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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后，李先念和程世才把具体作战部署向徐向前作了汇报，徐向前当即予以批准。
各部队出发前，又分别召集干部会。军政治部主任李天焕作了具体的政治动员，他讲道：“我们的部队很快要打大仗，各政治机关的干部都要下部队做好动员工作。在此我提出３点要求：一是要发动党、团员起带头作用，以打好这一仗的实际行动来庆祝一、四方面军的胜利会合；二是为了扫除北上障碍，一定要打下包座，消灭敌４９师；三是要把我们的困难向大家讲清楚。从６月以来，部队缺粮，吃的是野菜草根，战斗力有影响。只要我们能打好这一仗，以后就好办了。”
作战任务传达到部队后，指战员们情绪高昂，大家纷纷表示：“打国民党军第４９师，我们包打保胜，让毛主席和党中央听我们胜利的消息吧。”
口号阵阵，歌声嘹亮，部队出动了。
天突然下起了大雨，红军将士们在泥泞的道路上向着包座飞奔。
２９日下午，红军前卫团抵达距包座西北三四公里的地方。部队不顾疲劳，立即向国民党军外围据点发起攻击。
敌机枪“哒哒哒”吼叫着，几乎听不到枪声间断。红军每前进一步都要付出很大代价。
河水还在暴涨，大雨滂沱。红军经长途行军后已很疲劳，泥水中作战已是个个滚得满身泥浆，浑身都浸泡在水里。
包座之战在这时还说不上是全面开始。
如此滂沱大雨浇在川西北草地附近方圆数百里的大地上，给红军的行动带来了极大的不方便。但出人意料的是这场大雨虽然没有影响包座之战的取胜，而其最终结局却是影响了攻打包座之战的整个部队的战略行动。这就是同在一片乌云下的张国焘“巧”借大雨又向中央再次发难。
左路军先头部队是在８月２１日在朱德等人率领下攻占阿坝的，但张国焘无视中央关于左路军应向班佑靠拢的决定，竟延迟１周在阿坝按兵不动。８月底，在党中央和右路军前敌指挥部的一再催促下，张国焘才率领左路军第１纵队向东进入草地，开始朝班佑前进，同时向位于卓克基、马尔康等地的第２纵队发出北进向右路军靠拢的命令。
“我要求把中革军委会和总司令部的职权区分开，确立工作程序。”张国焘在红军总部中大发牢骚，他对毛泽东的指挥表示不满，说：“所有原中革军事委员会机构应该一律归总司令部管辖，各单位应该直接秉承总司令、总政委的军事命令。他们已经是两次不经我们就擅自改变行军路线，现在又向东北，打什么包座。这个徐向前也是鬼迷心窍了。”
朱德的解释也是提醒，他说：“我党有个规矩，是党指挥枪，而不是枪指挥党。我作为总司令应该带头执行。”
张国焘则不这样认为，他继续阐明自己的看法，说：“我说的是军事命令。中革军事委员会原属中央政治局，对总司令部居指导地位，负责审查核定总司令部所拟的军事计划和重要人事变动，但不应再直接发布军事命令。可是，毛泽东破坏了这个统一指挥方案。他这个军委会主席是独断一切的，总司令、总政委等于虚设。他径行核阅所有军事单位的文件，无论是情报、作战计划、军队行政，乃至人事调动等，他都要过问，批定后才交我们执行。我们这总司令、总政委变成了幕僚人员，简直就是他毛泽东一个人在唱独脚戏。”
“我和毛泽东相处时间要比你长得多，我比你了解他，他还是比较注意尊重大家意见的。”朱德说。
“哼！老毛这种独断专行的作风，和蒋介石没有什么两样，不仅紧紧握着裁决权，而且有发号施令的欲望。换句话说，他不执行最后的决定权，而且往往不让任何同志有建议的机会，就直接予以指示。因此，我说这老毛并不是一个精明的独裁者。他富有想象力，反应也非常灵敏，其思维有时会走到很离奇的地步，甚至流露出神话式的言论；他缺乏组织才干，遇事不愿作精确的计算；他所表示的意见，有时是模糊不清的；
他常用情感丰富的语气，为他的所谓天才主张作辩护。”
“国焘同志，你的话讲过头了。毛泽东的军事组织才能是很强的，他指挥的作战多能取胜。”朱德不愿听张国焘故意贬低毛泽东的话。
“哼！我早就听说这个老毛常以德国近代军事家毛奇自比，自负有过人的军事天才。可我不这样认为。他是个特殊的军事第一主义者。他推崇中国古代的军事理论，缺乏近代的军事知识。他鄙视现有的军事典籍所载的一切，认为都是陈词滥调，他要不受拘束地发挥他的游击天才。他所拟定的军事命令大多是一些训令，常用激动的语言描述某一任务的重要，要求受令者迅速执行，而指示各个军事单位分别担负某些具体任务时，则常是很笼统的，似乎是让各单位自行相机处理。他在江西苏区时，就与周恩来、刘伯承和李德闹得不可开交；在遵义会议后，我听说周恩来做他的副手，也是受尽委屈。”
朱德没有再说话，他知道与张国焘争吵是件没完没了的无聊事。
张国焘本来就对北进从内心中不满意，只是迫于绝大多数人的意见，不得不勉强率部向右路军靠拢，但他却时刻在寻找借口把部队再拉回向南。就在部队进入草地的第３天，草地上铅垂的黑云裹携来一场大暴雨，张国焘侧耳倾听着平地上的炸雷，却好像听到了福音，眼睛为之一亮。
“好大的一场及时雨啊！”这是张国焘喊出喉咙却没有张开口的一句话，他向黄超说道：“传达我的命令，天降暴雨，通知部队暂时不要渡过噶曲河！”
朱德对张国焘如此独断专行的命令感到很意外，忙说：“雨下得并不大，噶曲河涨水也不可能到了不能徒涉的深度。”
张国焘扬脸望着开始放晴的天空，不以为然地说：“河上游的雨下得更大，部队泅渡有危险。说不定老天马上又要下雨，等一等再说。”
朱德清楚张国焘内心中想的完全是另外一回事，就再也没说什么，挽了挽裤腿，带着警卫员潘开文向噶曲河边走去。
草地上流淌的噶曲河，河床本来就很浅，在这时容纳了刚从天空倾泻下来的暴雨，正在涨水，翻滚着草根和牛羊粪末，奔涌滔滔，显得水势不小。
河岸边有些红军部队在整装待命，高师长见朱德总司令来到河边，跑步前来报告。
令朱德感到奇怪的是有一个连队在过河后，现在又返了回来，便问，“为什么回来？”
“总政委有命令，全部部队在河这岸听候命令。”高师长回答。
朱德没有再问什么，就对身边的警卫员潘开文说道：“小潘，你骑上我的这匹马，到河里去试一试水的深浅。”
潘开文拉缰策马跨进河流，向对岸走去。
朱德定睛看着水中稳稳行进的潘开文渐渐到达对岸，高兴得手舞足蹈：“哈哈，水看着很大似的，其实最深才齐马肚子！”
潘开文到达对岸后，很快就返了回来。
高兴得合不拢嘴的朱德拍着小潘的肩膀，说道：“走，回总部，告诉总政委，看他还有什么可说的！”
就在朱德在噶曲河边测水深的时候，张国焘在帐篷中也没闲着，他以“朱、张”的名义致电中央，口述了这样一份电报，说噶曲河涨水，“上游侦察７０里，亦不能徒涉和架桥，各部粮只能吃３天。”“茫茫草地，前进不能，坐待自毙，无向导，结果痛苦如此，决于明晨分３天全部赶回阿坝”。并提出，右路军应“乘胜回击松潘敌，左路备粮后亦向松潘进。时机迫切，须即决即行。”
朱德从河边回来后，兴冲冲地向张国焘说明噶曲河的水深实测情况，而这时的张国焘怎么能够听得进去与自己意见相反的话。由此，两个人很快发生了激烈的争吵。
“什么时机迫切，须即决即行？你心中还有没有党中央，我没有同意回阿坝。这么大的事，你为什么不经我同意就在电报上署上我的名字？”朱德质问张国焘。
“党中央？哼！他们那几个人还要管我们？即决即行，有什么错？”张国焘的话语中明显目无中央。
“我说国焘同志，你我都是老党员，你的党龄还比我长。我们党的规矩你难道不知道，我们的原则是党指挥枪，而绝不是相反！”朱德的话义正辞严。
张国焘连“哼”了几声，却没有张口。站立在一边的黄超为张国焘辩解道：“事实就是天下大雨，河水上涨不能徒涉和架桥嘛！”
“什么，这就是理由？可我刚从河边回来，我的马和警卫员是到了河对岸又返回来的，这才是事实！”朱德端坐在凳子上，脸色气得铁青。
“电报已经发了，他们很快就会回电同意我们回阿坝。我不和你争了！”张国焘的话中带有几分无赖的伎俩。
朱德镇静地说道：“我是一个共产党员，要服从中央，不能同意南下。”
这场争吵没什么结果，但朱德仍然坚持北上，劝说张国焘过河。可是，几天过去了，噶曲河的水流也变得平稳多了，张国焘仍旧按兵未动。
“还是北上吧，我看是可以渡河的。”张国焘的部下也这样劝说。
张国焘闻言严厉训斥：“你们的头脑太简单了，这不是一个往南往北的简单问题，这是个谁指挥谁的大问题！”
９月４日，张国焘不顾朱德、刘伯承的坚决反对，命令部队由噶曲河岸边返回阿坝。５日，张国焘又电令正要北上的第２纵队就地巩固阵地，备粮待命。
这几天，等待在巴西的中共中央成员几乎天天在开会，谋求妥善解决矛盾的方法。徐向前、陈昌浩也连连致电张国焘，陈述北上的理由。
一片乌云终成了张国焘拒绝北上的挡箭牌，而在同一片乌云下，红四方面军的部队正躺卧在雨过天晴的泥水中，拚命为北上的道路打开通途。
第九回 包座血战劈开通途 蒋氏为毛枉备刑场
太阳已沉入西山，森林中的鸟儿在喧闹一天后也各自归巢。
天色渐渐暗下来。
红３０军先头部队奉命赶到包座后，以第８９师为一梯队，由该师第２６４团担任主攻，消灭包座河河东岸大戒寺内之敌，其余两个团在大戒寺西北地区担任侧攻；以第８８师（缺第２６５团）为第二梯队，隐蔽于班佑至大戒寺路侧待机，准备打援。
８月２９日黄昏前，各部队进入预击位置。
暮色中，红２６４团突然向大戒寺国民党守军发起猛烈进攻。
军长程世才、军政委李先念和第８９师师长邵烈坤在包座河西岸边指挥战斗。
战斗打得非常艰难。第２６４团一直打到晚上９时，才攻占了大戒寺外围北山山脚下的几个碉堡和西坡半山腰的１个碉堡，相继占领大戒寺，歼国民党守军１个多连。国民党守军第３营李营长带少数人东逃。红军将残敌围困在大戒寺后山碉堡中。
３０日，又是一天激战。傍晚，国民党军第４９师第２９１团先头增援部队在大戒寺以南与红军警戒部队接火。红军为了诱敌深入，在令第２６４团象征性地阻击一下后，将主力撤至大戒寺东北山地隐蔽，仅留下少数兵力监视敌人的行动。当晚，红军撤出大戒寺，国民党军第２９４团进驻寺内。
夜晚，天气转晴。红２６４团一部在淡淡的月光夜幕掩护下，向大戒寺国民党守军发起突然偷袭，毙国民党军第１营少校营长陈嘘云以下数十人。
红军指战员抓紧时间准备下一步的战斗，侦察部门根据已掌握的敌情和俘虏的口供，绘制了包座守敌要图和增援部队行进路线图，然后将地图和俘虏的国民党军１个排长和两个班长押送到军部。
３个俘虏对红军的宽待政策有所了解，在审问时都表现得较为老实。
李先念和程世才从俘虏口中得知包座守敌的情况，并获知国民党军第４９师主力明天就可到达包座。
军情如火急！
李先念分析判断情况说：“根据当前的情况，包座之敌以逸待劳，地形又对他们有利，我军要很快拿下包座有很大的困难。如果坚持打下去，不但会造成很大的伤亡，最重要的是会因为拖延时间，直接影响和耽误明天与敌４９师的作战。
我看我们应该变换战术。”
程世才接着说道：“对，我们可分个前后缓急，加重到松潘公路上的打援力量，然后转过头来再强攻包座。”
于是，李先念和程世才当即决定，由第２６４团将包座守敌包围起来，但围而不攻。第８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