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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
杨澜：您觉得江青对您的态度中有没有嫉妒的成分呢？
王光美：我跟少奇出国是组织上批示的。她跟主席不能一块儿出去，但关键不在这儿。后来她搞样板戏，她想通过样板戏抓领导权，她对文艺界演什么戏有很多很多意见，可是她跟我说。那时候我是少奇的秘书，我接触谁特别是接触这些负责人，有什么话我都跟他讲，回来汇报，当然我们俩生活在一起，也有这条件。我跟他说了江青对演戏的意见，少奇就对我说你别管了，我就不管了。有一天，我从外面回来就听卫士长说少奇约了江青谈了话，说你别跟光美谈这乱七八糟的事情，说了她几句。
杨澜：那时候恐怕也只有他敢说江青吧？
王光美：就是，也就是少奇，江青就怕少奇。少奇他是负责的态度，这里有很多人哪敢批评江青什么！
杨澜：江青自杀死了以后，您当时感觉是什么？这个人跟您有很多恩怨呢。
王光美：这个呀，还不是私人恩仇。江青确实给党带来很大破坏，她损害党的利益，危害党的事业，因为这一点她真是该死。至于她怎么死的，我听人说她就用袜子接起来，自己勒死了。那时她已经绝望了。
杨澜：批斗回来以后，少奇他有没有安慰您，怎么安慰您？
王光美：少奇没法说，他一说就等于对这运动的性质表态了。
杨澜：那旁边没有人的时候不能说两句吗？
王光美：我们旁边不可能没有人。他的警卫员就不止一个，在那特殊情形下，后来警卫人员就是那些造反派的基本成员。
刘亭亭：在“文革”中，我爸爸实际上是一个很重情的人。我爸爸不愿意连累我们小孩，我爸爸可能也跟我妈妈谈过，说你应该划清界限或者说把孩子带走，这样是为了保护这个家庭，但是我妈妈在这方面非常坚定，她对这个家庭和对我爸爸是特别坚定的，我觉得她可能从来没有动摇过。因为在那个时候，稍微有一点儿动摇，绝对不会像她这样表现。她那个时候很傻，有点儿不顾一切，完全站在我爸爸一边，而且我爸爸不说话的时候，都是她替他辩护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