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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台南，彻夜未眠，都在现场协助。事后，很多的工作人员对我表示，这次的现场重建好像上了一场大讲堂的精彩课程，他们都大开眼界，直呼过瘾，学到太多东西了。
当时，在枪击现场工作时，我们也发现了一些问题，如：吕秀莲是在什么时候发现膝盖受伤？在金华路那一段发现的吗？当时行车正确的速度为何？车子是在马路的中央还是靠右边？因路面不平，是中高边低的情形，吉普车当时是不是处平衡状态？所以我也与吕秀莲直接通电话，问了一些问题，同时告诉她，明天下午回台北后，将去拜会并检验她的膝盖伤势。
回到旅馆时已是凌晨，我们还开了一个项目会议，讨论每个人的任务、结果并安排接下来的工作任务。当他们各自回房休息时，我还要挑灯夜战，将已有的笔记、绘图及数码照片再整理一番，以免遗漏什么需要检验的部分。一大早，我们又与刑事警察局及台南县、市警察局等单位，交换了一些意见，并讨论我们所重建的初步结论及两个子弹的弹道方向。
根据我们所做的5组弹道重建试验结果，推断第一枪铜弹头是由吉普车右前方射入。因为土制的枪管没有制式枪管的来复线，所以子弹行进不是很稳定，而是不断翻转地射入挡风玻璃，撞击时由子弹底部偏向进入，穿过前座两人间的缝隙，再打到吕秀莲的右膝盖。因为子弹没有足够的动能，无法打穿吕秀莲的护膝，所以掉到吕秀莲座位底下。至于第二发射击的铅弹头，是从吉普车右侧射出。而弹道方向是从右向左的一平行直线，这一枪可能是以车身侧面方向射入陈水扁的衣服，弹头底部擦过他的腹部，再穿过左侧内衣，而被衬衫及夹克挡下。至于枪手的位置，我们推测的热区是在金华路3段10号至14号附近。
有人会问，这样子击发的可能性到底有多高？坦白讲，我也不知道。但你要问可不可能，我的答案是肯定的：有可能！
此两发子弹是同一人击发？还是两个人击发？我也不晓得。要等到追到枪支、子弹制造上游、销售通路，甚至凶手后，才能确认。
至于两枪之间，间隔多久？若以吉普车时速25公里计，两枪间隔时间不到1秒。这么短的时间有可能连开两枪吗？答案是有可能。如果那把枪可以退膛，就有可能，但若不能退膛，就不可能。后来查到的嫌犯唐守义所制的枪，经刑事警察局鉴识科试射后，证明是可以退膛的。
重返“3·19”枪击现场从两个弹壳重建弹道（2）
我们订了下午的班机，所以还有1个多小时的空档。我记得中学时代，曾到过台南一次，对于赤楼、安平古堡、孔庙、亿载金城等名胜古迹的印象很模糊，所以决定利用这约1小时的时间，在台南市警察局局长及几位好友的陪同下，走马看花，浏览了台南市的古迹，也见识台南市的进步及繁荣的建设。当我们到达公园时，正好巧遇一群来自新西兰的观光客。他们立即认出我来，说上周才在新西兰的电视中看过我，现在又到台湾遇见，真是有缘，所以向我要签名、照相留念。此时很多当地的民众也都热情拥上，与我握手，照相，不断向我表达感谢之意：“李博士，您辛苦了！我们以您为荣！”听到民众的真心话，我内心非常感动，一扫身心的疲惫。
在台南飞回台北的飞机上，我又闭上双眼，熟识我的人都晓得我又开始沉思问题，而不熟的人还是以为我在睡觉。在美国每次搭飞机，我也是善用每分每秒来思考所涉案件、讲学内容及研究方向。因为我有太多的事情要做、需要思考，时间对我而言相当宝贵，真是需要分秒必争。此时，有些记者也在同一班机上，他们都希望可以得到独家新闻，采访到“台南枪击现场重建”的内幕消息。飞机一起飞，记者便一拥而上，要求采访，打断了我的思绪，幸而体型魁梧的柯约瑟负责我的安全，一夫当关，便将所有的记者请回座位，我才能继续思考。对于本案，出现的问题太多，得到的答案太少，想要侦破可能要用“地毯式搜索”及“大海捞针”的办法了。
我们到了台北松山机场后，立即驱车前往吕秀莲官邸会面，听听她对案情的描述经过并检验膝盖伤口情形。结果很明显，从长裤、护膝、血迹、DNA、铜弹头、挡风玻璃、弹孔、玻璃碎片及膝盖伤势等情况推论，她的膝伤确是子弹所造成的撞击伤。子弹是从右前方对着吉普车射入玻璃，经驾驶及侍卫长的中间穿过，直接打到吕秀莲的右膝，穿过长裤。还好有护膝把弹头挡住，减低弹头的能量，只造成皮肤表面的挫伤，流了一些血。
我们回到旅馆时，已经是晚上11点多。当时我们决定，第二天早上10点钟举行中外记者招待会，说明检验物证及现场重建的初步结果，然后便赶往机场，搭机返回美国。因此，我们必须先将初步结果整理一番，制作成演示文稿资料，一份给刑事警察局作侦查的参考，另一份则带回美国准备作将来撰写鉴定报告的参考。到了晚上12点多，大家都因工作太累了，所以先回房休息，查理则自愿留下来陪我，我在计算机前撰写我们的初步报告及对刑事警察局的侦查建议事项。到了凌晨1点多，查理也撑不住了，直打瞌睡，只是不好意思先去睡，就一直喝浓咖啡提神。看他那一副可怜相，我忍不住说：“查理，你先回房睡觉吧。”他还是坚持说：“李博士，您一人熬夜工作，我一定要留下与您作伴。”到了2点多时，他再也熬不住，坐在椅子上呼呼大睡，不仅声音洪亮，而且高低起伏，口水直流。我看了实在忍不住笑了起来，把他叫醒后，叫程晓桂赶他回房休息。他听到我这么说，好像受到大赦一般，连声道谢，立即回房。我独自一直忙到凌晨4点多，才终于将演示文稿资料的结论准备好。人也觉得累了，连鞋子也没脱，就躺在床上。数十年来忙碌的工作练就了我眼睛一闭，就能进入梦乡的好功夫。6点不到，程晓桂带着几位鉴识科的同仁前来帮忙整理行李，运至机场。7点整，我们赶到刑事警察局与侯友宜及其他专案人员作了最后一次会议，建议他们用“地毯式搜索”及“大海捞针”的侦查方式，针对10个重点，继续努力：
一、严格搜索所有私枪、子弹及地下兵工厂；
二、鼓励民众，报缴私枪武器；
三、将过去所有的涉案玩具枪支案件，重新调卷检验；
四、将过去送鉴的子弹重新调卷检验；
五、比对弹头、弹壳上的工具痕迹和特殊痕迹；
六、比对弹头、弹壳，找出相同制造方法者；
七、由弹头、弹壳，追寻出制枪工厂；
八、由制枪工厂，追寻出制枪者身份；
九、由制枪者，追寻出“3·19”的涉案凶枪；
十、由购买凶枪者，追寻出真正枪手身份。
这些工作在刑案逻辑图推导上，看起来很简单。但是外勤的刑警、警员及鉴识科物理组的工作人员就要特别辛苦了！
10点整，记者会在刑事警察局举行。我先将我们一行的美国专家作简短的介绍，并感谢他们不辞辛劳，千里迢迢赶来帮忙，整整工作了两天半，连在台北受宴及观光的时间都没有。接着，我把我们的工作结论分成下列3大部分：
一、物证检验结果；
二、伤口记录检验结果；
三、现场重建结果。
分别逐项说明，其中有关弹头、弹壳上面特殊的工具痕迹及弹壳设计只有稍微提及，为避免打草惊蛇，无法作详细的说明。记者会结束之后，我们立即赶到机场搭乘华航班机，经东京转赴夏威夷“全球亚裔帮派警察首长会议”演讲。演讲完后，马上赶回康州。
我回康州后，第一件事就是将各项资料输入计算机。一面与其他专家联络，请大家在6月底前，将每个人的鉴定报告送交到我的办公室，然后整合各方意见并汇整成一份完整的报告书，送交回台湾法院检察署。
然而，一直到7月底，我却连一份报告都还没有收到，我知道大家都很忙碌，而且勘验本案我也没有得到一分报酬。在美国，刑事鉴识专家的顾问费大约是每小时500美金。我和魏契法医的顾问费用都在每日1万美金以上，3天的工作、两天的差旅，加起来也是一笔不小的数目，所以有部分的亲友认为我是个大傻瓜，一毛钱也没拿到，还要倒贴支付照相、电话、邮电、秘书、打字、印刷等开支，还要说服大家前来帮忙，最后还得忍受一些无意义的批判。对此，我只能说无愧我心。
谁叫我是中国人？这是我们中国人应负的责任及义务，我是要对我们的民族、社会有个交代，历史将会是最有力的见证，事实真相将来一定会水落石出的。
重返“3·19”枪击现场从两个弹壳重建弹道（3）
在这几个月，程晓桂经常与我保持电话联系，报告枪支、子弹比对的最新进展。我知道他们很辛苦，并遭受到很多无情的指责与批评，我只能安慰他们，从事鉴识工作就要有“苦行僧”的精神，不管别人如何讲怎么批评，自己只能一步一脚印地努力，让证据去讲话。由于我在国外还有几件大案在手上，还在侦办中，所以“3·19”枪击案的调查报告，就被诸多要事一再拖延，迟迟无法出炉。但其中另一个原因是我们计划做一些射击试验，要测试玩具手枪是否能退膛？是否能够打出像陈水扁腹部的同样伤口来？在我康州鉴识科学中心验枪组的枪械库中，共收藏1万多把的各式各样枪支，子弹库中也至少有10万发以上的子弹，但在这里就是找不到改造的玩具手枪，也没有土制的子弹。我们用制式手枪测试了多次，都可打出相同的伤口，我们也利用猪皮及凝胶（gelatinblock）做些实验，但这些结果只能供参考，实质上并无太大的意义，所以建议刑事警察局鉴识科多做一些试射玩具枪的实验。
同时，海内外有些学者专家也开始在加州及别的地方做试枪的实验，我也与他们见面讨论实验结果，其中像帅化民、陈笏，他们对枪支武器，无论在经验或理论上均极有成就，我对他们的精神也极感钦佩。我的立场是：“任何专家学者，甚至普通的老百姓，均可自行设计实验，每个人都可以有自己的主张与见解，因为真理是越辩越明的。”但是有些激进人士会因为自己与别人的结果或意见不同就开始大吵大骂，这就有些太过分了。在美国，我也常看见许多专家各持异见，但大家也都能保持君子风度，不会只认为自己才是对的，而别人一定是错的。
8月中旬，我接到台湾方面的要求，卢检察总长将在9月退休，他希望我们能在他退休之前将鉴定报告完成。最后一直拖到8月25日，我才陆续收到其他人的草稿，我与庞巴两人，只好又是两天两夜没有睡觉，才将各人的草稿汇整，写成一份初稿，因为在8月28日我将应邀至山东临沂大学、广西大学、北京公安大学等学术单位讲学。另外也专程前往南京，参加台湾“中央警察大学”前校长梅可望主持的全球校友会，所以决定在8月28日当天完成鉴定报告的初稿，并由外交邮袋处理，转交台湾法院检察署。我将初稿封合后，亲交给驻纽约文化经济办事处的夏立言处长，并由我的好友《世界日报》社长李厚维先生监交。然后，将另外几份分别快递送交给其他参与“3·19”枪击案鉴定的专家，并限定他们在1个月之内完成审核，送回让我完成最后的结案报告，然后请大家签名，再寄送回台湾。这样做是我们一般的标准操作程序，在海外很正常的，因为这份报告是10个人的共同结论，一定要大家签名才能生效。所以在记者会中我也曾作了一些说明，初稿只是把每人的个别意见，汇整在一起，有些地名、人名、专有名词及部分的个人意见，都不太完整，也不尽相同。
一个专案小组或特别调查委员会，甚至美国法院陪审团，州最高法院或联邦大法官等都会有个人的意见，但最终的报告或结论必须代表全体的意见，所以最终报告与初稿之间自有些不同。台湾有些外行的人士，不知道刑事鉴识制度，认为最后报告与初稿有出入，是不合法的。我们这些鉴定专家说到此事，只好一笑置之。
这份报告一出炉后，社会大众对于鉴识科学的专业性也多了一层的了解，同时也知道培养鉴识人才是迫不及待的任务。
最近得知台湾“国科会”在我的建议下，编列了一笔特别预算，针对提升鉴识科学的建设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