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胞的觉悟和厚谊，再三地重复说：“谢谢，我将好好保存它。”此时，任何语言都显得那么苍白。相通的感情，使我觉得多余的话已不必说了。这本画册我已交湖南宁乡县花明楼刘少奇主席纪念馆保存。离开医院前，我询问了黄老先生夫人和女儿的情况，黄老先生夫妇均为致公党党员，女儿在美国读书和教学，我们还互相交换了地址。黄老先生病逝后，他的家人无论在哪里，我们始终保持着新年贺卡的往来，互致问候和祝福。
也是在80年代里，经鼎臣同志联系，我出席过好几次致公党在民族宫等地举行的新年联欢会和在东城灯草胡同举行的三八节女党员座谈会。在热烈的气氛中同归侨、侨眷亲切地交谈，还一起包饺子、照相，一起看文艺节目，其乐融融。我第一次听归侨歌唱家叶佩英唱《我爱你，中国》，就是在致公党的聚会上。至今我仍深深感谢鼎臣同志帮助我加深了同归侨、侨眷的友谊。
鼎臣同志十分俭朴。我还记得，他常穿一件黑色旧呢子大衣，我注意到这件大衣很沉，脱脱穿穿十分不便，依我自己的体会，年纪大了，穿又重又紧的大衣很不舒服。于是，我忍不住劝他，说：做件新的吧，轻一点的，宽松些的，上了年纪，这么重的大衣穿不动了。他笑笑说，是该换一件新的了。可还是过了很久，他才做了件新大衣，还特地穿来让我看看：比那件旧的轻得多哩。后来，他的女儿告诉我，她父亲在港澳行医时，是一位著名的医生，收入很高，但他把钱都用在革命事业上了；解放后，他虽是第一届卫生部医政局局长，但薪金同行医时相比就差得很多了。她的伯父听说鼎臣同志在北京做了官，特来京看他，但发现他还不如从前呢。于是说他是“世界人”，不管家的，以至始终也没向他提起过解放前他坐牢时，为营救他欠下的很大一笔款子的事。她的父亲虽然“顾国不顾家”，但对家乡的感情却是很深的。凡从家乡来看望他的人，特别是同鼎臣一起参加过革命的老战友及其后代，他总是热情招待，有困难的，更是热心帮助解决。
在鼎臣同志患病期间，一天，他家的阿姨忽然来敲我的门，说老先生坚持要下床来我家，我忙让她赶快回去，告诉鼎臣同志不要来，我马上去看他。我到他家里，只见他靠在躺椅上，很平静，见到我很高兴，只是动作已经困难了，也不能说很多话了。再以后，他的病情日益沉重，终于离开了我们。不几日，与他相依为命的老伴也随之而去。
鼎臣同志生前和我虽有许多往来，但却极少谈及他过去坎坷的经历和做出的贡献。直到他去世以后，我才从致公党给我的一些材料中知悉了他的许多感人事迹，使我不由得更加敬重他。以前，我甚至不了解他的行医经历，现在回想起1989年，在我住院做手术和进行化疗的日子里，他曾多次来医院探望我，还到家里了解我的治疗情况，并提出许多十分内行的建议，谆谆地嘱咐我。关切之情，让我终生难忘。现在，故人已去，我们活着的人在心里默默地怀念着他，哀痛着他的离去，追忆着他留给我们的那么多美好的东西。人的一生，能够为人们留下不尽的思念，成为人们学习的榜样，足见其生命的意义。为了能使鼎臣同志安息，我们更应该团结在党中央周围，努力用共产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为国家、为人民、为党的利益，尽自己之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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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念老朋友苏加诺先生
本文原载印度尼西亚Gramedia出版社2001年出版的《加诺兄——我的父亲、老师、朋友和领袖》一书。（二○○一年）今年，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印度尼西亚前总统苏加诺诞辰100周年。
怀念老朋友，不禁想起38年前，应苏加诺总统的邀请，中国国家主席刘少奇，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长陈毅，外交部副部长黄镇，率领中国政府代表团，于1963年4月12日至20日对印尼进行的正式访问。我作为少奇夫人，和陈毅夫人张茜，黄镇夫人朱霖一起陪同出访。这次访问，加深了我对苏加诺总统的了解，增进了友谊，那情景至今记忆犹新。
当年，代表团抵达印尼首都雅加达马腰兰机场时，隆重而热烈的欢迎气氛，一下子将我们包围起来。到处是美丽的鲜花和欢迎的人群，苏加诺总统亲自到机场迎接。他多次来过中国，和少奇他们是老朋友。一见面，他们握手、拥抱、互相问候。总统给人的印象是非常有总统气派，但又不乏亲和力。他对中国十分友好，在一些国际问题上，我们互相支持和帮助，两国领导人之间的关系亲密而融洽。雅加达比北京热很多，总统关切地问我是不是太热了，我由衷地回答，这热烈的气氛让我心里更热。
陪同总统迎接我们的还有他的女儿梅加瓦蒂，一个聪明、漂亮的姑娘，我很喜欢她。在后来举行的国宴及其他一些正式场合，她都是以女主人的身份出席，而且做得非常得体。
在印尼访问的短暂时间里，以夫人身份，我不参加正式会谈，不可能深入了解苏加诺总统政治家的一面，而更多的是体会到他的热情、周到、有情趣，以及作为总统的权威。
几天里，我们对雅加达，茂物，万隆，日惹，巴厘岛等进行了访问，苏加诺总统全程陪同。那里的热带风光绮丽多彩，人民热情好客。印尼的兰花非常有名，总统特意送了一盆以我的名字命名的兰花新品种，很漂亮。我特别记得观看万隆附近的复舟山火山喷发的情景。热情的当地人冒着危险，在喷火口旁用石块砌成了“欢迎中国客人”几个大字。那是我第一次亲眼目睹火山喷发。总统非常兴奋，不住地用手指点着让我们看，热情地介绍说：印尼是个多火山国家，有400多座，复舟山是一座著名的活火山……就像他陪我们参加印尼航空节，看花展，看佛塔，参观手工艺品展览会时一样，对印尼的文化历史，风土人情，如数家珍般向我们道来，我能从他的表情和话语中，感觉到他对自己祖国由衷的热爱。
访问中还有一件事给我印象深刻。那是在巴厘岛，我们到的那天，正赶上这个岛的消除文盲日。岛上数万人集会游行，既是欢迎中国客人，也是庆贺这个日子。苏加诺总统讲了话，其中特别强调扫盲的重要性。我当时就想，一个国家的领导人如此重视教育，重视国民整体素质的提高，这个国家一定有着光明的未来。为了庆祝这一天，晚上还举行了土著舞表演，总统通音律，热情激扬，强烈地感染了我们，宾主完全沉浸在欢乐的气氛中。后来，总统特意送给我们一大一小两套晚会上见过的印尼民族乐器“安克隆”，我们非常珍惜。回到北京，少奇决定将大的一套送给中国东方歌舞团，小的则给了北京师大一附中。希望更多的人知道并记住，中国、印尼两国人民之间的交往和深厚友谊。
代表团圆满结束了访问。回国后，少奇和我收到苏加诺总统夫妇送的一幅俩人合影，非常好。少奇很高兴，于是我们到北京的中国照相馆也拍了一张，并回赠总统夫妇。总统夫妇的那张照片，我至今仍然保存着。
在苏加诺先生诞辰100周年的日子，作为老朋友，心中不免有许多感慨。往事已逝，故人常记在心。愿中国、印尼两国人民，永远记住那些为两国间友谊做出贡献的人们，世世代代友好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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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忆和期望
本文为王光美在她的母校——北京第二实验小学建校7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原载《青年一代》1981年第1辑。——纪念北京第二实验小学建校七十周年（一九七九年九月十九日）庆祝我的母校——原来的师大二附小，现在的北京第二实验小学建校70周年。热烈地祝贺老师、校友和同学们。
70年来，由于教职员工的辛勤劳动，母校为祖国培养出许多出色人才，对人民的教育事业做出了可贵的贡献。
50多年前，我的兄妹和我在这里学习过。老师和同学们给予的教育和帮助，我们永远不会忘记。母校为我们认真学习文化科学知识打下基础，养成讲卫生的习惯，重视体育锻炼，懂礼貌……特别是培养了我们爱国主义的感情。
小朋友们！当年9月19日，我们曾同你们一样，庆祝校庆。一开学，就学唱“九月十九日，特别要注意……”的歌，练跳舞和排节目，准备校庆时联欢。我特别记得1931年9月这一天，当我们兴高采烈地来到学校参加校庆时，老师们却愁眉不展，向我们宣布，联欢不举行了。因为，日本侵略者占领了我东北三省，千万人民沦为亡国奴。这个消息真像一盆冷水从头上浇下来！老师们含着泪水向我们讲：列强欺负我们是因为中国人民像一盘散沙，我们必须团结起来，奋发图强，睡狮猛醒，为国家的富强而努力学习。
老校友钱学森教授，是著名的爱国的科学家，对我国的卫星上天作出了重大贡献。我想，1955年他毅然放弃在国外优越的研究条件和生活条件，冲破各种艰难险阻，带了几百公斤的资料返回祖国时，心中也会想到母校给予的爱国主义教育。
北京解放后，第二实验小学得到党和政府的关怀和支持，不断地改进教学内容和方法，特别重视对孩子们的品德教育，开办了小工厂，试办过集体住宿班。我把几个孩子送回我的母校，从幼儿园到小学毕业。他们在这儿和老师、同学们共同学习和生活了好几年。孩子们在这里打下的文化科学基础比我们那个时候强多了，而且德、智、体全面发展，学校给予他们的是社会主义教育。
小学是培养人的品德的最重要时期，老师们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会给孩子们以终身难忘的影响。我的小儿子在塞外插队当农民。7年的辛勤劳动，使他懂得了“一个汗珠摔八瓣”是怎么回事。他那时不知有多少次回味起老师曾对他谈过的话：不能浪费，应爱惜劳动成果。当过多年工人的女儿们，当她们住在地窝子里的时候，当她们喂猪、做酱油、制造机器的时候，她们又有多少次想起老师们的教导，应该不怕脏、不怕累、不怕苦，要热爱劳动。童年时的教育是多么重要呀！
第二实验小学在1958年后曾试办过寄宿班，我的孩子都参加了。记得三年困难时期，住校的孩子有段时间吃不饱。有些好心的同志和学校领导人曾几次劝我不要让孩子再住校了。我很为难，经济情况没有好转，别的孩子也吃不饱，应该让他们同大家在一起。但是，当我看到孩子们星期六吃过午饭回家，把我们饭桌上的食物一扫而光，还饿得那个样子，真心痛呀！我不得不同孩子的父亲商量。他支持了我，说：“人民吃不饱，我们有责任。让孩子们尝尝吃不饱的滋味，有好处。等到他们为人民办事的时候，将会更好地总结经验教训，再不要让人民吃不饱饭！”我们坚持了让孩子与群众同甘共苦，把孩子交给了学校，相信学校一定会把他们教育好。学校没有辜负家长们的信任。我的孩子和他们的许多同学，能闯过林彪、“四人帮”制造的十年灾难，生活、劳动和学习在人民之中，健康地成长，和在第二实验小学所受的爱集体、爱人民的教育有极大的关系。
我感到激动和鼓舞的是，母校经过十年政治冲击后，又焕发了教育青春，许多老师正在为“四化”做出极大的努力。这种向前看的态度是值得学习的。的确，许多人曾长期蒙受了不白之冤，遭受过各种残酷的折磨。但是，今天，党和人民给我们平了反，分清了是非，恢复了名誉，我们还有什么说的？只能是把余生全部献给伟大的祖国和人民。
同志们，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经过了多少艰难险阻，都是中国共产党领导我们胜利度过的。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是党和毛主席领导我们推翻的；社会主义建设的成绩是党和毛主席领导我们取得的。三年困难，是党和毛主席领导我们克服的。但是，由于林彪、“四人帮”的破坏，我们的生产力的发展和许多科学领域方面与世界上先进国家的差距更大了，我们能容忍这样么？我们承认落后，是为了赶上去。要赶上去，就要大家团结在党的周围，在党的领导下努力学习和拼命工作。许多人在这十多年里看到的是阴暗面，因而对党的领导信心不足，党的威信比过去下降了。同志们呀！这真是令人痛心的事。但，这是实际情况，不能不承认。我们承认这个事实，是为了改变这种状况。我们这个有十亿人口的大国，要搞好社会主义的四个现代化，没有党的领导是干不成的；而党必须是个好党，真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