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庆龄同志生活朴素，她的住所的客厅不大，干净、简朴、高雅，桌上摆着盛开的鲜花。这一切，与女主人的气质十分相称。卧室也很简单，只有几件老式半旧家具和一架钢琴。日常衣着虽然很整洁，却并不轻易做新衣服，旗袍、上衣瘦了，在夹缝里接一条，再穿。可是，每次会客，她都很注意服饰，以示对客人的尊重。
因她在北京的原住宅交通不太方便，也不大安静，1960年，组织上给她调换了一所住所。房子刚粉刷过，有些潮湿，引起她的关节不适。正值三年困难时期，中央本有决定无论哪一级干部都不许盖住房，但考虑到庆龄同志的特殊情况，决定按她的需要另建一处新居。并派人带了设计方案专程去上海征求她的意见。少奇同志叫我给她写了一封信，请她向有关同志尽量谈出她的需求。庆龄同志很快回信谢绝道：现在国家建设时期，急需款项，不能为我另建新房子。并感谢党中央的关照。她一向严于律己，直到她去世的那天，还住在这座房子里。
庆龄同志待人诚挚、体贴，她曾经告诉我，她年轻时最喜欢读文艺作品，也酷爱音乐。她几次说要教我如何煮好咖啡，还轻声地告诉我，她煮的咖啡香极了。因那几年我常在农村工作，没能学成。遗憾的自然不是学煮咖啡，而是使我失去了更多向她学习的机会。
50年代初期，少奇同志曾对我说：“宋副主席是位伟大的妇女，她坚持孙中山先生的三大政策，不畏强压，坚持革命，同全家都断绝了关系。我们应该多给她一些家庭温暖。”并又加上了一句：“她非常爱孩子。”从此，我们的孩子经常给她写信，还把图画、手工寄给她看。她在北京期间还约我带孩子去看望她。她总是把孩子拉到身边，亲切慈爱地问这问那，又亲又抱。孩子们也无拘无束，给她表演节目，请她看作业、成绩单，甚至学舌。有时孩子学着大人谈话中的英文词，那笨笨的发音，逗得她高兴地笑出声来，满屋子洋溢着欢乐的气氛。每到圣诞节、新年前夕，孩子们就自动给她制作贺年片、画画、写幼稚信，她十分喜欢。来信说：“你们送我的东西，因为是你们自己制作的，都那么有意义，有趣味，漂亮，真是好极了。”大些的孩子经常向她汇报学习和生活情况，甚至把日记寄给她。她每次复信都很认真，充满感情，鼓励孩子们上进，还赠送每个孩子笔记本、糖果、小点心等礼物。给我印象最深的一次，是16岁的平平写信给她，报告了放假期间到农村参加青年开山突击队的感受。庆龄同志第二天就给平平写了一封长达2000多字的信，赞扬平平做得好，并在信尾亲笔签了“宋妈妈”3个字。在庆龄同志身边工作了40年的老保姆告诉我，直到前些天她在重病中还念叨平平。
每年，庆龄同志和我们都互送一些照片或小礼物。她出访归来，总把一些纪念品转送我们留存。有一次，我们去看她，少奇同志风趣地说：“你老是送给我们东西，我没有东西回送，怎么办？多不礼貌！”庆龄同志笑着回答了一句：“孩子自己做的小东西，就是给我的最好的礼物。”我们都爽朗地笑起来。我们相聚相处，常常谈笑风生，甚至颇有戏剧性。为了克服口音带来的困难，少奇同志就让庆龄同志说英语，我翻译过来，少奇同志也偶尔用简短俄语来表达。谈话中上海话、湖南话、普通话相间，又加上点儿英语、俄语，很有趣味。……
回忆起来，庆龄同志给我们的关怀和鼓励，远比我们给她的要多得多。
1966年12月底，少奇同志和我已处于逆境。出乎意外，我们收到了庆龄同志给几个孩子的贺年片、日记本和糖果，一切似乎与往年一样。看到庆龄同志熟悉、刚劲的笔体，看到无比亲切的“宋妈妈”3个字，我脑海里不禁联想起一件感人的往事：1932年，少奇同志离上海到苏区工作。何宝珍烈士在南京雨花台英勇就义后，少奇同志的儿子毛毛流落街头，含辛茹苦。1935年左右，正是党最困难的时期，有人曾以少奇同志儿子的名义，向宋庆龄女士申请救济。庆龄同志明明知道少奇同志是著名的共产党人、工人运动的领袖，却不畏白色恐怖，亲自批准按月发给抚养费。直到20多年后的1958年，少奇同志和我才听说这件事。尽管这笔钱没有用到毛毛身上，我们还是甚为感动。后来向庆龄同志表示感谢时，她只是微微一笑。庆龄同志也许以为这算不了什么。的确，比起她在党和人民困难之际挺身而出的许多重大行动，这件事太微不足道了。但小事见精神，我们更加钦佩她高尚的品格、情操和勇气。这一时期，庆龄同志营救了多少革命者和他们的后代！
1967年，孩子们被强迫离家，天各一方，随后，我进了监牢。狱中，我日夜挂念孩子们。孩子们也千方百计寻找父母。万般无奈，他们只好给宋妈妈写信。在当时也身受冷遇的宋妈妈接到了信，又一次无私地帮助孩子们，立即把信转给了毛主席。
分别了5年之后的1972年，孩子们终于获准到监牢里来看我。看到他们精神面貌很好，我真高兴，半晌才说了一句：“没想到你们能活下来！”他们凑在我的耳朵上悄悄告诉我：“妈妈，我们生活在人民之中……宋妈妈最近还给我们回了信，送了杂志和糖，鼓励我们好好学习。”多么难能可贵！孩子们一句话解答了他们何以能健康成长的原因。人民是他们的父母，庆龄同志又一次在我们心目中成为伟大人民的象征。
庆龄同志不仅关照我们的孩子，同时也关心所有的孩子。据她身边的一位护士说，“文化大革命”初期，在林彪、江青一伙的挑动下，一些很单纯的孩子写信要她改变已经梳了数十年的发式，“破除封资修”。庆龄同志看信后说了一句：“唉——这些不懂事的傻孩子，这种发髻是中华民族的传统啊！”沉思片刻，她又自言自语：“他们可别害了我们可爱的孩子们……”最近，庆龄同志虽在病中，还写信给全中国的儿童：愿可爱的小树苗茁壮成长。是的，所有的孩子都是她的孩子和后代。
1978年底，我重获自由以后，孩子们立即禀告了宋妈妈，她非常高兴，祝贺我们团聚。不久，在一次集会上，我们终于又见面了。我激动地握住庆龄同志的手，笑着，她也笑着，我们什么话也没说，就像第一次见面时一样。是啊，有什么语言能表示出我们的情意呢？又有什么方式能表达我对她的敬爱和感激呢？——只有这同志式的握手。
1980年5月12日，我动身去河南迎接少奇同志骨灰的前一天，接到庆龄同志写来的英文亲笔信。一开头就称“我最亲爱的同志和朋友”，信中说：一点小礼物，“却包含了我对你们所有的爱”。我知道，此时她也一定与我们一样缅怀少奇同志。在少奇同志追悼会上，我们互相注视了短短一刻，我看到，庆龄同志的眼中又闪出我曾见到过的胜利喜悦的光亮。我们紧紧地拥抱，紧紧地贴在一起。
庆龄同志对现在的党中央非常信任。党中央对庆龄同志关怀备至。许多负责同志到外地视察时，还经常打电话关心她。
5月14日晚，庆龄同志病情恶化，体温高达4025℃。15日早晨，我赶去看望她。她体温已下降，神志清醒，我们最后一次谈了心。我与在场的医务、工作人员一起耳闻目睹了她是怎样最后一次提出入党要求的。她接连重复了3遍，明确表示坚决要求入党。望着她那双我熟悉的、晶莹明亮、炯炯有神的眼睛，我感动得泪如泉涌，亲吻着她说：“亲爱的庆龄同志……”
邓颖超同志和彭真同志代表党和国家问候庆龄同志，表示热烈欢迎她加入中国共产党。上午10点30分，庆龄同志的入党要求直接报告了耀邦耀邦，即胡耀邦，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同志。下午，小平同志召开政治局紧急会议。会后，立即通知庆龄同志本人。——庆龄同志终于实现了她最大的愿望。
第二天，人大常委会向宋庆龄同志表示了全国人民的敬意，授予她最高的荣誉。她在病榻上听了这一公报，依旧是那样平静，反复地说：“谢谢大家，谢谢大家！”这一句话里包含了她对我们祖国、人民，对我们党的全部感情。是的，庆龄同志已不需要说什么了，她用自己毕生的奋斗向人民作了足够的表白。
庆龄同志勇于追求光明，不断前进，爱憎分明，刚正不阿，谦虚勤勉，永葆青春的革命精神，永远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庆龄同志的高贵品质，她的一切一切，已同我们伟大的祖国和社会主义事业融为一体，已成为我们国家的象征。她不愧为我们国家的名誉主席。
庆龄同志对中国革命事业，对维护世界和平做出了不朽的贡献。直到最后一息，她仍带着安详的微笑，仿佛表达她永远蕴于心中的那句话：“伟大的中国人民啊，我是多么地爱你们！”
人民，永远不会忘记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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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是跟人民在一起的
本文原载《文汇月刊》1981年第7期。——记少奇同志二三事（一九八一年六月）1960年4月，少奇同志乘坐一条中型客轮，出三峡，考察了葛洲坝坝址后，沿江而下。那天晚上，刚过宜昌，突然碰上难以预料的龙卷风，顿时风吼雨至，浊浪惊空，轮船剧烈地颠簸摇晃。在探照灯的光柱下，发现江上有小船陡然跃起，又被大浪压下去。
这突如其来的风暴使所有的人惊惶失措，小木船上的人叫喊着，落水者一再呼救。轮船上人们议论纷纷。有人说必须快去救人；多数同志认为，轮船偏离航道有危险，上级给他们的重要任务是保证国家主席的安全，只能迅速通知其他过往船只来救……正在舱内批阅文电的少奇同志知道了这些情况，当机立断地说：“就因为是国家主席坐的船，更应该首先抢救人民！”
船员们见少奇同志把自己的安危置之度外，立即奋不顾身，投入这场抢险的搏斗。经验丰富的老舵手把稳航向，克服浪涛的推力，让船侧身擦过浅滩；水手们用链索把自己固定在船栏上，探身舷外，把落水者拉上甲板。
舱里，少奇同志不安地站起身，走到舷窗前。外面，令人目眩的探照灯正在四下扫射，巨涛像矗立的墙壁，咆哮着滚来，重重地摔在甲板上，浪沫与箭一样射来的雨点，飞溅到窗上。江面上一只只小木船像是飘荡的树叶。少奇同志又命令为小船挡风。轮船横在江心，截住木船，用缆绳牢牢系住……
清晨，风停雨过，江面上又恢复了平静，大家都松了一口气。两个落水者下船时激动地握住船长和水手们的手，流下热泪。缆绳解开了，小船也一条条散去，上面的人们望着客轮渐渐远离，不住地挥手致意……
这已是20多年前的事了，但至今仍清晰地印在我心中。那险风，那恶浪，特别是少奇同志的神情，好像就在眼前。少奇同志与其他革命老前辈一样，在危难时刻，总是挺身而出，把人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
我曾接到成千上万封国内外来信，绝大部分是表达他们对少奇同志的怀念，使我极为感动。我深深懂得，这不只是对少奇同志一个人的怀念，而是对老一代革命家，对我们党的优良传统作风的怀念。在我和少奇同志共同生活的漫长岁月里，我感到他最宝贵的品质，就是对人民是那样满腔的热爱，同人民的血肉联系又是那样的深。我耳边经常响起他在“文化大革命”初期的一句话：“我们是跟人民在一起的！”的确，无论在顺境或身处逆境，少奇同志都是与人民同在的。
“人民的利益即是党的利益”
全国解放时，少奇同志就极力主张共产党员公开身份，以加强群众对党员的监督，保证执政党不脱离群众。他认为，过去在根据地、游击区或白区，这个问题解决得比较好，因为不解决就不能生存。现在取得了政权，进了大城市，就容易同群众疏远。这个问题必须引起特别的注意。他曾说：“我们反对国民党，是因为国民党欺压群众。如果我们自己执政，不代表群众的利益，脱离群众，甚至蜕化到欺压群众的话，那我们和国民党有什么区别？”为了保证党不变质，他主张首先要加强群众对党的监督。每个党员，包括他在内，都要受群众、受组织的监督，而且应该欢迎别人监督；作为领导干部，更应该这样。
少奇同志参加制订和执行政策时，都是坚持群众路线的。无论到哪里，他总要向那里的群众请教，做调查研究。即使掌握了大量第一手材料，也从不轻率做出决定，总是反复推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