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罗俐身上那些对于他来说是谜的东西，不再那么要紧，他想知道这些谜底的愿望仍然存在，实现这个愿望的力量已经慢慢消失了。他像被一阵莫名其妙的波浪给卷走了。他想，这只不过是命运开始用它的充满地点的浪花裹住他的一个预兆罢了。这还只是第一次，生活向他掀起了坚硬的内核。也许，她仅仅是命运交给他的一件礼物，使他明白自己始终是生活的一个过于草率的观察者。接着，他又想，其实他们完全可以摆脱这一切。他们是在害怕这种努力只是单方面的吗？
黄昏的阳光忽然强烈起来，罗俐转了个身。裙子飘动起来，也可能是风的缘故。罗俐出人意料地说：“我的全盛时期已经过去了。”他没有马上回答。这让她失望了吗？虚荣心使刘劲不能马上说些什么。这时，有几个人从平台的另一边走上来，但根本没有注意到他们沉闷的表情。刘劲用疑惑的跟光看着拉长焦距的显示屏上她和她身后仿佛近在咫尺、平滑如镜的街道。罗俐在黄昏的医院顶楼的灼热光线下缓缓旋转的这个瞬间终于被捕捉住了。
尽管，时间使这个场景越来越具有一种抽象的意味。他不知道怎样去辩驳这一切。
“是吗？”他迟钝地问。
“就是这样。”她说。
潮落了，人走了，一切重新开始……
李 辉
1 北京：那一个寒冷的冬日
1924年最后一天，12月31日，北京很冷，白天气温在摄氏零度以下。两天前，这里刚下过一场大雪，所有街道都结上了冰。下午四时许，一趟来自天津的专列缓缓驶进前门车站，数万欢迎人群伫立街头，顿时忘记了寒冷。
走下车的是孙中山和夫人宋庆龄，陪同他们的有汪精卫等国民党要员。
一位正在北京国立法政大学念书的学生，站在欢迎人群中：
尽管那天天气不好，大约有十万人聚集到前门火车站去欢迎孙博
士。当孙博士走出专车时，国立北京艺术学院的乐队奏起了中国乐曲。
成千上万的人为即将看到他的风采和听到他的教诲而纵情欢呼。可是
孙博士重病在身，他只是向欢迎的人群点头示意，就乘上小汽车径直驶
向北京饭店。（《莫斯科中山大学和中国革命》，第13页）
北京来过多次，这却是孙中山的最后一次。胆囊腺癌已到晚期，但他仍在拚命一搏。
两个多月前，他还不可能走进北京。1924年10月下旬，北京刚刚更换主人。第二次直奉大战中，直系重要将领冯玉祥反戈一击，导致直系大败，“贿选总统”曹锟被软禁，“讨逆联军”总司令吴佩孚率残部逃遁。
在这一次直奉大战中，南方的孙中山与东北的张作霖站在一起，吴佩孚是他们共同的敌人。奉系大胜，对于一直缺乏军事力量的孙中山来说，眼前又出现了建立强有力政权以统一中国的机会。他重病缠身，知来日无多，他必须抓住这个机会。当占领了北京的冯玉祥致电邀请他来京商谈国事时，他欣然前来。以往，谈到此事时，相关文章或史书，只强调冯玉祥的个人邀请，而回避整个奉系的背景，其实，此时冯玉祥已与奉系结盟，他的邀请不妨看作是整个奉系的动议，而非个人行为。事实也如此。
孙中山从广州前来北京，途经上海、日本的长崎和神户、天津，历时一个多月。在他抵达天津前，11月24日，几年前下野的皖系军阀首领段祺瑞重新回到北京组织临时执政府，冯玉祥则通电下野。但即便如此，孙中山继续着与奉系的接触。12月4日孙中山一行抵达天津，5日中午，被曹锟赶下台的前总统黎元洪设宴为孙中山洗尘，同席作陪的不是别人，正是刚刚大获全胜的奉系首领张作霖。孙中山抵达北京后，段祺瑞在铁狮子胡同为其安排行辕，这座房子曾是原外交总长顾维钧的宅第。
孙中山一生中常常做出惊人之举，生命中的最后一次北京之行依然如此。
一年前，1923年，1月26日，他和苏联特使越飞在上海会谈后发表了联合宣言，开始了与苏联的紧密合作。他欲重振国民党，在三民主义基础上，提出三大政策：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不同社会基础、不同政治理想的两个政党——国民党和共产党，在苏联和共产国际的引导下走到了一起。这是特殊形式的政治联合：共产党员也可以加入国民党，并担任要职。与此伺时，自民国初午屡受挫折的孙中山，一直因缺乏军事实力而疲于奔命，遂在苏联派来的政治顾问鲍罗廷指导下，于1924年5月创办了黄埔军校，培养自己的军官，按照苏联红军的管理模式建立自己的军队，在军队设立党代表制度……
他的理想执着如初。巩固广东根据地——北伐——统一中国，一切将重新开始。不过，即便在与苏联和中共的合作开始之后，孙中山仍未放弃与奉系军阀张作霖合作的努力。于是，很有意味的历史画面就出现了：当孙中山在天津与张作霖见面时，他的党和军队正在广东进行着北伐的准备，而两年后北伐最大的敌人正是张作霖。
惊人之举不限于此。
当开始与苏联密切合作后，孙中山仍希望与西方列强特别是与美国合作。
1924年1月6日，美国驻北京公使舒尔曼访问广州时拜会孙中山，孙中山再次要求美国予以支持，他仍认为这种支持是最值得争取的。孙中山对舒尔曼说：美国是中国唯一可以信赖的国家。他吁请美国调解，以结束中国的内乱。据《纽约时报》一位记者称，这次孙中山走得最远，他建议美国及其他西方列强共同干预，并在中国实行为期五年的监护统治！
多年来，孙中山向西方列强一次又一次传递出强烈的友好愿望，屡屡被冷漠碰得粉碎。这一次同样如此。他所提出的“监护统治”的建议，尽管石破天惊，但对他总是持怀疑态度的西方人无法相信。美国公使舒尔曼甚至认为，这一建议不宜向华盛顿报告，他连孙中山所表示的对美国的信赖，也不向华盛顿报告。在他递交的报告中，只概述了孙中山关于反对帝国主义的言论，还说孙中山给他的印象如同一名精神错乱者。（以上参观《孙中山：勉为其难的革命家》，第206页）
不难想象，屡遭冷遇后的孙中山会有多深的失望、激愤和无奈。
出现在我们面前的正是这样二些奇特、怪异、费解的历史场景。就如同毕加索立体主义的画面，人的躯体被分解成一块又一块，然后又重新排列组合。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色彩与结构早已大大不同于常理，但视觉的刺激却再也不会忘记。
我很欣赏一位美国专家关于孙中山的一番话：
孙中山的作风令人费解，因他是个勉为其难的革命家。在致力革命时，他宁愿选择最少使用武力的措施达其目的。这是环境及其气质使然。外国人造成的恐惧，使他阻止与帝国主义直接对抗。只是到了最后，他才支持这种对抗。他反对鼓励阶级斗争，也不愿用暴力手段去消除本国的不公正根源。简言之，他宁愿谈判而不从事杀伐，求和解而不想进行旷日持久的斗争。这些品质使他看起来仿佛是唐·吉诃德式的而不是革命家式的奇怪人物，但更显出他是个纯粹的人。（《孙中山：勉为其难的革命家》后记）
在1924年寒冷的冬天，这位“纯粹的人”最后一次走进北京，病魔使他难以实现自己的梦想。在手握重兵、各怀心思的军阀面前，除了威望与神圣令人仰望，他再也没有充沛的精力和能量来改变现实了。1925年3月12日，上午九时二十五分，孙中山病逝于北京铁狮子胡同十一号行辕，享年五十九岁。
梦想随他而去，留下一个伟大而笼罩神圣光环的名字，让人缅怀与仰视。他的梦想，以及试图实现梦想的方式与途径，成了内容丰富或曰庞杂的遗产。他身边不同的人，会根据自己的需要取其一部分而继承之。毫不奇怪，一个伟人身后通常容易出现类似的历史现象。伟人之所以是伟人，丰富及复杂之处恐怕就在于此。
孙中山身后的中国，政治与社会的重新排列组合，在他去世之日就开始了。关于他的临终遗言，就有不同的说法：
人们认为他临终还有许多遗言。鲍罗廷向莫斯科报告，孙中山重申“只要俄国人继续帮助……”；其他人则宣称，孙中山，弥留之际连续叫蒋介石的名字；还有人说，他要恢复青年时代的信仰，并指示一位左派追随者“不要打扰基督教徒”；也有人记得他反复说“和平，奋斗，救中国”。（《孙中山：勉为其难，的革命家》，第223页）
让人不解的是，关注中国局势的《时代》，居然没有选择孙中山作为封面人物，无论在他生前还是逝世后。无疑这是重要的、不应有的遗漏。也许，在《时代》看来，多年来疲于奔命的孙中山拥有的仅是道义上的名声，其实力远不能与吴佩孚、张作霖等人相比。然而，他们不知道，正是这样一位未被他们选中的人，所拟订的路线和政策，所留下的遗产，随后几年将继续改变中国。
孙中山弥留时，在他身边的人有夫人宋庆龄、长子孙科、内弟宋子文，有他所信任和器重的国民党要员汪精卫和陈友仁，另外还有苏联顾问鲍罗廷。一个同样受孙中山信任和器重的人此时不在北京，他就是蒋介石，他正在广东率军进行东征与军阀陈炯明作战。但正是此刻这个不在孙中山身边的人，两年后，1927年4月4日，出现在《时代》的封面上。
两年后的中国，不再是孙中山生前构想的局面。他所拟订的三大政策，在严峻的现实面前危机四伏，最终被击得粉碎；曾经结为统一战线的国民党和共产党，转眼间成了不共戴天的敌人；他当年试图结盟的奉系军阀张作霖，在吴佩孚失去实力后，成了北伐军最大的、也是最后的敌人；他弥留之际伫立在他身边的战友和亲人，最终因分裂而冲突，各走一方，或流亡，或转向，或永远在人们视线里消失……
潮起，潮落；人去，人来。政治局势变化莫测，舞台主角替换频繁；哀怨与悲壮，风光与飘零；一切似乎结束，但又分明重新开始。在孙中山去世两年后，1927年就这样走了过来。
2 汉口：又—次义和团的恐惧？
1927年年初，《时代》在1月31日发表了篇关于中国局势的报道，开头写得很有意思：
上周，北京的中国人在零下十度的寒冷中瑟瑟发抖，而在南方一千英里之外的广州，另外一些中国人则享受着与迈阿密海岸一样的温暖。这两种不同的中国人，可能听不懂对方的中国话，因为他们的方言，有明显差别。但是，“洋鬼子”在所有地方都教一些中国人学会了英语，特别是“民族主义（Nationalism）”这个词。（《时代》引文均由本文作者译自《时代》，后面不再注明——作者）
报道中，“洋鬼子”一词特地用中国话的发音：“Yang－kueitze”，英文注释为“Foreign Devil”，即：外国魔鬼。
两个词：“洋鬼子”和“民族主义”，把1925年以来蔓延中国的革命主题概括得颇为准确。对于《时代》这样的西方媒体，还有什么事态比中国爆发的反对帝国主义的民族主义运动更让他们关注？随着国民革命军（又称北伐军）1926年从广州开始的北伐战争个步步凯歌挺进，“中国是中国人的”——孙中山当年提出的口号，在广州、汉口、九江……一个又一个中国通商口岸城市，成了民族主义运动最为高亢的声音。所有西方人都不能不正视这一现实：治外法权、租界……西方列强（包括日本）过去在中国获取的那些特权，正面临着被收回的威胁。他们害怕失去一切，他们更担忧失控的民众，会像当年的义和团一样，把愤怒火焰烧向所有居住在中国的“洋鬼子”。
二十七年前的历史还会重演吗？这几乎是所有西方列强政府和普通的“洋鬼子”们，在走进1927年时对中国民族主义运动的恐惧。
首先受到冲击的是英国。
广州国民政府1926年底决定迁都至汉口，12月22日国民党汉口临时中央党政联席会议指出：“租界已成反革命大本营，即革命之陷阱，革命即须打破此陷阱者，此后收回租界应为革命运动之事实问题。”据《二十世纪中国全纪录》记载，1927年1月3日，汉口各界集会庆祝北伐胜利和国民政府迁都汉口。当汉口军校宣传队在江汉广场演讲时，英国水兵冲出租界，用刺刀驱赶听众，刺死中国海员一人，刺伤三十余人。
《时代》的报道有所不同，没有提到中国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