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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人群挡住。他的眼睛大而黑，嘴巴周围胡须浓密，褶予很深。他的黑发在头顶中央分开，轻轻飘在前额上。在这幅壁画上，鲍罗廷的脸庞瘦剖，坐在这辆赫赫有名的车里他多少显得有些小。他有一种煽动者代理人具有的疑心性格，不免颇为紧张地从车里偷偷打量他周围的无政府状态。
当时的人民认为鲍罗廷漂亮，像一头鹿，但他实标上只有五英尺十英寸。他们把他看作中国革命的独行侠，完全独立掌握着中国革命，但实际上他不过是斯大林在中国的代表。他是一位职业革命家，1923年作为斯大林控制的俄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的一名代表，被派到中国来指导孙中山。（《走进中国》，第32—33页）
1923年10月，三十几岁的鲍罗廷在两名苏联军官的陪同下来到孙中”山面前，开始了他在中国的辉煌事业。几年来，他曾风光一时，拥有巨大的权威，他是被许多中国人仰望与崇拜的俄罗斯人。他直接促成孙中山采取“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他参与创办黄埔军校；国民政府迁都汉口后，在世界媒体眼里，他是这里的灵魂，是最神秘、也最值得关注的人，因为他的背后耸立着布尔什维克苏联。
鲍罗廷有他可以，自豪的理由。在他的直接引导下，中国的民族主义运动实际上一直在朝着有利于苏联利益的方向发展，而这一点，我们过去是不大注意或者有意回避。《剑桥中华民国史》的一段话读后颇令人感叹：
国民党运动的核心是反对在华外国人的政治和经济特权，这些特权来自过去八十年期间列强强加的“不平等条约。国民党的领袖们用不断的宣传攻势，系统地唤起民众来支持他们收回中国丧失的权利的诺言。虽然许多国家的国民享受特殊的条约权利，国民党人的战略（后面有俄国人在出谋划策）是把仇恨集中在美国身上，避免同时与日本、美国和法国对抗。英国在个国占有突出的地位，因此是一个天然的目标。反对帝国主义当然是世界共户主义的根本宗旨，支持国民党人并为主出谋划策的布·尔什维克俄国，把英国视为它的主要敌人。俄国特别担心被卷入与日本的冲突，把中国人的仇恨集中在英国身上的策略，在1925年的五卅事件和6月23日事件（即广州沙基惨案——引者）以后趋于明显，因为虽然日本是五卅事件的元凶，法国在6月23日事件中与英国一样有罪，但是在大力进行报复时，它们的作用被贬低了。（《剑桥中华民国史》，第669页）
高潮之中的民众，没有想到民族主义革命运动的背后，还有着如此复杂的背景，或者，身处浪潮之中，根本来不及考虑，就被冲到了前列。反对英国，而司晰有列强，这的确是奇怪的现象。在汉口，有英租界也有旧租界，但民众率先冲击的是前者而非后者。4月3日，一名日本水兵和—名汉口人力车夫发生斗殴，人力车夫被杀，日租界随即受到愤怒民众的冲击，杀死两名日本人。日本海军陆战队被派登陆，用机枪扫射，打死了九名中国人。为平息事态，国民政府立即下达禁止报复的严格命令。（参见《剑桥中华民国史》第699页）这与对英租界事态的处理和收回，有着明显不同。
写到这里，我才对一些困惑有了新的认识。譬如，我们以往常常乐于提到的，是十月革命之后苏联立即宣布废除沙皇俄国与中国过去签订的所有不合理条约，放弃他们在中国的治外法权。可是，读读北方政府外交总长顾维钧的回忆录和其他民国史就不难看到，在双方谈判中，苏联从来不愿意放弃沙皇在中国获取的权利。北方政府一直在与苏联交涉，希望他们从外蒙古撤军，维持外蒙古自治的现状，尊重中国对外蒙古的主权，但就在1924年，苏联还是强行使外蒙古的独立成为既定事实。苏联对在中国东北的中东铁路管理权的控制，也未曾放弃过一日。于是，在我们的历史回顾视野里，就对中国民族利益的蚕食与控制而言，苏联仍在延续着沙皇俄国的扩张梦，并没有根本改变。这一点，在以后不同历史阶段中我们还将陆续看到。
鲍罗廷及共产国际引导中国的民族主义，把敌人主要锁定在英国身上，其宣传策略无疑是聪明而有效的。对于中国一般民众来说，身边的外国租界，比远在关外的蒙古以及满洲（当时中外都这样称谓东北）的得失，更能给他们个人的民族感情带来直接的伤害。每日目睹列强势力高高在上的“治外法权”，看着外国军舰停泊于中国港口旗帜飘扬，郁积于心中的不满与愤慨，当然更容易被革命的口号点燃成熊熊烈火，随即汇成波涛滚滚的洪流。
《时代》报道过这样一个细节：
从汉口逃到上海的人，带来了一张国；民党号召民众反对英国的传单。拎单是一组画，有些像荚、国的“滑稽漫画“连载”。第一幅是四肢匀称的俄国，向年轻的中国伸出友谊之手。接下来是臃肿的约翰牛（即英国人——引者注）把靴子踩在两个中，国人的脖子上，两个中国人突然站起来掀倒约翰牛——最后一幅，约翰牛在群情激昂的中国人中间被刺死。（《时代》，1927年1月17日）
还是回到鲍罗廷身上。
一个人命运转变之际，麻烦总是接踵而至。鲍罗廷的不幸正如此。他正在为夫人的下落而焦虑时北京传来消息：张作霖不顾国际法，命令士兵于4月6日冲进苏联使馆，带走了包括共产党领袖李大钊在内的数十名苏联和中国人员，还抄走了许多秘密文件：
这一行动显然违反了外交豁免权。张对此当然清楚。即便没有征得反对赤色势力的列强们的同意，但肯定会得到默许。他判断得不错。随即，统治上海公共租界的工部局的紧急事务部，雇佣“白俄”武装士兵包围苏联领事馆，搜查所有进出的人。这当然也违反了国际法惯例。但即便没有征得反对赤色的列强们的同意，此举也会被原谅。人们希望在北京和上海赤色机构搜查到的文件被翻译之后，会在被捕者以及反共的公共舆论面前，证明搜捕行动的正确。（《时代》，1927年5月9日）
与鲍罗廷非常熟悉、与苏联关系最为密切的中共领袖李大钊，在4月28日被张作霖送上了绞刑架。《时代》对于北京事件的报道，比上海大屠杀的报道篇幅还要长，这恐怕与来自美国康涅狄格州的一个参议员此时正在北京访问有关。这位参议员与张作霖会见，会见的同时，对李大钊等人的处决就在他们附近进行。还有什么场景的映衬与反差，比这一场面更具新闻性，更有强烈的震撼和戏剧效果？今天来看，《时代》的叙述，恰恰为中共一位重要历史人物的生命消失，提供了难得的细节：
康涅狄格州参议员、大块头的美国佬宾厄姆（Bingham）上周抵达北京。他有七个儿子，其中一个正在北京学
习中文。在一种令人压抑的气氛中，他受到满洲和中国北方的军阀张作霖的接见……
……据《纽约时报》和伦敦的《泰晤士报》记者报道，就在参议员和张作霖一起品茶时，张元帅的军官们就在相隔仅百米之遥的地方，忙于执行残暴的处决……
此种酷刑叫做“绞刑”，被集中用来处决他们在违反国际法情况下冲进苏联使馆逮捕的中国人。在此次行动中，还查收了各种文件，张作霖正用自己的人根据需要予以翻译。这些文件，上周被用来作为秘密审判的证据。四十名囚犯中的一半人被判处绞刑。没有说明他们中间谁被判处死刑，谁被监禁，谁会被释放。他们只是简单地被集中到一个院子里，距参议员和军阀张饮茶处很近……
根据设计，每个囚犯的绞刑都尽可能慢慢执行，以增加他们的痛苦。囚犯们不知道下一个是否会轮到自己的喉咙被勒住，眼睛被勒得鼓出来。一个女囚犯被绞死时用了十分钟。
《纽约时报》记者者电讯称，张作霖向参议员解释说：“是我下的命令。我不允许在我地盘上有反对外国的主义存在（《时代》，1927年5月月9日）
在走进1927年新年的时候，谁能预料几个月里中国竟会发生如此大的历史转折。转变之迅疾，令今天试图理清脉络的人也喘不过气来。而对于武汉国民政府，这还只是棍乱、突变的开始。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危机四伏。夺取政权时，罢工、罢市曾是打击敌人的有力手段，但一旦不能控制，就遗成经济的瘫痪，殃及角色已变的国民政府自身。冯玉祥曾是他们最后一个希望，6月10日汪精卫率团亲赴郑州与之会谈，带着双方合作共同对付蒋介石和张作霖的协议回到汉口；可是，一周后，6月19日，冯玉祥又亲赴徐州与蒋介石会谈，两人也达成一致，主张宁、汉合一。这彻底打破了武汉政府的希望。再过不到一个月，7月15日，汪精卫正式宣布与共产党决裂，开始清党……
鲍罗廷的使命彻底结束了。苏联及共产国际与中国的关系却没有结束，几年后，一个中文名字叫“李德”的德国人，作为共产国际的代表来到中国指导革命，他将是另一个“鲍罗廷”，亲历新阶段革命的起伏跌宕。他的故事，会在以后的叙述中出现。
鲍罗廷终于踏上了归国行程。这时，传来了他的夫人被张作霖释放的消息：
上周，有报道披露了内部消息，称美国参议员宾厄姆最近在北京向大军阀张柞霖求情，希望他能释放被逮捕的著名人士鲍罗廷夫人。身高六英尺的参议员，声音刺耳，他告诉矮个搜小但却冷酷无情的张作霖，如果他下令处决鲍罗廷史人，那么美国公众舆论就会认为这个军阀是个残暴的野蛮者。
张作霖漫。不经心地说：“哦，那很好办，参议员先生，假如这是你们西方人对待女人的态度，那就不枪毙鲍罗廷夫人了。”
稍停一会儿，当参议员略松一口气时，张又轻蔑地补充说：“我总是不明白，你们西方人为什么这样愚蠢地对待女人。”
上周，张作霖对矮胖、温和、人到中年的鲍罗廷夫人，采取了一种无所谓的态度，她被大赦，从监狱释放，并当即匆匆送往天津，准备从那里上船前往海参崴。（《时代》，1927年7月25日）
该走的走了。
不到一年，汉口潮起，潮落。举目四望，满城风絮，一江云烟。悲壮的人与事，从此成了历史的慨叹。
6 莫斯科：流亡者的冷寂
1924年最后一天曾在北京车站欢迎过孙中山和宋庆龄的那个法政大学的学生，1927年9月6日，又一次站在了欢迎宋庆龄的队列中。这次欢迎的地点是在莫斯科的雅罗斯拉夫斯基车站，宋庆龄的身份是孙中山的遗孀、中国大革命失败后的流亡者，陪同她流亡的是陈友仁等。
这个学生叫盛岳，此时就读于莫斯科中山大学——1925年在孙中山去世后不久创建的一所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学校，专门招收中国学生，为中国革命培养人材。
盛岳回忆在莫斯科再次看到宋庆龄的情景：
……随后她下车，沿着月台步行出站，我们人群向她热烈欢呼，高喊口号。她报以满脸堆笑，尽管不难看出，她是在强作笑容。……在她抵达莫斯科的这天，她脸上微微露出的忧伤神情，比两年前孙博士逝世后更甚，这无疑是她在失去她和她丈夫为之操劳的中国革命后的一种反映。（《莫斯科中山大学和中国革命》，第154—155页）
他说得不错，亲历大革命潮起潮落的宋庆龄，恐怕比任何人更感到失望、悲愤与无奈。在这一年年初，宋庆龄曾是世界关注的一位中国重要人物。《时代》曾报道过宋庆龄，并刊登过她的照片：
她自己在班级本上则是这样说的：“最大野心——当父亲的秘书；最喜欢的表达——中国；习惯——收信；嗜好——读报纸……”最让人惊奇的是，这位相当娇小、羞怯的宋庆龄，后来不是热衷于收到来信和读报，而是转向别处。她的紧张、软弱的性格（或许实际上她从未如此）却使她爱上了一位有着高尚灵魂的爱国主义的政治家，后来的“中华民国之父”孙逸仙博士。正是以他的名义，年轻的国民政府最近已经攻占了南方的半个中国。耐国民党人来说，娇小的孙夫人足以继承他们伟大的已故领袖的英名。今天，她住在新的国民政府首都武昌，坐一辆道奇轿车，她是民族主义这一伟大运动活的象征。（《时代》），1927年2月21日）
然而，被视为“象征”的宋庆龄，很快陷人了政治困境中。蒋介石在公开镇压共产党人之后，切断了汉口的财政来源，封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