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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和三年（公元229年）四月，在诸葛亮攻克武都阴平后大约一个月，孙权终于不再满足于吴王的称号而在武昌正式称帝。孙权有称帝之意已久，选择这个时机主要是因为不久前大败曹休后来自淮南的军事压力缓解。孙权登基后大会群臣，得意非凡，又夸周瑜“孤非周公瑾，不帝矣。”又夸鲁肃“昔鲁子敬尝道此，可谓明於事势矣。”把死人夸了一番后，却对刚想称颂几句的大活人张昭微笑着来了一句：“当年如果听您的，如今我已经是曹魏的乞丐了。”张昭当然知道是指自己在赤壁时力主投降一事，羞惭得伏地不起，汗流浃背。称帝后的孙权派使者入蜀通告，并提议现在双方和平共处互相尊重，来个“天无二日，民有二主”。听到这个消息，蜀汉内部炸了锅。大多数人认为，和吴国相交这么多年，没有明显的好处，如今反而派人来要我们承认这个“伪政权”，名不正言不顺，欺人太甚应该与其断绝外交关系。诸葛亮反过来还得劝说大家：孙权有称帝的野心不是一两天了，我们之所以视而不见，是因为指望他能对我们有所援助。如果公然断交，必定会结仇于东吴，那样就让北边的曹魏白白坐收渔利，不是好主意啊。于是，蜀汉派遣卫尉陈震入吴祝贺，两国签订了一系列协定并达成了瓜分天下的协议。协议规定，豫青徐幽四州属吴，而兖冀并凉四州归蜀，司隶则以函谷关为界，来了个刘邦项羽楚河汉界的翻版，也不管那个洛阳的曹睿会不会同意。九月，孙权由离开武昌回到建业，留下太子孙登及陆逊镇守武昌荆州。在攻取荆州前，孙权定都建业已久，这次回家倒也不麻烦，用不着大兴土木建宫殿官府。此后东吴的首都在武昌建业两处多次变换。武昌有利于国防，而东吴重臣多是吴郡人，建业意味着重视政治经济。
太和三年（公元229年）十月，魏国进行了一次重要的法律修订工作。曹睿一向重视司法审判工作，经常告诫群臣：“狱者，天下之性命也”。每逢重大案件的审理时经常亲临旁听。中国历史上至此为止的法律修订工作，大概有以下的几次重要里程碑：战国时魏文侯变法革新，启用李悝编著《法经》六篇，商鞅（本是魏国人）以此为蓝本在秦国施行；西汉萧何制订《汉律》后增加为九篇，后又增至六十篇；这些法律在汉朝几百年间历经时代更迭而时有增减变动，另外又出现了《令》三百馀篇、《决事比》九百六卷，到了三国这个时候有条文的法律共有二万六千二百七十二条，七百七十三万多字，让大家头晕眼花无所适从。对这些法律条文的理解解释更是五花八门，甚至不乏互相抵触的地方。不少人断案时干脆依照自己的喜好随意选取，汗牛充栋的法典形同虚设。魏明帝曹睿看到这一弊端后，在这个时候下诏统一了法律的基准，并在尚书卫觊的建议下设置了律博士一职专门负责法律的修订解释工作。同时，又命令司空陈群、散骑常侍刘邵等对汉朝遗留的法律进行修订，制订了《新律》十八篇，《州郡令》四十五篇，《尚书官令》、《军中令》共一百八十馀篇等等。在法律主要的方面有所强化，但削减了其他次要方面杂七杂八的规定。这一系列工作，大大充实系统完善了东汉以来的法律。客观地说，曹魏的法制建设是相当有成就的，在中国历史上也能有一席之地。这大概就是为什么曹丕曹睿个人品德方面的问题并未引起天下太大的灾难之原因。当然，两个人在位总共才18年，也太短了，哈哈。
曹丕曹睿的为人虽然有点“小人”，但却有令人难以理解的相同之处，就是对同为“小人”的家伙深恶痛绝，上梁不正还不许下梁歪。在这样的背景下，太和四年（公元230年）魏国发生了所谓的“太和浮华案”。
曹睿继位后的太和初年，部分富贵子弟在京师洛阳相互结交清谈名理，这就是后来玄学思潮的起源。其中夏侯尚的儿子夏侯玄等四人称为四聪，诸葛亮的亲族诸葛诞和邓飏等八人为八达（司马懿的长子司马师也在其中），另有三个并没有才干而仅凭老子的地位而位居高官的家伙称为三豫。三豫是三个废物，而四聪八达十二人的才能则参差不齐。他们的共同点是热衷于当时方兴未艾的玄学。玄学脱胎于老子无为而治的道家思想（注2），沾染这样思潮的人多少显得虚浮不踏实。曹魏的老一辈革命家都是从建安的乱世中奋斗出来的实干家，对此相当地看不惯，曹睿本人对他们也十分厌恶。代理司徒的董昭就曾上表，要曹睿“贵尚敦朴忠信之士，深疾虚伪不真之人”。曹睿于是顺水推舟，当年二月一道诏书把这十五个家伙通通罢官（注3）。不过，曹睿临死时却托孤于与这些人相好的曹爽，他们也都纷纷“春风吹又生”。
与此同时，孙权为连年战事导致的兵马人口损减而忧心忡忡，派将军卫温、诸葛直率领一万多兵马东渡夷洲（台湾）朱崖（海南）及亶洲（日本），打算迁那里的人民到东吴作劳动力及充军。临行前，陆逊全琮就上表劝阻，说劳师袭远此行凶多吉少。孙权不听，执意命二人出师。两位将军于是在吴大帝的深切期盼中出海远航，开始了对未知世界的探索。
注1 后出师表，不见于诸葛亮的文集甚至西蜀的文献，却是在吴人张俨的文集里被发现，还号称“默记”，它的真实性自然成了议论的焦点。另外，赵云死于第二年，这时候还没有去世。这样的错漏更增加了它是伪作的怀疑。有学者认为它是诸葛瑾儿子诸葛恪的伪作。陈寿未将其收录在三国志里，至少是很有道理的。
注2 从政治的角度出发，在中国封建社会，由大乱之世转为大治都必须经过一个清静无为、与民休息的过程。西汉初年盛行的黄老思想，东汉初光武“以柔道治天下”等等，都是先例。魏明帝曹睿在位时，北方也处在这么一个休养生息的时期，这是当时玄学产生的社会背景。但是，这个“无为而治”很容易变成“无所作为”，因此被曹睿及朝中的元老们厌恶，后来晋朝的迅速堕落也证明了这一点。
注3 世说新语上如此记载，实际情况有些出入。首先，与三豫不同，四聪八达的名单不全，但按照后来事情发展的推测，与曹爽关系密切的何宴毕轨（两人均为曹魏的驸马）应该是其中成员。诸葛诞邓飏确实因此丢了官，司马师则在曹睿去世前一直赋闲“失业”（应该与此案有关）无官可丢。夏侯玄和何宴毕轨则因为是皇族，不至于“下岗”，但担任的都是地位不高的闲职。总之，这些人在曹睿时代确实都不得志。
第二十九篇 孔明仲达的初次交手
太和四年（公元230年）七月，魏国大司马（注1）曹真上表，说蜀军屡次侵犯边境，愿从斜谷进兵讨伐蜀汉。如果能分兵几路同时攻打，则必然能有所斩获，可望一劳永逸地解决西蜀。曹睿同意后，命令大将军司马懿逆汉水而上，其他人则纷纷取道子午谷武威（原文如此，但武威远在西凉，多半是武都之误）等地，要多路共同伐蜀。陈群当时就不同意，认为这个想法太乐观：〃当年太祖（曹操）攻打张鲁时，一路收割豆麦来充军粮，仍然弄得军粮匮乏。如今这个条件都没有，何况斜谷道路险要，从那里转运则必然会招致蜀军的劫掠，多留兵守卫粮草就会缺人打仗，不能不三思而后行啊。〃曹睿把这个意见告诉了曹真，曹真又建议从子午谷进攻。陈群一看，这不是换汤不换药嘛，看来曹真是铁了心要动兵了。见事情无法挽回，他再次发表了一通意见，不过主要是对进兵的战术看法了。曹真就根据这些建议，出兵。
诸葛亮听说魏军来势汹汹，先在险关要路布置人马严阵以待，又命令江州的李严（诸葛亮一出祁山时，就已经命令李严移驻江州这个重要的后勤基地）率领两万人马北上汉中增加防务力量。李严人没来，这一番部署也没能等到对手。曹真因为老天不开眼连降三十多天大雨，栈道多有损坏而无法动弹。司马懿郭淮等人虽然有所动作，但曹真这个大头不动，他们也难有大的作为。魏国重臣华歆杨阜王肃（王朗的儿子）等等纷纷上表，说此行无利可图请曹睿下旨收兵。曹睿在军事上并不糊涂，九月命令曹真撤兵。
东吴的孙权看到曹魏的主力向西蜀而动，立刻又开始动合肥的脑筋。扬州地区的新任首脑征东将军满宠于是集中兖州豫州的人马到扬州准备应战。看到合肥不好对付，东吴又撤了兵，于是魏国的朝廷也命令兖州豫州的兵将回去。满宠不同意：〃敌人大动干戈却这么回去了，肯定是想骗我们撤兵后在卷土重来，现在不能撤兵。〃十几天后，吴军果然卷土重来，但当然打不下有准备的合肥，只好真的撤了兵。吴蜀对曹魏攻势的最大缺陷，就是都想等便宜。魏国主力在东则蜀攻陈仓，魏国主力在西则吴攻合肥。然而从战略上讲，这么做是魏国出牌吴蜀跟牌，连掷几把色子的机会都没有，主动权一直在魏国的手里。魏国的战略也很明确，就是避免两线作战，东攻则西守，西攻则东守，然后静待有利的时机将吴蜀中的一个先吃掉，再收拾下一个。
太和五年（公元231年）二月，吴国将军卫温诸葛直经过一年的航行，终于回到了吴国。海道艰辛，他们也仅仅到达夷州（台湾），朱崖（海南）及亶洲（日本）根本没能去成。这一路因为水土不服造成士兵中疫病流行，去的一万多士兵百分之八九十都〃碧海处处埋忠骨〃，而这两个人也仅仅迁回了几千土著居民。看到入不敷出，孙权大失所望之余恼羞成怒，以劳而无功损兵折将的罪名，将这两人处斩。作为大陆和台湾的第一次官方往来，卫温诸葛直的大名是小学历史书中都有记载的，却得到了如此的悲惨下场，唉。这里可以再次看到孙权的为人，精于查对手的失误而疏于检自己的过错。这时的孙权已经开始走下坡路，名副其实的〃老糊涂〃了。
与此同时，诸葛亮再次伐魏，以他发明的木牛流马（方便的独轮手推车）运送军粮到前线，再次出兵祁山（注2）。这个时候魏国〃西北野战军〃司令员曹真病重，曹睿从荆州将〃中原野战军〃司令员司马懿招到洛阳后委以重任。然而这一战的战术细节，大概是诸葛亮历次北伐中争议最大的一战，其直接原因就是汉晋春秋与晋书宣帝纪的记载截然不同。首先，将其原文列举如下，汉晋春秋：亮围祁山，招鲜卑轲比能，比能等至故北地石城以应亮。於是魏大司马曹真有疾，司马宣王自荆州入朝，魏明帝曰：“西方事重，非君莫可付者。”乃使西屯长安，督张郃、费曜、戴陵、郭淮等。宣王使曜、陵留精兵四千守上邽，馀众悉出，西救祁山。郃欲分兵驻雍、郿，宣王曰：“料前军能独当之者，将军言是也；若不能当而分为前后，此楚之三军所以为黥布禽也。”遂进。亮分兵留攻，自逆宣王于上邽。郭淮、费曜等徼亮，亮破之，因大芟刈其麦，与宣王遇于上邽之东，敛兵依险，军不得交，亮引而还。宣王寻亮至于卤城。张郃曰：“彼远来逆我，请战不得，谓我利在不战，欲以长计制之也。且祁山知大军以在近，人情自固，可止屯於此，分为奇兵，示出其后，不宜进前而不敢偪，坐失民望也。今亮县军食少，亦行去矣。”宣王不从，故寻亮。既至，又登山掘营，不肯战。贾栩、魏平数请战，因曰：“公畏蜀如虎，奈天下笑何！”宣王病之。诸将咸请战。五月辛巳，乃使张郃攻无当监何平於南围，自案中道向亮。亮使魏延、高翔、吴班赴拒，大破之，获甲首三千级，玄铠五千领，角弩三千一百张，宣王还保营。
晋书宣帝纪：诸葛亮寇天水，围将军贾嗣、魏平于祁山。天子曰：“西方有事，非君莫可付者。”乃使帝西屯长安，都督雍、梁二州诸军事，统车骑将军张郃、后将军费曜、征蜀护军戴凌、雍州刺史郭淮等讨亮。张郃劝帝分军往雍、郿为后镇，帝曰：“料前军独能当之者，将军言是也。若不能当，而分为前后，此楚之三军所以为黥布禽也。”遂进军隃麋。亮闻大军且至，乃自帅众将芟上邽之麦。诸将皆惧，帝曰：“亮虑多决少，必安营自固，然后芟麦。吾得二日兼行足矣。”于是卷甲晨夜赴之。亮望尘而遁。帝曰：“吾倍道疲劳，此晓兵者之所贪也。亮不敢据渭水，此易与耳。”进次汉阳，与亮相遇，帝列阵以待之。使将牛金轻骑饵之，兵才接而亮退，追至祁山。亮屯卤城，据南北二山，断水为重围。帝攻拔其围，亮宵遁。追击，破之，俘斩万计。
后世的史家多以汉晋春秋的记载为准，但对晋书的记载却没有什么有力的反驳。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