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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大、中学生写情书，或爱情小说所用的词汇，还是20年代的，感情还是“少年维特”式的。然而由于社会的变迁，这个20年代的“感情架构”在“现代化”的中国台湾有点像“象牙之塔”，到了国外社会，更是格格不入。年轻时把爱情偶像化，把异性对象爱情化，一切都是美的、纯真的（“真善美”也是20世纪20年代的流行语），到了美国之后，受到物质环境的冲击和压迫、美钞和汽车的引诱，许多中国留学生——尤其是女学生——起先是吃惊，继则受到挫折，遂一改以前在台湾时的20年代“纯情主义”，而只顾物质上的“安全感”。婚姻不再是爱情的高潮，也不能算是爱情的坟墓，事实上，“爱情”——尤其是徐志摩式的爱情——在美国的中国人圈子里根本无法存在。结婚，对于男士们是学业告一段落后想成家定居的必须步骤，对于女孩子们是找寻“饭碗”和“安全感”的最终途径。于是博士学位、银行存折、永久居留权成了“理想丈夫”的必备条件。男女双方在约会之前，在心里已经各自有数，出游数次之后，双方条件符合，于是就发请帖，行基督教或天主教式的婚礼，然后是茶点招待、拍照，宾客们在送了五元或十元礼后，也就在招待会上吃吃喝喝，勉强凑几句笑话或恭喜话，于是又一件“人生大事”就此完成，哪里还有当年徐志摩、陆小曼结婚时的宾客满堂恭聆梁任公训骂的趣剧，或赵元任和杨步伟结婚时只收乐曲和作品的雅事。
《西潮的彼岸》 第一部分康桥踏寻徐志摩的踪径（4）
固然有许多中国留学生对这种新习俗不满，要反抗，但他（她）们已经失去了年轻人的热狂，他（她）们只能硬撑下去，不与现实妥协，在自己的小公寓里独自舔吮着与现实搏斗后的创痕。于是一种新的“伤感主义”因之而起，它主要的成分是自哀自怜、自暴自弃，而以前的纯情浪漫主义者也因此变成了老小姐、怪人、愤世嫉俗者。
浪漫主义的英雄时代早已逝去了。在20世纪60年代的社会，不仅外在的现实不允许浪漫英雄的产生——婚姻早已自由，恋爱已成滥调，个人的行为不再能掀起社会上的狂风巨浪——而最主要的是，在这一代的心理架构上，现实世故、小心早已筑就许多感情的堤防，窒息了年轻的浪漫热情。
这些新的障碍使他对自己的感情顾忌多端，再也不能像徐志摩那么直率，那么毫无遮拦。
然而他仍自认是属于反抗型的人物之一，与朋友交谈时也戏称自己是一个“新浪漫主义”的信徒。但他的“新浪漫主义”既不师从19世纪末欧洲新浪漫主义的“世纪末”式的颓废，也不是重揭中国20世纪20年代文人的热情与理想，他只是基于过去几年来对环境变迁的认识，了解到大口号、大目标、大理想在20世纪的社会中的不着边际，想在自己生活的过程中充实自己，也许将来可以写点东西，充实他这一代中国留美学生的“空寂”。在感情上他早已失去大学时代的天真，不过是不愿意“随俗”，仍在绝望地追求他所谓的爱情。
他回到旅馆时已经深夜12点多了，走得太累，他倒头就睡，一觉到天亮。第二天一早起来，吃完房东太太准备的典型英国式早餐——蛋、腊肉、面包吐司和茶，他把箱子打开，找出徐志摩的文章《我所知道的康桥》，看到上面有一段谈“单独”：
“单独”是一个耐人寻味的现象……你要发见你的朋友的“真”，你得有与他单独的机会，你要发见你自己的真，你得给你自己一个单独的机会。你要发见一个地方（地方一样有灵性），你也得有单独玩的机会……我们都是太匆忙，太没有单独的机会。
一夜之间，他似乎已体会到一点徐志摩式的“单独”。在这个阳光普照的初夏清晨，他一面散步进入市区，一面拿出地图来，循着徐志摩四十年前写的旅行指南，他想到康桥的精华区去寻幽探胜一番：
但康桥的精华是在它的中区，著名的Backs……从上面下来是Pembroke；St。Katharines，Kings；Clare，Trinity，St。Johns。最令人流连的一节是克莱亚与王家学院的毗连处，克莱亚的秀丽紧邻着王家教堂（KingsChapel）的宏伟。
他按图索骥，进了“王家学院”大门，走到王家教堂与克莱亚学院的毗连处，眼前是一座三环桥和几张木椅子，这岂不正是他昨天深夜驻足沉思的地方！
到了康桥不到二十四小时，竟会于无意中重踏四十年前徐志摩的足迹，这种巧事发生在20世纪60年代，实在有点传奇性。于是他走进一家屋顶咖啡店，要了一杯加糖的黑咖啡，装模作样地拿出稿纸，想把这件事记录下来。如果他文笔好一点的话，大可添油加醋，写出一篇小说来，不让徐志摩专美于前。
然而他毕竟没有徐志摩那样的文采，他只能写出这篇并不戏剧性的，但是真实的“随感录”。他庆幸自己在康桥的第一天，在内心的生活上并没有留下一片空白。他像徐志摩一样爱上了这个小城。他不久将到苏格兰游览，然后在搭机直飞欧陆之前，还会回到康桥待一两天，专程向徐志摩的灵魂告别：
轻轻的我走了，
正如我轻轻的来；
我轻轻的招手，
作别西天的云彩。
《西潮的彼岸》 第一部分徐志摩的朋友（1）
徐志摩的朋友
1968年夏，他在欧陆流浪，目的是找寻写作论文的资料和“灵感”。说起来有点荒唐，他竟然以研究徐志摩为借口。到了英国，在伦敦经友人的介绍认识了30年代的名作家凌淑华女士，在一次闲谈中，凌女士无意中提到一位英国老绅士，名叫伦纳德·埃尔姆赫斯特（LeonardElmhirst），曾经到凌女士处请教，据说他手头有二十多封徐志摩的英文信，从未发表过。他这一惊非同小可，立即写信给这位老先生，请求见面。
信发后不久，他由伦敦到了康桥。在徐志摩的旧地，正在他魂牵梦萦之际，有一天他收到了一包挂号包裹，拆开一看，正是埃尔姆赫斯特先生寄来的徐志摩书信，是经人誊抄打字过的，已经装订成薄薄的一册。他连夜展读，大喜过望，这么多一手资料，收集在论文里，足可唬人了。遂修书向这位老先生致谢，并再度恳求接见，老先生在回信中说很忙，时常旅行在外，不过可以先在伦敦见面，要他把伦敦的住址和电话函告。然而，暑期的伦敦，家家旅馆客满，他因为不愿与人挤才到康桥来的，自己在康桥又无电话，在伦敦也没有预订旅馆，只好把以前住过的一间学生宿舍的电话号码通知了老先生。
重返伦敦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到那家学生宿舍去找房子住，原来早已客满，也没有人打过电话给他。正在一筹莫展的时候，电话铃响了，正是埃尔姆赫斯特先生，难道又是徐志摩在天之灵有意作成？
他于第二天如约到伦敦海德公园附近的一家旅馆里见到了这位老先生。他一头白发，留了一个小胡子，走起路来仍是健步如飞。初见面当然不好意思马上问高寿几许，但就“历史”推测：如果这位先生二十多岁时和徐志摩在中国见面，那么现在已有七十岁了。老先生不待他再作历史的沉思，就自我介绍似的说：“我们两人都是诗人的朋友！”
“诗人”当然指的是徐志摩，老先生回忆中只有两个诗人：一是徐志摩，一是泰戈尔。作为徐志摩的挚友，老先生是当之无愧的，这从徐志摩的二十多封信中可以看出来，但是他这个不足三十岁的研究生，怎么敢自称是徐志摩的朋友？一个是20世纪20年代的“诗圣”、“诗哲”，一个是60年代默默无闻的“书生”，既不曾高攀大官，又不认识什么贵人，怎么可以僭称徐志摩的朋友？
他说了一些不胜荣幸之类的话，老先生似听非听，谈了不到五分钟，老先生就从椅子上一跃而起，很爽快地说：“你大概肚子饿了吧，来，我们到饭厅去大吃一顿。”说的当然是英文，他不禁臆想到当年的徐志摩可能也是这么精力充沛、明直爽快，怪不得他们两人会一见如故，成了朋友。
在旅馆的餐厅坐下，老先生为他点了菜，并叫了一瓶酒，以资庆祝。边吃边谈，老先生话匣子一开，满口都是历史，他这个研究生也无暇做笔记，只好一面吃一面听，一面在心里“死记”。
原来老先生在年轻时留学美国，在康奈尔大学专攻农艺，是时泰戈尔已经声名大振。有一次这位印度诗人到纽约访问，埃尔姆赫斯特在一个偶然的机会见到了泰戈尔，两人畅谈甚欢。泰戈尔在印度故居附近有一片农场，想作一番农村改革。泰戈尔的基本观念是：任何农业改革，仅只是改良农具、提高品种是不够的，一定要使农民在实际生活上得到满足，而且在精神生活上得到润育，所以，实际生产和精神上的陶冶——音乐、舞蹈，甚至读书识字——是分不开的。泰戈尔想物色一批外国农业专家做顾问，以便协助他的印度弟子们实现自己的这个理想。
当时埃尔姆赫斯特将从康奈尔毕业，前途茫茫，也在追求一个理想，于是立刻答应。泰戈尔没有钱，埃尔姆赫斯特愿意自出旅费。在返回英国小住不久后，他就买舟去了印度。他把泰戈尔的农庄办得生气勃勃，甚至把农村的小孩子也组成救火队。至今事隔四十多年，他还记得印度助手的名字，当时的种种经历，都成了现在的回忆。
埃尔姆赫斯特先生与徐志摩的认识，也是由泰戈尔而起。1922年北京文化界有意邀请泰戈尔访华，泰氏遂派埃尔姆赫斯特到中国部署一切，当时中国方面的联络人就是徐志摩。二人一见如故。1924年，泰戈尔正式访华，带了一位史学家、一位艺术家、一位哲学家，而担任秘书的就是埃尔姆赫斯特。访问团一行于3月抵达上海，经南京北上，徐志摩特地由北京南下迎接。一路上的日程都是徐志摩和埃尔姆赫斯特共同拟订的，泰戈尔演讲，也往往由徐志摩担任翻译，徐的第一位情人林徽音也时常陪伴在侧，在当时文坛上留下了一段“白发红颜”的佳话。老先生忆起四十多年前的盛事，不禁时时莞尔，开玩笑似的说：
“徐是我在解决一连串国际纠纷时的伙伴。到底要怎么样请这位大官赏光或是为那位贵人留面子，实在是一个大问题，当时倒真的有不少人要面子！”
《西潮的彼岸》 第一部分徐志摩的朋友（2）
一顿饭在不知不觉中吃完，老先生又要立刻去参加一个农业会议。原来自从结识泰戈尔以后，老先生一直在发扬这位印度哲人在农村建设上的理想，现在已是英国农业专家之一，所以时常旅行各地参加会议。一席话虽然颇为珍贵，总有意犹未尽之感，而且，徐志摩在信中也提到老先生的故居——在英国南部的一个小镇，叫做Totness，据说风景秀丽，于是他也决定打破沙锅问到底，研究徐志摩之余也可以研究一下徐志摩的这位英国朋友。老先生看破来意，拿出记事簿，查看了一下自己的日程：
“我再过两个礼拜会在家里，你就在这个月底，也就是再下一个星期四来玩吧，坐早上8点的火车，大概要三个多钟头，到了DartingtonHall，我们可以一起吃中饭，下午我带你参观，晚上你可以搭5点多的火车回伦敦。”
访问日期既定，他就告辞了。匆匆坐车回康桥，一路上不停地在幻想DartingtonHall——老先生的别墅——的风景，另一方面又不禁想到徐志摩。20世纪20年代的人似乎爽快得多，心中没有什么壁垒，徐志摩可以和泰戈尔、哈代、曼斯菲尔德（KatherineMansfield）等文坛名人见面，侃侃而谈，又曾在罗素家住过，信中亲热地把这位大哲学家称做Bertie（罗素本名为Bertrand），如今这些人物都成了历史——包括徐志摩在内。历史的境遇使徐志摩成了名人，也使他以名文人的资格和欧陆文坛的各位泰斗把酒闲话。以60年代或70年代人的眼光来看徐志摩，他不禁在心里打了几个问号：徐志摩的诗是不是一流的？他用的那些西洋浪漫主义的意象，是否为中国白话诗打开了一条路？这位“诗哲”的思想是否有足够的深度？为什么他在一味崇洋之中没有注意到许多其他文化上的问题？徐志摩在文章里引经据典，但他到底扎扎实实地念过几本书？……这一连串的问题他只能藏在心里，不愿意公开讨论。为什么？他自己也不知道。也许60年代已经是一个“非英雄”的时代，作为60年代的人，又是流浪在外，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