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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居留的问题，这是最重要的身份问题，它关系到你是否可以合法地生活在法国。接下来是如何快速地把语言关过了，这也是我的正业。而在解决这些问题的同时还要随时随地和“想家”、“孤独”、“恐惧”作斗争，这是很不容易的。而旅游就简单轻松多了，我喜欢把麻烦难弄的事情交给旅行社去做，我也喜欢和小型的团队出发，这样留给我的就只有两件事要做了，第一读书，了解要去国家的人文历史地理，同时还要研究一下行程表；再有就是准备漂亮适合的衣服了。
“Papier”是法文纸张文件的意思，这是一个使用率极高同时也很重要的单词。法国人喜欢认同文件上的字据，更非常信任地去按照文件上面的字去处理事情和评判是非。
我来到Paris没几天，还没完整地看清楚它的样子，就要开始准备办居留的各种文件了！而其中对于外国人来说，水电费单收据又是最不可缺少的文件。
几天下来，我心急火燎地准备好了所有办理居留的文件，自然也不会忘了我的水电费单据。那时候要想在Paris办居留就要带着文件一大早去警察局门口排队，碰运气，不像现在，你可以打电话或上网预约时间。这个英明的改革是从2002年开始实施的，也就是我在Paris的第二年。
有过办居留经验的同学告诉我，11月正是留学生办居留的高峰期，要一大早就去警察局排队，晚了就进不去了。于是我在几乎一夜未眠的清晨6点半钟就已经到了专办理学生居留的Paris警察局，以为会是第一个，做梦也没想到在警察局的大门口已经排起了长龙，而陆陆续续地，我身后也站成了一条长队。
前前后后的，我看到了许多长相肤色身高都大不相同的各国留学生。这时的警察局还没开门，在等待中因为无聊又想知道一些信息，所以慢慢地，队伍中站得近些的学生都开始聊起来。我很幸运地认识了排在我前面的男孩。他叫Ben，说自己幸运是因为这个巴西男孩曾随做外交官的父母在北京生活了整整四年。遗憾的是他只会讲几句中文，但这点小小的缺憾并不妨碍我们用英文热烈地谈论一个共同的话题——北京。说到两人都去过的一些熟悉的餐厅等场所时，我仿佛回到了北京，正和朋友们“侃大山”。听我们聊得热闹，又有两个学生加入了我们的话题。…Paris的第一次磨难（2）…
记得那天出奇地冷。听老师说，Paris的秋天有时候比冬天还要冷，而那一天正好是秋末的11月22日。在Paris生活过的人都知道，这里除了夏天的7、8、9三个月雨水相对少些外，其余的日子，天气几乎都阴沉着，又常常地下雨，所以欧洲人才会那么喜欢晒太阳。
办居留的这一天，太阳伯伯照样去非洲忙了，铁灰色的天空里时断时续地飘着绵绵细雨，如针般的小风就乘机一下一下地扎你。我虽然有准备地穿着厚厚的羽绒服，围着长长的厚围巾，又喝了街角咖啡厅里热热的“卡布其诺”，但我仍然感到刺骨的寒冷。站在阴暗街上的学生们，几乎每个人都像我一样全副武装着，也几乎每个人都被冻得在不停地跳动着双脚。
警察局早就按时开门了，但人们却不能都进去。隔一段时间才有一个警察站在打开的一扇门前，让挤在最前面的几个学生从门缝中艰难地穿进去，然后再用力地关上大门。立刻，门前又挤满了人。
时间很快地过去了，而我们的队伍却似乎只往前移动了几寸，警察局的大门也好像不再开门放人进了。已经过了中午了，我又冷又饿，排在后面的人有的已开始离开了，我也变得沮丧起来。好在可以和Ben谈天说地。Ben非常矮小，身体也瘦瘦的，似乎还没有发育成熟，也就不到18岁吧，但小小的他一直不断地鼓励着高高大大的我。可能是看见我的眼睛委屈地又红又湿，他使劲地对我说：“勇敢点儿！LiLy，就快到了！勇敢点儿！”
这时的我已被冻得透心凉了，身体也开始疼痛，这是被焦急折磨的。终于等到了下午，警察局又开始办公了，我和Ben也看到了希望，但为什么会这么慢呢？“我去前面看看。”Ben边嘱咐我站好队边走到了前面，不一会儿，他又回来，我发现他那张阳光般健康的脸突然间变得像铅块一样，沉重地泛着青青的光。不等我问他就气急败坏地告诉我，警察局要停止办公了！我说，现在才3点呀，怎么就下班了呢？正议论着，看见站在门前的人都在慢慢地散开了，虽然脸上都写着不甘心与愤怒。看来这是真的了！
知道自己连警察局的大门都进不去了，知道自己白白地被冻了八九个小时，我忍不住哭了！就站在没散尽的队伍里，在街上，在许多人的面前。为什么要受这个罪？我本来用不着吃这个苦的，我为什么要离开北京？又或者早知今日，当初随便就嫁一个了，管他是美籍还是英籍！在我哭时，长长的队伍彻底地没有了，和我心情一样的学生，大部分也都无奈地走开了。一直沉默的Ben看见我汹涌地流着泪，竟像大哥哥一样地拍了拍我的胳膊，突然一句“Fuck”从他嘴里狠狠地蹦了出来。…Paris的第一次磨难（3）…
“回家吧，LiLy！”我一边流着泪一边像孩子一样跟在小小的Ben身边，往地铁站走。他的心情似乎已好了起来，或者是看到我无助的泪水，他一路劝慰着我，过马路时竟不放心地拉住了我的手。看着Ben小小的身体，我的泪水也止住了。我们在地铁站前分了手，他原来是特意陪我的，又约好第二天在警察局门口见。
我一个人坐地铁回了家。一进家门，我就打开了行李箱，胡乱地往里扔衣物，一边狠狠地扔东西，一边想不通我为什么要呆在Paris。别人出国是为了过比以前更好的日子，而我在北京已经有了一份在天堂上的舒服悠闲的好生活，我为什么还要在Paris受这个罪？我不需要这儿的居留，我要马上回北京！想到北京，身体突然软了下来。我无力地躺在了床上，泪水又不争气地流了下来。正和自己打着架，家里的电话响了。我不想动也不想和人说话，但这不是手机，我害怕是远在北京的长途，没办法我拿起了电话的听筒。原来是一个朋友，问我今天办居留的情况。我气不打一处来地告诉他，我今天就根本没进警察局的大门！朋友安慰我，说那是因为今天警察们在罢工！他妈的！法国人怎么能这么无组织无纪律，警察都敢罢工！
法国人的罢工游行在全世界都是出了名的。我第一次听说它的厉害，是在很久以前的北京一个餐厅里。记得当时一个外国朋友正在饭桌上抱怨，说到关键处，她用了几遍那个最难听的“Fuck”。因为法国航空公司正闹罢工，她因此也就不能按时返回Paris。“他妈的法航！他妈的罢工！”我清清楚楚地听到这些话从这个美丽有教养的女士嘴里说出来！我当时虽然有些同情她，但也有些将信将疑。但今天，我也亲自尝到了法国警察罢工带给我的磨难。后来在一次和朋友偶然的聊天中知道，历史上，法国的军队还有过一次可怕的罢工！至于为什么，怎么开始又怎么结束的，朋友就说不清了。当然这也是唯一的一次。法国人真的了不得，军人都敢罢工！这样想起来，警察罢工就真的算不了什么了！
第二天天还黑着，我就出了门，5点多就已经到了警察局。天呐！居然还有比我更早到的。我大概排在了十几个人的后面，大部分是昨天已见过的半熟脸。我们笑着互相祝愿对方今天好运。今天我们也真是非常有运气，很快就都陆陆续续地进了警察局的大铁门。我顺利地递上了材料，没有被工作人员告知缺什么文件（有的学生被告知文件不齐而来回跑几次警察局的也是常事），顺利地回答了根本听不懂的问题，因为办公的人员一律讲法文，最后没有给我任何收据字条之类的证明就让我离开了。我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出了大门，但也松了一口气。唉！办居留的万里长征我总算迈出了关键的第一步，看来圣诞节学校放假时我就能拿到居留回国了！…Paris的第一次磨难（4）…
一直到离开警察局，我都没有看见那个小小的巴西男孩。
这之后的几天我一直发烧，昏昏沉沉地在床上躺了两天两夜，一个人滴水未进，准确地说我只喝了许多的咸咸的泪水。
就这样我病病歪歪地熬了十几天，终于盼到了警察局给我的通知书。马上我就又去了Paris市警察局，经过了一些必要的等待手续，最后终于看到了工作人员贴在护照上的法国居留证。等我在上面签完了我的名字，这场磨难才算彻底地结束了！
后来听同学讲，我是幸运的，因为住在Paris市内。而住在郊区的学生就惨了，通常他们会先拿到三个月的临时签证纸张，然后是等待面试，至于什么时候能拿到和我一样的正式居留就没人知道了。班里的一个女生因为住在郊区而一直拿着三个月的临时居留，直到一年后离开Paris，她的护照上也还是空空地什么也没有。
可以回北京了！我满心期待着圣诞的假期。要知道正是这个可以回北京的圣诞假期在支撑着我，熬过每一天每一秒的孤独。我小心地计算着日子，似乎来Paris就是为了在两个月之后重新回到北京。
我为什么要离开北京？我为什么来到Paris？我找不到答案。…我的家（1）…
我的家在Paris的一栋古雅老楼里。它像Paris市内无数的建筑一样，默默地似乎想对人们诉说自己曾经的沧桑与辉煌。可我从未把这些与我的家联系起来，因为它实在是太普通了，甚至楼梯已经破旧得看不出颜色了。
周末的时候，当我起床打开窗户时，常常会看见在楼下的天井里，有不少陌生的人围成一圈，眼睛随着一个人的手势转上转下地打量着楼里的不同窗户，时断时续地会听到那个打手势的人的声音，好像在解释着什么，有时是英语有时是我听不懂的语言。好奇怪呀！这些人在干什么？他们有时候是上了年纪的老人，有时候是满脸稚气的学生。我猜他们一定是游客还有导游，但他们能在这个狭小的天井里参观到什么呢？有几次，我忍不住好奇，从窗户观察他们，却又正好和他们的目光撞在了一起，因为他们导游的手正指向我这里。一瞬间，在彼此的脸上都出现了惊讶。他们的思绪一定是正在某个过去的年代里徘徊，而眼前却突然出现了我——一个亚洲女孩。我自然是马上从一片目瞪口呆中消失了。
一个周六的下午，我实在按捺不住好奇，就装作去楼下取信。经过他们身边时，大家礼貌地微笑着，而我的耳朵则全神贯注地朝他们的导游那张开着，但我什么都没听懂，因为他们的导游说的既不是英语也不是法语。完了！我还是没弄懂他们在干什么！于是我在信箱前晃了一眼，又上了楼，背后是一片和我同样好奇不解的目光。
说到他们的好奇，不仅仅是因为在他们参观的地方看见了我，也是因为在我住的这一区里很少有亚洲人，而我的家所在的街又是太有名也太贵。渐渐地我也明白了当初老师脸上的那种奇怪的表情里的台词。在Paris，常常在街上走的是提着大包小袋正在购物的日本人。我也常常被当作日本人，对此我很不服气，日本人里哪有我这么高的！但同时我也感受到，在Paris，高大的欧洲人对矮小的日本人的“仰视”。我学得最快、说得最好的第一句法语就是“我是中国人”！无论是在餐厅还是在商店，我总是被当作日本人或美国人。后来当我能说法语时，就自然而然地被认为是法国人。这也注定了我在Paris的孤独，因为很少看到自己的同胞，更很少有机会和人面对面地讲中文。记得有次回国过春节，在机场看见国航的工作人员，听到他们好听的普通话时，我竟然激动得湿了眼睛。
我是一个对什么都充满了兴趣的女孩，尤其是这一次，因为这和我的家紧密地联系着。楼下时常出现的游客让我一直困惑不解。终于有一天，我的邻居满足了我的好奇心。在楼道里，听到我的疑问，他二话没说地让我和他下楼。…我的家（2）…
我一头雾水地随着我的邻居小跑着到了大门口，他抬起头指着大门旁墙上悬挂着的一块
石牌让我看。我使劲地扬起了头，那块石牌挂得实在是太高了！我的头和对面的墙成了直角90度，嘴一撅都能和天上的白云去接个吻了。它确实是超出了正常的高度。不等我张嘴问这是为什么，邻居骄傲地如同导游一样标准的声音响了起来：“MaximilienRobespierre（马克西米利昂？罗伯斯庇尔），法国的革命家，他曾在这个楼里度过了生命的最后三年。”看着我张大了的嘴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