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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有几个重要之处值得一提。一个是第二段第二行原文the mouthing streams是双关语，即指喧哗的水流，又有口若悬河之意。我译成滔滔不绝，就是想设法保留原作中的双重含义。第四段第一行原文leech指的是像水蛭（蚂蟥）那样吸血，我只好用汉语创造了一个对应的词“蛭吸”。再就是同一段的最后一句：时间怎样沿星星滴答成天堂。在这里滴答（tick）是动词。再看看其他译者是如何处理的：时间怎样在繁星周围滴答出一个天堂（王烨、水琴译），时光怎样围绕星星滴答出一个天堂（海岸等译），时间已经在群星的周围记下一个天堂（巫宁坤译）。在我看来，他们的处理都过于繁复，似乎想尽力填补原作中的空白，而那恰是此诗的精妙之处。
二十五年前我头一次听到这首诗。那是在《今天》编辑部每月例行的作品讨论会上，迈平把狄兰介绍给大家，并读了几首自己的译作，其中就包括这首诗。我记得众人的反应是张着嘴，但几乎什么都没说。我想首先被镇住的是那无以伦比的节奏和音调，其次才是他那辉煌的意象。很多年后我听到狄兰自己朗诵这首诗的录音带。他的声音浑厚低沉，微微颤抖，抑扬顿挫，如同萨满教巫师的祝福诅咒一般，让人惊悚。 通过绿色导火索催开花朵的力量／催开我绿色年华；炸毁树根的力量／是我的毁灭者。／而我哑然告知弯曲的玫瑰／我的青春同样被冬天的高烧压弯。我曾反复说过，一首诗开篇至关重要，一锤定音，有如神助一般，可遇而不可求。狄兰的第一句就是如此。绿色导火索与花朵的因果关系，正是通过催开这一动词连接并推动的，如果用另一种处理方式，或置换另一个动词，就会毁掉这一句甚至整首诗。若仅有通过绿色导火索催开花朵的力量还不够，紧接着催开我绿
色年华成为第二推动力，由此带出炸毁树根的力量／是我的毁灭者。纵观全诗，每一句都是由这类相关联的两组意象组成的。而我哑然告知弯曲的玫瑰／我的青春同样被冬天的高烧压弯。我前面提到过哑然告知，恰恰表明了诗歌写作的困境在语言限度与可能之间。冬天的高烧又是典型的矛盾修辞法，处理不好，效果会适得其反。
驱动穿透岩石之水的力量／驱动我的鲜血；枯竭滔滔不绝的力量／使我的血凝结。／而我哑然告知我的血管／同样的嘴怎样吮吸那山泉。第二段如果压不过第一段，也丝毫不能示弱。穿透岩石之水与我的鲜血对应，用滴水穿石比喻人的生命力，反之亦然。在这一段用了三个和嘴相关的意象：第一次是滔滔不绝（mouthing），第三次是同样的嘴，而第二次是我哑然告知（I amdumb to mouth），仅在这一段和其他的我哑然告知（I am dumb to tell）不同，用嘴替代告知。可惜在翻译中难以反映出来。
在池中搅动水的手／搅动流沙；牵引急风的手／牵引我裹尸布的帆。／而我哑然告知那绞死的人／我的泥土怎样制成刽子手的石灰。第三段音调的转变，是从句式变化开始的，而动词仍是改变句式的动力：搅动、牵引、制成。牵引我裹尸布的帆带人死亡意象。在绞死的人、刽子手与我之间，由于生死相连，在某种意义上构成某种共谋关系。
时间之唇蛭吸源泉；／爱情滴散聚合，但沉落的血／会平息她的痛楚。／我哑然告知一种气候的风／时间怎样沿星星滴答成天堂。第四段第一句非常精彩：时间之唇蛭吸源泉。正如我刚才分析翻译时提到动词蛭吸（leech），正是这个让人疼痛畏惧的词，显示出时间之唇的贪婪和残忍。爱情滴散聚合正与时间之唇蛭吸源泉相呼应，但沉落的血／会平息她的痛楚，在这里，她显然是指爱情。时间怎样沿星星滴答成天堂让人拍案叫绝，足以在结尾处压住分量。
而我哑然告知情人的墓穴／我床单上怎样蠕动着同样的蛆虫。最后一段由两行组成，是对整首诗的主题——自然、生死、爱情相生相克的总结。
这是一首伟大的现代抒情诗。诗歌写作是一种危险的平衡。狄兰的伟大之处就在于他把握住这一危险的平衡，找到容纳他那野蛮力量的唯一形式。他这首诗如此雄辩，如此浑然一体。在某种意义上，一首好诗是不讲理的，靠的是通过绿色导火索催开花朵的力量，穿透语言与逻辑之网。
三
大约十五年前，在我的英国出版社的安排下，我从伦敦乘火车去威尔士首府卡地夫朗诵。按中国的标准，卡地夫最多算个城镇而已。由于多是石头房子，整个城市呈灰蓝色调。所有路牌都标有英文和威尔士文。威尔士文显然是一种古老文字，完全摸不着头绪，让人充满敬畏。我当时英文水平极差，记得朗诵后回答问题时，我甚至连问题都没弄懂，茫然不知所措。幸好听众中有个学过中文的威尔士姑娘，站起来帮忙。尽管她的中文有限，我们东拼西凑，总算对付了过去，最后听众报以善意的掌声。散了场，那姑娘请我到她家屹晚饭。席间，我们谈起中国和狄兰·托马斯。对于像我这样的外来人，一个热情开朗的姑娘就代表了一个民族。让我惊奇的是，她对威尔士以至国际诗歌都了如指掌。
威尔士人是凯尔特人（Celt）的后裔，威尔士语是盖尔语分支。在威尔士的诗歌传统中，由两种诗人组成。一种是由宫廷供养的诗人，一种是到处漂泊靠卖唱为生的游吟诗人。宫廷诗人要经过韵律和基督教寓言的严格训练，出口成章，歌功颂德。不同的宫廷以激烈比赛的方式选出桂冠诗人，分别由各威尔士大公豢养。十三世纪诺曼人人侵。游吟诗人转向对诺曼人征服的颂扬，于是亚瑟王和骑士精神的浪漫故事传遍整个欧洲。凯尔特游吟诗人离开自己的家乡。据史书记载：“由于四处漂泊，游吟诗人得以穿过不同人们居住的土地。他们总是结伴而行，从北到南，有人被其歌声感动，慷慨赠礼，他在同伴中名声大振，展示死前灵魂的高贵和生命之光。他在大地上得到的回赠是永世盛名。”
十五世纪，诗人戈威林（Dafydd ap Cwilym）所创造的一种获官方认可的诗歌形式，使宫廷诗人和游吟诗人合而为一。而游吟诗歌的传统，在英国内战期间被消解，直到当代威尔士举办的诗歌音乐比赛大会才开始复活。
分裂的游吟诗歌传统因分裂的语言而恶化。威尔士北部及山区在都铎王朝以前一直讲威尔士语，而威尔士南部在被诺曼人占领后，先说法语然后改成英语，游吟诗人还学会了用外语唱赞歌。英语在十九世纪工业革命的推动下遍及整个威尔士，成为南威尔士的日常语言，不仅工作社交，甚至连教堂唱赞美诗和诅咒发誓也在内。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英格兰文化已在威尔士处于绝对的统治地位，威尔士诗人开始放弃了他们祖辈的语言。也许唯一幸存的传统，就是对牧师和诗人的尊敬。无论在厂矿村镇，只要举办葬礼，诗歌仍是必不可少的。
狄兰·托马斯有个中间名：马尔莱斯，是他父亲给起的，为了纪念他的叔公威廉托马斯（William Thomas），其游吟诗人的笔名是马尔莱斯（Gwilym Marlais）。他是牧师、诗人、激进分子、一神论信徒，以及威尔土报刊的主要撰稿人。他曾组织他的教区的贫雇农和地主对着干，并率领他们迁往别的教区。在威尔士，他是为民请命的民族英雄。
四
1936年4月，狄兰与凯特琳相遇，一见钟情。是老画家约翰（Augustus John）把自己年轻的女友介绍给这个爱尔兰诗人的。狄兰那又迷糊又热烈的性格，与凯特琳不同节奏的慵懒及暴烈的活力竟如此契合。凯特琳是邓肯式的自由舞蹈家，生长在爱尔兰，从父母婚姻破裂的豪宅逃出来后，过着自由放荡的生活。刚经历超现实主义时期的狄兰正心灰意懒，被凯特琳一把火点燃。第二次见面是在朋友家的聚会上，他俩公开调情，导致两个男人在停车场酒后斗殴，最后老画家把诗人击倒在地，带女友扬长而去。
狄兰不甘心，接连不断给凯特琳写情书：“我并非只想要你一天，一天是蚊虫生命的长度：我要的是如大象那样巨大疯狂的野兽的一生。”凯特琳终于离开了约翰，投入他怀抱中。在某种意义上，他俩都天真无邪，对世界存在的方式几乎一无所知，并且不在乎这种无知。这天性深处的共同点使他们走到了一起。
同年7月12日，他俩突然结婚了。他们在市政厅办理了登记手续，身五分文，没有亲友参加。如此仓促成婚，恐怕是狄兰担心再次失去凯特琳。他们没有家，只能到亲友家轮流借宿。当新婚夫妇头一次回到天鹅海镇，母亲看不惯凯特琳那身吉普赛的服饰，不同意这桩婚事，他们只好搬到凯特琳母亲家去住。像以往那样，狄兰到处跟朋友借债。他在一封信中写道：“我以名望而非以尊严获得贫困；我尽可能做到的是保持贫困的尊严。”他还是多少有些进项，比如零星发表的诗作及书评的稿费。另外，美国新方向出版社的老板劳夫林买下今后五本书的版权，这样每周都有一笔津贴。他们用这笔钱在劳佛恩（Laugharne）租下一间渔舍。那里多种语言混杂，主要是威尔士人后裔，混杂着荷兰人、英格兰人和西班牙人血液。按狄兰的说法，那是个小镇中的岛屿，有人在开始工作前就退休了，其他人似乎“像威尔士吸食鸦片的人，在天堂半睡半醒”。
对狄兰来说，劳佛恩简直就是天堂，又舒适又便宜，但唯一能把他们从贫困中解救出来的还是伦敦，而他对伦敦充满怨恨。在他看来，伦敦是个让死者不安宁的疯狂都市，“很多年我都不再想去伦敦。那儿的知识界头脑忙碌但一无所获；其魅力有一股山羊味；根本就没好坏之分。”
1938年凯特琳怀孕了。压力越来越大，最让他们担心的是账单。在给朋友的信中，狄兰写道：“贫困让我懒散而心灵手巧。我不是那种好天气的诗人，或抒情的妓女，或等待涓流的闪亮的小碗，或刮胡子时用豪言壮语破了相的男人；我喜欢有规律的餐饮，一张桌一把尺——和三支笔。”
在1939年二战前夜，狄兰出版了他的第三本诗集《爱的地图》，包括几篇超现实主义的短篇小说，其中十六首诗中大都是重写的旧作。在和凯特琳相好后的两年半时间，他只写了五首诗。
战争爆发，似乎是对狄兰本人及其诗歌权力的恶意攻击。幸好在体检时，医生诊断他患有急性哮喘而免去他服兵役。除了不去死，还要想法子活下来。而真正的麻烦还是债务，他必须凑够七十英镑，否则全家就要从鱼舍被赶出来。在英国著名诗人斯班德（Stephen Spender）的呼吁下，作家们终于凑够了一笔钱，渡过这一难关。
而战争带来电影特别是纪录片的繁荣，可谓绝处逢生。狄兰自幼喜欢电影，曾在校刊上发表过有关现代电影发展的文章。他在一家电影公司，找到份工作，周薪七英镑，后长到十英镑。除了写纪录片脚本外，还参加配音。战争期间，他先后写了十部纪录片。这一以视觉为主的新经验，为他的后期诗歌带来不可估量的影响，使他从早期的抽象夸张的隐喻，转向一种更经济更精确更简朴的表达。
他们住在伦敦一个单间公寓，家徒四壁。在1942年的一封信中，狄兰写道：“有时候什么都没有挺好。我要的是社会，而非我自己，有个地方坐着有张床躺下；谁想要个丈夫和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