋子，但从全盘看却赢得了胜势。《莫斯科时报》在自己的一个版面上甚至提出了这种说法：“作为一名戏剧导演，古辛斯基早在20年前就开始了自己的创作生涯。这一次，他又导演了一幕剧。本来，这是一场克里姆林宫想要惩罚他的演出，为此，他有意识地利用普京出访欧洲的时机，不仅在俄罗斯自由派分子当中，而且在国外将自己塑造成了一名英雄和受迫害者。”
还有一种更为复杂的说法，刊登在俄罗斯《观察家》上。根据这家杂志的观点，整个事件从古辛斯基被调查到遭逮捕，完全可与德国国会大厦纵火案、基洛夫被刺或德雷福斯案和贝利斯案这样的大规模挑衅行为相“媲美”。2000年6月的一连串事件，是由地位高于古辛斯基、但也并不听普京总统指挥的人策划的。这些人超越了以色列议会，甚至还超越了美国总统。换句话说，他们成立了某一个秘密性的“世界政府”，拥有决定干预任何一位俄罗斯寡头的命运的权力。 就这样，古辛斯基被捕这个相当平淡无奇的事件，在许多记者的笔下差
点儿就成为当年的主要政治事件，而且不仅在俄罗斯。考察媒体大肆参与其中的主要目的，与其说是为保护古辛斯基，不如说是企图损害俄罗斯新领导人弗拉基米尔·普京的名誉。
向普京总统发起攻击
关于6月事件，除了俄罗斯总检察院侦查员瓦列里·尼古拉耶夫的说法外，上面引述的其他说法都没有清晰可靠的事实作基础，它们是建立在各种推测、假设、印象基础之上，因此，评述它们没有任何意义。不能不发现，“梅地亚…桥”控股集团公司所属的刊物和电视台显然对古辛斯基在布蒂尔监狱的遭遇反映更为快速，更为敏捷。他们企图将古辛斯基的悲惨生活转变成一场大规模的政治危机，借此向普京总统发起大规模的宣传攻势，指控他竭力限制俄罗斯的言论自由以及其他民主权利和自由，并指责克里姆林宫正在发动一场反犹运动、企图建立独裁政权等等。正如维塔利·特列季亚科夫所指出的那样，结果是“古辛斯基事件”迅速转化成了“普京事件”。 《新时代》杂志的观察家安德烈·科列斯尼科夫宣称：“无论总统愿意与否，都应当由他来承担对媒体大亨错误地使用强硬手段的法律责任，承担逆对外政策大趋势而动、实施逮捕行动的责任，承担人们将内政恐惧同1937年大清洗联系起来的一切责任。尽管并非普京下令逮捕古辛斯基，但恰恰是普京在国内制造了这种氛围，让护法机关觉得他们可以放手大干。要是总检察院没有直接从克里姆林宫得到指令的话，那么古辛斯基被捕事件就成了国家安全部门冷漠看待一切的行动后果。” 伊利亚·米尔施泰因在该杂志上发展了这一思想，认为“自从鲍里斯·叶利钦（也许，这是他犯的一个用人错误）将弗拉基米尔·普京确定为自己的接班人，就意味着在全国撒下了恐惧的种子，而这种恐惧的生长就像叶卡捷琳娜时代所栽的土豆那样快速”。
人们对于《新报》和《总结》杂志联手攻击弗拉基米尔·普京已经司空见惯了，丝毫没有感到奇怪。不过，没有任何所谓的“精神流质”会对《新报》作者群发挥作用。在普京面前，他们并不会感到恐惧，而是对他的行为能力不足深感失望。叶夫根尼·阿尔巴茨认为：“弗拉基米尔·普京再次向全国和世界展示，他暂时还不能称得上是一位政治家，他只是在学习这一职业罢了。遗憾的是，他有一位不怎么样的导师。一位真正的政治家与一个平庸的管理者之间的差距何在？这就是是否具备根据优先性原则来处理事物的能力，可否在纷繁复杂的局面中找到不寻常解决问题的办法以及在政治舞台上有无随机应变的能力、从而避免成为被某一个集团掌握的傀儡。总统上个星期的表现证明，无论是第一种能力，还是第二种能力，亦或是第三种能力，他都不行。”
人们可以感到，《总结》杂志主编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