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乍看之下，心里不觉一痛，难道我就是那石头吗？冷硬绝缘，没有血脉，没有体温，在钻探机下碎骨裂髓也找不出一丝殷红。不是的，我也有情的的沃土和血的川原，但是我为什么不曾捐一次血呢？只因我是个“被拒绝捐血的人”，可是——也许可以再试一下，说不定香港标准松此，我就可以过关了。
用一口破英文和破广东话，我按着广告上的指示打电话去问红十字会，这类事如果问“老香港”应该更清楚，但是我不想让别人知道，只好自己去碰。
还有什么比血更好呢，如果你爱一块土地，如果你感激周围的关爱，如果你回顾岁月之际一心谢恩，如果你喜欢跟那块土地生活时的自己，留下一点血应该是最好的赠礼吧。
那一天是二月六号，我赶到金钟，找到红十字会，那一带面临湾仔，有很好的海景。
“你的血要指定捐给什么人。”办事的职员客气地拿着表格要为我填上。
“捐给什么人？我一时愣住，不，不捐给什么人，谁需要就可以拿去。这并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东西，只不过是光与光的互照，水与水的交流，哪里还需要指定？凡世之人又真能指定什么、专断什么呢？小小的水滴，不过想回归大地和海洋，谁又真能指定自己的落点？幽微的星光，不过想用最温柔的方式说明自己的一度心事，又怎有权力预定在几千几百年后，落入某一个人的视线？
“不，不指定，”我淡淡一笑，“随便给谁都好。”
终于躺上了捐血椅，心中有着偷渡成功的窃喜，原来香港不这么严，我通过了，多好的事，护士走来，为我打了麻醉针。他们真好，真体贴。我瞪着眼看血慢慢地流入血袋，多好看的殷红色，比火更红，比太阳更红，比酒更红，原来人体竟是这么美丽的流域啊！
想起余光中的那首《民歌》来了，舒服地躺在椅子上慢慢回味着多年前台北国父纪念馆里的夜晚，层层叠叠的年轻人同声唱那首泪意的曲子：
传说北方有一首民歌
只有黄河的肺活量能歌唱
从青海到黄海
风 也听见
沙 也听见
如果黄河冻成了冰河
还有长江最最母性的鼻音
从高原到平原
鱼 也听见
龙 也听见
如果长江冻成了冰河
还有我，还有我的红海在呼啸
从早潮到晚潮
醒梦 也听见
有一天我的血的结冰
还有你的血他的血在合唱
从a型到0型
哭 也听见
笑 也听见多好的红海，相较之下人反而成了小岛，零散的寄居在红海的韵律里。
离开红十字会的时候，办事小组要我留地址。
“我明天就回台湾呢！”
谁又是正月有地址的人呢？谁不是时间的过客呢？如果世间真有地址一事，岂不是在一句话落地生根的他人的心田上，或者一滴血如何流相互灌注的渠道间——所谓地址，还能是什么呢？
快乐，加上轻微的疲倦，此刻想作的事竟是想到天象馆去看一场名叫《黑洞》的影片，那其间有多少茫茫宇宙不可解不可触的奥秘，而我们是小小的凡人，需要人与人之间无伪的关怀。但明天要走，有太多有待收拾有待整理的箱子和感情，便决定要回到我寓寄的小楼去。
那一天，我会记得，１９８４年２月６日，告别我所爱的一个城，飞回我更爱的另一个城，别盏是一袋血。那血为谁所获，我不知道，我知道的是自己的收获。我感觉自己是一条流量丰沛的大河，可以布下世间最不需牵挂的天涯深情。
还有什么比这更好的事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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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首风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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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喂，请问张教授在吗？”电话照例从一早就聒噪起来。
“我就是。”
“嘿！张晓风！”对方的声音忽然变得又急又高又鲁直。
我愣一下，因为向来电话里传来的声音都是客气的、委婉的、有所求的，这直呼名字的作风还没听过，一时竟不知如何回答。
“你不记得我啦！”她继续用那直捅捅的语调：“我是李美津啦，以前跟你坐隔壁的！”
我忽然舒了一口气，怪不得，原来是她，三十年前的初中同学，对她来说，“教授”、“女士”都是多馀的装饰词。对她来说，我只是那个简单的穿着绿衣黑裙的张晓风。
“我记得！”我说，“可是你这些年在哪里呀！”
“在美国，最近暑假回来。”
那天早晨我忽然变得很混乱，一个人时而抛回三十年前，时而急急奔回现在。其实，我虽是北一女的校友，却只读过二年，以后因为父亲调职，举家南迁，便转学走了，以后再也没有遇见这批同学。忙碌的生涯，使我渐渐把她们忘记了，奇怪的是，电话一来，名字一经出口，记忆又复活了，所有的脸孔和声音都逼到眼前来。时间真是一件奇妙的东西，像火车，可以向前开，也可沿着轨道倒车回去；而记忆像呼吸，吞吐之间竟连自己也不自觉。
终于约定周未下午到南京东路去喝咖啡，算是同学会。我兴奋万分的等待那一天，那一天终于来了。
走进预定的房间，第一个看到的是坐在首席的理化老师，她教我们那年师大毕业不久，短发、浓眉大眼、尖下巴、声音温柔，我们立刻都爱上她了，没想到三十年后她仍然那姻雅端丽。和老师同样显眼的是罗，她是班上的美人，至今仍保持四十五公斤的体重。记得那时候，我真觉得她是世间第一美女，医生的女儿，学钢琴，美目雪肤，只觉世上万千好事都集中在她身上了，大二就嫁给实业巨子的独生孙子，嫁妆车子一辆接一辆走不完，全班女同学都是伴娘，席开流水……但现在看她，才知道在她仍然光艳灿烂的美丽背后，她也曾经结结实实的生活过。财富是有脚的，家势亦有起落，她让自己从公司里最小的职员干起，熟悉公司的每一部门业务，直到现在，她晚上还去修管理的学分。我曾视之为公主为天仙的人，原来也是如此脚踏实地在生活着的啊。
“喂，你的头发有没有烫？”有一个人把箭头转到迟到的我身上。
“不用，我一生卷毛。”我一边说，一边为自己生平省下的烫发费用而得意。
“现在是好了，可是，从前，注册的时候，简直过不了关，训育组的老师以为我是趁着放假偷偷去烫过头，说也说不清，真是急得要哭。”
大家笑起来。咦？原来这件事过了三十年再拿来说，竟也是好笑好玩的了。可是当时除了含冤莫白急得要哭之外，竟毫无对策，那时会气老师、气自己、气父母遗传给了我一头怪发。
然后又谈各人的家人。李美津当年，人长得精瘦，调皮岛蛋不爱读书，如今却生了几个品学兼优的好孩子，做起富富泰泰的贤妻良母来了；魏当年画图画得好，可惜听爸爸的话去学了商，至今念念不忘美术。
“从前你们两个做壁报，一个写、一个画，弄到好晚也回不了家，我在旁边想帮忙，又帮不上。”
“我怎么想不起来有这么一回事？”
“国文老师常拿你的作文给全班传阅。”
奇怪，这件事我也不记得了。
记得的竟是一些暗暗的羡慕和嫉妒，例如施，她写了一篇《模特儿的独白》让橱窗里的模特儿说话。又命名如罗珞珈，她写小时候的四川，写“铜脸盆里诱人的兔肉”。我当时只觉得她们都是天纵之才。
话题又转到音乐，那真是我的暗疤啊。当时我们要唱八分之六的拍子，每次上课都要看谱试唱，那么简单的东西不会就是不会，上节课不会下节课便得站着上，等会唱了，才可以坐下。可是，偏偏不会，就一直站着，自己觉得丢脸死了。
“我现在会了，123 12 32……”我一路唱下来，大家笑起来，“你们不要笑啊，我现在唱得轻松，那时候却一想到音乐课就心胆俱裂。每次罚站也是急得要哭……”
大家仍然笑。真的，原来事过三十年，什么都可以一笑了之。还有，其实老师也苦过一番，她教完我们不久就辞了职，嫁给了一个医学生，住在酒泉街的陋巷里捱岁月，三十年过了，医学生己成名医，分割连体婴便是师丈主的刀。
体育课、童军课、大扫除都被当成津津有味的话题，“喂，你们还记不记得，腕骨有八块——叫做舟状、半月、三角、豆、大多棱、小多棱、头状、钩——我到现在也忘不了。”我说，看到她们错愕的表情，我受了鼓励，又继续挖下去，“还有国文老师，有一次她病了，我们大家去看她，她哭起来，说她子宫外孕，动了手术，以后不能有小孩了，那时我们太小，只觉奇怪，没有小孩有什么好哭的呢？何况她平常又是那么要强的一个人。”
许多唏嘘，许多惊愕，许多甜沁沁的回顾，三十年已过，当时的嗔喜，当时的笑泪，当时的贪痴和悲智，此时只是咖啡杯面的一抹烟痕，所有的伤口都自然可以结疤，所有的果实都已含蕴成酒。
有人急着回家烧晚饭，我们匆匆散去。
原来，世事是可以在一回首之间成风成烟的，原来一切都可以在笑谈间作梦痕看的，那么，这世间还有什么不能宽心、不能放怀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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鼻子底下就是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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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下地下铁，只见中环车站人潮汹涌，是名副其实的“潮”，一波复一波，一涛叠一涛。在世界各大城的地下铁里香港因为开始得晚，反而后来居上，做得非常壮观利落。但车站也的确大，搞不好明明要走出去的却偏偏会走回来。
我站住，盘算一番，要去找个人来问话。虽然满车站都是人，但我问路自有精挑细选的原则：
第一、此人必须慈眉善目，犯不上问路问上凶煞恶神。
第二、此人走路速度必须不徐不急，走得太快的人你一句话没说完，他已窜到十公尺外去了，问了等于白问。
第三、如果能碰到一对夫妇或情侣最好，一方面“一箭双雕”，两个人里面至少总有一个会知道你要问的路，另方面大城市里的孤身女子甚至孤身男子都相当自危，陌生人上来搭话，难免让人害怕，一对人就自然而然的胆子大多了。
第四、偶然能向慧黠自信的女孩问上话也不错，他们偶或一时兴起，也会陪我走上一段路的。
第五、站在路边作等人状的年轻人千万别去问，他们的一颗心早因为对方的迟到急得沸腾起来，那里有情绪理你，他和你说话之际，一分神说不定就和对方错过了，那怎么可以！
今天运气不错，那两个边说边笑的、衣着清爽的年轻女孩看起来就很理想，我于是赶上前去，问：
“母该垒，（不该你，即对不起之意）‘德铺道中’顶航（顶是“怎”的意思，航是“行走”的意思）？”我用的是新学的广东话。
“啊，果边航（这边行）就得了（就可以了）！。
两人还把我送到正确的出口处，指了方向，甚至还问我是不是台湾来的，才道了再见。
其实，我皮包里是有一份地图的，但我喜欢问路，地图太现代感了我不习惯，我仍然喜欢旧小说里的行路人，跨马走到三岔路口，跳下马唱声偌，对路边下棋的老者问道：
“老伯，此去柳家庄悦来客栈打哪里走？约莫还有多远脚程？”
老者抬头，骑者一脸英气逼人，老者为他指了路，无限可能的情节在读者面前展开……我爱的是这种问路，问路几乎是我的碰到机会就要发作的怪癖，原因很简单，我喜欢问路。
至于我为什么喜欢问路，则和外婆有很大的关系。外婆不识字，且又早逝，我对她的记忆多半是片段的，例如她喜欢自己捻棉成线，工具是一只筷子和一枚制线，但她令我最心折的一点却是从母亲听来的：
“小时候，你外婆常支使我们去跑腿，叫我们到xx路去办事，我从小胆小，就说：‘妈妈，那条路在哪里？我不会走啊！’你外婆脾气坏，立刻骂起来，‘不认路，不认路，你真没用，路——鼻子底下就是路。’我听不懂，说：“妈妈，鼻子底下哪有路呀？”后来才明白，原来你外婆是说鼻子底下就是嘴，有嘴就能问路！”
我从那一刹立刻迷上我的外婆，包括她的漂亮，她的不识字的智慧，她把长工短工田产地产管得井井有条的精力以及她蛮横的坏脾气。
由于外婆的一句话，我总是告诉自己，何必去走冤枉路呢？宁可一路走一路问，宁可在别人的恩惠和善意中立身，宁可像赖皮的小幺儿去仰仗哥哥姐姐的威风。渐渐的才发现能去问路也是一状权利，是立志不做圣贤不做先知的人的最幸福的权利。
每次，我所问到的，岂只是一条路的方向，难道不也是冷漠的都市人的一颗犹温的心吗？而另一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