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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我几乎没有睡觉，无缘享受。鉴识工作结束后，我花了一段时间整理鉴识报告，这个工作几乎也无法假手他人，都得自己操刀。外头一直有各种传闻，说：是不是有什么压力？天知道，即使没有外在压力，太多东西必须我一人为之，每天都只有24小时，我现在已经把24小时当作48小时使用，怎么会没有压力呢？因为这样，后来送到刑事局专案小组的报告中，还有若干错字来不及改呢。
如果是别的国家或地区的案子，我早说不干了。虽然我离开台湾到美国已经30多年，但台湾毕竟是我成长的地方。何况台湾人民太热情了，走到哪儿，都有人对我说谢谢，对我说：“我们以您为荣，我们很钦佩您。”也有很多青少年表示他们的愿望是成为第二个“神探李昌钰”。我对台湾人民有深深的感情，出于对人民的感情，我觉得对热情的台湾人民应有义务。对其他人，尤其是政客，我没有这个责任，也没有这个义务。
来台鉴识的时候，所有的民众看到我都说谢谢，他们感激我在台湾最动荡的时候，提供一个可以信赖的依据。鉴识工作结束后，我还有机会到台湾来，所到之处也总有民众热情表达谢意。最近，在我的好友李建成医师的陪同下，我去宜兰、花莲地区旅游，每个摊子都有民众开心大叫：“啊！李博士，谢谢您。”这让我太感动了。我到现在都秉持这样的理念，鉴识工作者的诚实是最重要的，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有一分事实写一分报告，绝对不隐藏什么，但也不能多说什么，有就是有，没有就是没有。我接到许多来信，给我各种建议，有些建议极为中肯，非常有价值，我对他们的建议由衷感谢；有几封信，连基本的鉴识知识都没有，就谈不上采纳与否，只能一笑置之。
我常想，政治人物有政治考量，得失利弊总有一番算计，但是人民没有。他们很单纯，他们只要觉得你是在全心全力地帮忙解决难题，就毫不保留地表达对你的信赖；没有算计，不懂得操作，也不必操作，他们只是单纯希望，在得到真相后，社会能复归平静，大家能走出“3·19”枪击案的阴影，重新出发。其实，走出来，就会发现，阳光一直在台湾的上空，这里，一直是充满希望、梦想的好地方。
失踪的小女孩不眠之夜
失踪的小女孩
“中国大陆出生、台湾长大的亨利·李博士，曾在台湾担任警官，后赴美深造，随即于美国纽黑文大学担任刑事科学教授，数月前赴任康涅狄格州警政厅刑事鉴识化验室主任。李博士今天将担任检方证人，向大陪审团提供该案的重要证据……这将是本州首宗利用科学破案的重大凶杀案。”
1979年仲夏，美国康涅狄格州一个名叫伯灵顿的宁静小城彻夜未眠。全镇大批居民摸黑出动，拿着手电筒，分道四处寻找一个名叫乔安娜的12岁女孩。乔安娜，一名天真活泼的中学生，当时正在参加夏令营游泳的活动。和别的参加活动的学生一样，乔安娜在下午2点散营后回家。在开营的头几天，乔安娜天天都骑着脚踏车准时回家，但是当天下午，她的母亲在3点后仍没有看到她的踪影。
乔安娜的母亲猜想女儿可能是在散营后到同学家逗留了一会儿，就没有将她的晚归放在心里，觉得她会在4点前回家或给家里打电话。但是过了下午4点，乔安娜仍毫无踪影，也没有打电话回家。母亲急急忙忙打电话给乔安娜的同学，这些同学都说乔安娜散营后没有去他们家，以往和乔安娜一起回家的同学也说，乔安娜在下午2点散营后就离开了夏令营，独自骑车回家。
傍晚，乔安娜的父母找到了夏令营主办人员。他们也证实，散营后乔安娜单独一人骑着脚踏车回家了。
乔安娜与家人的关系很融洽，在亲友的眼中是个乖女孩。她的老师也说她平时与同学和睦相处，人缘很好，不是叛逆型的孩子。自从参加夏令营后，同学都说她十分开心，根本不可能私自离家出走。
伯灵顿的居民大多是中等收入的白人家庭，从来没有发生过孩童失踪案件。得知乔安娜没有回家，警察马上组成一支200多人的搜索队，开始沿着乔安娜到夏令营必经的山林小道及附近地区搜索。
“乔安娜！乔安娜！！”叫喊声此起彼落，但只听到山谷的回音。直到天亮，搜索仍没有任何结果，没有人见到乔安娜的踪影，警方也没有接到任何线索。
警察局发现事态严重，第二天便组织更大规模的搜索行动。乔安娜的父母赶紧将她的照片印成传单，在镇上四处散发，看到人就拿着传单问：“你有没有看到这个女孩？”平时，乔安娜和附近的小孩偶尔会拿着糖果挨家挨户地推销，替学校筹集经费，许多居民对乔安娜有很好的印象，也主动地加入了搜索队伍。
乔安娜失踪的第二天，分头寻找的三支搜索队仍找不到任何线索。就在太阳快要下山时，在山区地带搜索的一名队员在离夏令营不远的树丛深处，发现一个土坑里露出一点白色的东西。大家赶紧跑过去查看，原来是一双白色球鞋。再扫开满地的树叶，发现了一具女孩尸体，已烧得面目全非，根本无法看清其面容。
搜索队连忙将乔安娜的父母找来辨识。尽管尸体已烧得五官全毁，但是从体形及衣着上判断，他们认出这具尸体很可能就是那原本天真可爱的女儿。乔安娜的母亲看到自己女儿惨不忍睹的被害现场，根本无法接受，一下子晕倒在地。
伯灵顿的警察局和别的小镇的警察局一样，主要是处理一些交通事故等小型案件，命案发生时，往往是由州警政厅来负责协助处理。州警政厅的刑警一得知伯灵顿命案发生，马上通知我们刑事鉴识化验室人员到现场协助侦查。
失踪的小女孩现场勘查
一般来说，命案的侦办工作主要是由刑警来负责。一般警员从事巡逻工作，必须执勤多年，对刑事案件的处理有一定经验后才能升任刑警。刑警受理案件后，要负责案件的侦查、证人及证据的搜集，以及最后的出庭作证，而鉴识人员则负责现场物证的搜集、化验及鉴识，提供新线索，导正侦查方向，确认嫌犯身份及证明其犯罪。因此要成功侦破一宗案件，需要两者密切配合。
当我上前向承办本案件的两位白人刑警打招呼以了解案情时，其中一位名叫怀特的刑警拿杯咖啡，大摇大摆地上前跟我说：“可能是连环摧花杀手干的，我们已经知道是谁干的，上级只是请你来看看而已。”
我笑一笑：“不用担心，再说吧。”
我小心翼翼地走到尸体的旁边，地上已有很多不同的脚印，尸体的头部及衣服都被动过。我十分气恼，责问当地的警员和警长为何没有先封锁现场。从来没有处理过刑事案件现场的两名年轻巡警，支支吾吾，无以作答。
由于现场维护不良，再加上微物证据保存不易，我决定争取时间，彻夜勘查。我蹲下来，仔细在杂草丛生的地面上勘查尸体，发现尸体虽然焦黑，手脚却可以看出绑住的痕迹，身上的游泳衣被脱下罩住脸部，胸部裸露，泳衣与脸部均被烧毁，下体和双手也被烧焦。
警察和义警分头到山林里搜索，我和两位刑警继续留在尸体旁搜集证据。我们弯着腰，手持着高亮度的电筒，蹲在地上一步一步地搜索。在烧焦的草丛中，我发现有一根仍未烧完的火柴棒，便用镊子小心翼翼地拾起，放入装微物迹证的盒子里，准备带回化验室化验。
我想，既然火是用火柴点燃的，必然会有火柴盒，于是叫刑警们在周围搜索，寻找火柴盒之类的可疑物证。果然，我们在距离尸体15米处找到了一个用纸板折叠起来的火柴盒。但是火柴盒已被烧过，用肉眼很难看出上面的字样。
我压低身子，闻了闻烧焦草丛的气味，再用现场检测剂测试一下焦灰，很像无铅汽油。
站在一旁，看着我一声不响地在草丛里翻弄，怀特后来走到我面前，问道：“是用什么助燃物来烧的？”
我回答说：“可能是用汽油，一种无铅汽油。”
怀特听到我的回答，走过来接着问道：“你真的确定是汽油吗？能不能告诉我是哪一个牌子的汽油？”
我回答说：“现在仍很难断定是哪个牌子的汽油，但是我可以肯定助燃物是汽油。”
死者虽然已被烧得面目全非，但从牙齿、指纹记录来看，我们很快就确定死者的确是乔安娜。
一般来说，刑事鉴识学有16种辨认身份的方法，如指纹、牙齿、容颜、颅骨等。如果这些证据被摧毁，确定死者身份会相当困难。嫌犯将下体烧掉，很可能是一宗奸杀案，凶手试图将精液证据烧毁。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已使人身辨别更加容易了。即使人体的重要部位被烧毁，但是我们仍然有办法取得指纹，例如手掌外表皮被烧毁，但是仍可从第二层表皮看到指纹。如果脸部被毁，可以用头颅骨通过计算机重建原貌。
从乔安娜脸上留下的烧焦物来看，凶手在强暴她时是将泳衣拉起，罩住她的眼睛，不让乔安娜看到他的脸。我就跟怀特说：“这名强奸杀人犯很可能认识乔安娜，可能是她的同学、朋友或邻居。”
怀特不以为然地反问：“博士，你怎么知道的？”
我根据罪犯心理剖绘的经验解释说：“如果你去强暴你认识的人，你愿意面对着这位你熟悉的人吗？”
他自讨没趣地摇了摇头。
我接着说：“罪犯在强奸时不愿意面对被害者，为了灭口，他便下了毒手。”
我发现死者的双手和双脚都是被鞋带绑住，便将烧焦的鞋带，拟带回化验室作进一步的检验。
死者被刺了12刀，从伤势及伤口长宽来判断，凶器是小型、可放入口袋内的单刃小刀。
经过大半夜的现场勘查，搜集到不少物证，刑警便叫人来准备将尸体移走。但是我表示仍未结束，仍要从死者的下体搜集精液证据。
他们都不相信，因为下体已被烧焦，一般人都会以为所有精液证据都已被烧毁。不过，我跟他们说，刑事鉴识人员不能满足于“想当然”，而应实际检验。果然，我用棉棒从死者烧焦的下体搜集到一些液体。
我再用放大镜在靠近下体的地面上寻找，发现了几根毛发，很可能是阴毛。我也将这几根毛发放入了证据袋内。
失踪的小女孩科学化验提供线索
回到化验室，虽然设备有限，但是我利用显微镜及一些化学方法，也开始进行检验分析。在烧焦的火柴盒上有一些英文字母，经过一番辨识，原来是一家总部设在哈特福市的机械公司。我马上打电话，叫刑警沿线查访。
分析毛发时，我发现这些毛发是男性白人的阴毛，很可能是罪犯在强奸被害者时摩擦而脱落的。
我发现，绑住死者手脚的鞋带是靴子的鞋带。靴子的鞋带通常有不同的标准长度，如26英寸（1英寸=2。54厘米）或32英寸等，但是本案的鞋带却有47英寸半长，相当蹊跷。我推想罪犯家里也许有一捆鞋带，然后自己剪下来使用。此外，在鞋带上我们还发现了红色油漆，这种油漆是家庭住宅所使用的单层油漆。经过漆片化验，油漆很新，因此我推断凶犯可能在案发前不久曾做过油漆工作。
我曾告诉两位刑警烧毁乔安娜尸体的助燃物是无铅汽油，他们希望能找出汽油的品牌，再向出售该牌子的加油站探查线索。于是警方派遣大批人力，到市内各加油站搜集汽油，送到化验室叫我比对。我向他们表示，在早期炼油厂不多、品牌很少的时候，或许可以比对，但现在加油站的汽油来源不一，炼油厂众多，不可能比对出汽油的品牌。
他们并不理会我的解释，并背对着我说：“我们相信一定能找到一位更厉害的科学家，一定能将汽油来源比对出来。”科学并非万能，但是他们并不信服我这位东方面孔的化验室主任。在他们请联邦调查局的化验室出马几个星期过后，得出的化验结果为该助燃物是类似汽油的物质，但无法判断汽油的品牌。这两位老美刑警仍不服气，再到联邦枪支烟草管理署的化验室化验，4个星期后，结论仍是助燃物可能是汽油。他们还不死心，最后求助于美国海防队的化验室，因为海防队经常处理海上漏油及海上事故，为当时全美规模最大的油类化验室；该化验室的7位科学家花了3个星期的时间，只得到“助燃物可能是汽油”的结论。而我的化验结果比这些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