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熟饭，各地的官吏也在刘禅命令下一一举起了白旗，这时是景元四年十一月。自景元四年（公元263年）八月到此三个月间，魏国全面征服了蜀汉，称帝四十二年的蜀国灭亡。
注1 这时大赦并非死到临头的闲情逸致，其目的大概可以从下面的事情中看出来。在古罗马和迦太基之间的第二次布匿战争中，汉尼拔率迦太基军于公元前216年8月在意大利东南部的坎尼之战中，以5万兵力消灭罗马军8万余人，罗马一度岌岌可危。此后罗马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防止局势的恶化，其中一项就是从奴隶主手里赎买了八千名奴隶，同时征召在押罪犯四千人用以组织两个军团。这样的例子在中国历史上也不罕见，牧野之战中的商和秦末时章邯反击关东起义军时都征召了大量的罪犯。此时蜀汉的大赦，大概是同样的目的，即遭受严重威胁时尽量积蓄力量的非常手段。
注2 邓艾的偷袭部队有多少人，史书没有明确记载。邓艾军原有3万人，准备偷渡阴平小道，不可能将全部人马带来，史书称是率轻兵偷渡，那么必定会留下骑兵和重装部队来看守营垒和辎重。《中国战术史》（解放军出版社2002年）中认为约为1万人，而《中国战争史》认为是精兵1万，另2万人在后面负责运输和后勤。
第四十五篇 原来偶然不偶然
回顾蜀汉的历史，建国时相当艰辛。刘璋引狼入室，刘备仍花了三年才拿下成都，后来更是血战一年多才攻取汉中。这样的艰辛，其重要的原因当然是因为地形的险要。然而，这么一个〃蜀道难难于上青天〃的天府之国此时居然如此不堪一击，在短短三个月间亡国，为什么？这样的兵败如山倒是不能仅仅从军事上解释的。个人认为，和军事上的失策相比，其罪魁祸首应当是经济上的崩溃。
首先清点一下蜀汉的遗产，《三国志？后主传》中对此有很明确的记载。蜀汉亡国时〃户二十八万，男女口九十四万，带甲将士十万二千，吏四万人，米四十馀万斛，金银各二千斤，锦绮采绢各二十万匹，馀物称此。〃军队官吏对平民百姓比例高得惊人（注1），其内政负担可想而知。有网友说这体现了蜀汉治理内政的能力，这仅仅是硬币的一面。硬币的另一面，犹如射箭，将弓拉满当然有助于打击远处的目标，但同时也增加了拉断的危险。长期绷紧则必然导致其使用寿命的缩短。而〃米四十馀万斛，金银各二千斤，锦绮采绢各二十万匹〃，这样的家底到底是富还是穷？为了说明这个问题，这里首先列举以下的数字进行对比。
1 按照《华阳国志》记载，刘备入成都时一次性赏给关羽张飞诸葛法正四人每人黄金五百斤，白银一千斤，铜钱五千万，其他人的封赏还没有计算在内。而此时的蜀汉，连关张孔（明）法四人的赏钱都拿不出来了。
2 按照邓艾在淮南推广屯田时的自述，仅淮河两岸每年即可净收入五百万斛军粮；青龙三年（公元235年）洛阳闹饥荒时，仅司马懿从长安就送来了五百万斛，蜀汉此时的粮食库存不到这个数字的十分之一。
3 还是按照邓艾在淮南推广屯田时的自述，三千万斛军粮等于十万大军五年的用度。根据这个比例，四十万斛够蜀汉的十万军队吃二十四天（注2）。
4 东吴兵败孙皓投降时，晋朝缴获了米谷二百八十万斛。在没有都江堰等水利工程的情况下，人口是西蜀的两倍半的东吴，其存粮却达到了西蜀的七倍。
早在春秋时代，管仲就曾经提出国家如果没有两年以上的存粮则“众有饥色”，而蜀汉此时的粮食储备是多少？一旦有个风吹草动根本经不起折腾，难怪史料中会有蜀汉“民有菜色”的记载。除去蜀锦外，蜀汉已经是赤贫！蜀锦的价值，在于当时可以作为货币使用，这正是蜀汉贫富的争议点。但是如果把目光放大，先举一个现代的例子。日本最为缺乏的是土地，其在经济最为繁华时号称有财力将整个美国按照其地价买下。然而，美国会卖吗？以此类比，此时蜀汉最为缺乏的，毫无疑问是粮食。即使假定蜀锦很值钱，它买得到所需的东西吗？粮食一直是魏国用来掐蜀汉脖子的战略物资。从这个角度来看，争论蜀锦的价值并没有太大的意义。在最为根本的粮食问题上蜀汉实际上已经破产。曾经的天府之国如今是倾家荡产，为什么？值得注意的是，蜀汉的官吏基本上是廉洁的（这一点上，三国的官吏都很出色），那么蜀汉的钱都浪费在什么上面了？答案无非是两个，第一，刘禅的奢侈挥霍；第二，北伐的劳民伤财。后人有人说蜀汉亡于征伐，其实并不是指战场上的得失，而是指北伐，尤其是姜维掌大权之后的不计成本对内部经济客观上的破坏。有网友将蜀汉的北伐与刘邓千里跃进大别山向比，个人对此不能认同：刘邓的关键，是争取到了毛泽东三种前途中最好的一种，即付出了代价而在大别山站稳了脚跟，将原来的国统区变成了自己的根据地，因此有此消彼涨之势；而蜀汉从来不曾在魏国土地上建立起根据地，每次的人力物资消耗都要靠益州汉中来弥补，其实是此消彼消。意图或有相同之处，效果无法相提并论。和北方司马氏掌权后上乱下不乱相比，蜀汉作为一个庞然大物，实际上烂在了经济基础，好比一棵树的树根上。其之所以一触即溃，这是最根本的原因。三国演义中将黄皓作为垃圾桶，有什么责任都往他身上推，并不公允。黄皓干预朝政，始于蜀汉灭亡前六年，而这个时候蜀汉的内部危机早已经表面化，谯周的仇国论便是在那时出台。顺便说一句，个人读《三国演义》中这一段的描述时，第一个感觉是蜀汉穷兵黩武，正是这个感觉让我拿起了史书。相对之下，北方经过多年的修养生息，拉大了双方原本就悬殊的实力差距，最后终于发动了对蜀汉泰山压顶般的攻击。
军事上，最大的责任还是要由《三国演义》中受推崇的姜维来负。首先，他确定的防守汉中的战略战术完全错误，从此成为军事教科书中的反面教材。汉中对于益州非常重要，黄权曾经告诉刘备：“若失汉中，则三巴不振，此割蜀人股臂也。”杨洪也对诸葛亮分析道：“汉中，蜀之咽喉，存亡之机，若无汉中，则无蜀矣。”因此当年刘备得到曹操占领汉中的消息后，马上放弃了与孙权争夺荆州的计划，甚至不惜放弃三个郡。他急急忙忙回到益州，随后率领全部主力北上与曹操争夺汉中，后方不留一兵一卒。经过一年多的浴血奋战，终于把曹操赶出了汉中。此后，汉中基本上是由蜀国军事上最有能力的将领来守备，包括魏延、诸葛亮、吴懿、蒋琬、费袆以及姜维本人。自魏延到费袆，对于防守汉中的战略均是坚守各谷口险要地形，不使敌军进入汉中平原，并以后面的几座城镇作为后勤补给的基地。兴势大捷就是这一战术的产物。但是到了姜维掌管军事的时候，他却改变了这一战略。他放弃谷口的险要地形，只坚守几座城镇，让敌军进入汉中平原，以为这样可以诱敌深入，待敌军粮尽再加以包围歼灭。这个战略看起来好象更加主动，其实不切实际，超出了蜀汉的能力。魏灭蜀时仅钟会一路就有十二万大军，已经超过蜀汉全国兵力，因此当他从骆谷进入汉中后一下子就把蜀军推向了守不住吃不掉的尴尬。钟会走的是曹爽的老路，姜维却没有王平的务实。同时必须承认，钟会对汉乐两城围而不攻而直取阳平关的战术正抓住了破解的关键。蒋舒的投降对此危局可谓雪上加霜，但并非决定性因素，即使没有这样的意外钟会也可以凭借10：1的绝对优势来硬的。夏侯渊的先例已经证明阳平关虽然是天险，但决非不可逾越。第二，姜维和蜀军主力没有及时回收，导致全局的被动。姜维因害怕宦官的打击报复，于景元三年（公元262年）十月躲到偏远的沓中去屯田，同时带走了蜀军的主力，而当年年底魏国立刻开始了灭蜀的倒计时，其中的关联可见一斑。尽管魏国开始准备这次进攻时，姜维就已经得到消息并要求后主增派军队，他本人仍然滞留沓中没有任何动作。至于其原因，或许是他害怕分兵会削弱自己的地位，或许是他太缺乏粮食而被迫留在那里种地？作为其后果，这样的部署直接导致了汉中守卫的薄弱。在战争开始时蜀汉曾经向阳平关派出了援军，他们却因为面临魏国中路军的压力而不得不在阴平附近逗留了一个月来接应姜维，援军丝毫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魏军大举进入汉中后姜维才向阳平关一带机动，而此时他的道路已经被魏军按计划切断。如果不是他灵机一动在阴平桥头成功地调动了诸葛绪，姜维自己将葬身沓中。遗憾的是，这样的战术胜利对全局已经是杯水车薪。第三，蜀军对于阴平小道的忽视。阴平小道据说是东汉光武帝刘秀为平定西南少数民族部落而临时修建的。由于多年无人行走，已经荒无人烟。蜀汉对其重要性曾经有相当的认识。根据《中国战争史》，诸葛亮在进入阴平北上武都的时候，曾经惊叹：“蜀地之防，当在阴平。”江油关就是诸葛亮安排防守阴平小道出口的堡垒，而德阳亭则是防御涪江谷道出口的最后关口。当时的江油关是在今四川平武县的南坝，不是今天的江油市，实际上邓艾军只是走出了700里阴平小道，后面还要通过200里险要的涪江河谷谷道才能进入成都平原。如果事先在此地部署数千兵力凭险据守，完全可以让魏军的偷袭部队有来无回。但客观上讲，这可能是蜀汉最为无奈的一个〃错误〃。由于汉中的失守，两万部队连个响都没有就打了水漂，加上姜维本人撤退时损失数千，蜀汉的兵力有捉襟见肘之感。与此相对比，魏军这个时候还没有损失。姜维仅有不到五万人在剑阁对抗钟会的近十五万大军，实在难以安心分兵去防备阴平。毕竟，天下没有攻不破的天险。我在前面之所以认为魏延出子午谷的计策不能和偷渡阴平相比，就是因为邓艾钟会有魏国雄厚的实力作保证，因此有惊无险。偷渡阴平时邓艾看的很清楚，我的目的就是要么大闹天宫，要么调动姜维为钟会创造机会，你蜀汉只有这点兵力。邓艾钟会两人尽管不久后反目，此时却达成了完美的战术配合。蜀汉未能在阴平布防是由于粗心大意还是力不从心，不是一个简单的话题。第四，诸葛瞻的部队没有及时封住邓艾前进的谷口。邓艾自阴平小道到达江油关迫降蜀将马邈后继续向南前进，成都也立刻派出诸葛瞻迎战。黄崇建议应立即向北进军抢先占据涪江河谷谷口（即德阳亭）的有利地形，依险据守，使邓艾军不能进入益州的平原地区。诸葛瞻犹豫不定，黄崇又多次强烈要求乃至声泪聚下，最后诸葛瞻还是没有采纳这个在当时唯一有可能挽救蜀国的方案。他没有向北进军占领谷口，而是向南后退，撤到了绵竹一带来迎战邓艾军。客观地说，邓艾离德阳亭有大约两百里的山路，而诸葛瞻离德阳亭有四百里的平原，即使诸葛瞻立即动手也没有把握，但这毕竟是蜀汉的最后一线生机。事实证明，无论是钟会还是邓艾在平原作战中都表现出了高出蜀军一筹的战斗力，放他进来无异于自杀。在这四个失误中，前两个是根本性的，而后两个则恶化了本来就不妙的局势。另外，蜀汉在南中一带有一万部队，尽管他们曾经请命北上却被刘禅拒绝。这只能理解为蜀汉对自身危机的掉以轻心了。
对刘禅采用谯周的建议而降魏，裴松之在《三国志？谯周传》中引用了孙盛的冷嘲热讽：《春秋》之义，国君死社稷，卿大夫死位，况称天子而可辱于人乎！谯周谓万乘之君偷生苟免，亡礼希利，要冀微荣，惑矣。且以事势言之，理有未尽。何者？刘禅虽庸主，实无桀纣之酷，战虽屡北，未有土崩之乱，纵不能君臣固守，背城借一，自可退次东鄙以思后图。是时罗宪以重兵据白帝，霍戈以强卒镇夜郎。蜀土险狭，山水峻隔，绝岩激湍，非步卒所涉。若悉取舟楫，保据江州，征兵南中，乞师东国，如此姜维、廖化五将自然云从，吴之三师承命电赴，何忧无所投寄而虑于必亡耶？观古燕、齐、荆、越之败，或国覆主灭，或鱼悬鸟窜，终能建功立事，康复社稷，岂曰天助，抑亦人谋也。向使怀苟存之计，纳谯周之言，何邦基之能构，令名之可获哉？刘禅既暗主，谯周实驽臣，方之申包、田单、范蠡、大夫种，不亦远乎！
然而冷静分析，这些激烈的言辞未必公允。这里首先进行一个对比，晋灭吴时孙皓最后采用光禄勋薛莹、中书令胡冲的建议降晋，裴松之在《三国志？孙皓传》末同样引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