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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惠公十五年（公元636年），重耳在秦国重兵的支持下，趁着晋惠公死后晋国的混乱，回到了晋国，当上了国君，即晋文公。这一年，重耳已经六十二岁了。
晋文公当国君的时候，楚国的势力已经达到黄河流域，有取代齐桓公称霸中原之势。晋国在经过一段时间的发展之后，内部已经统一，国土也扩大了不少，国力逐渐强大。晋文公当政之后，更是加紧发展生产，整顿吏治，训练军队，终于成了北方一大强国。
新兴起的晋国，只有向南发展，才能成就霸业。这就必然与北进的楚国发生冲突。于是，两国之间的战争便不可避免了。
晋文公五年（公元前632年），晋楚两国的军队终于在曹国相遇。以实力而论，楚强晋弱。晋文公一是为了避开楚军的锋锐，二也是为了实践自己“退避三舍”的诺言，便令晋军主动从曹（今山东定陶）退到卫国境内的城濮（今山东鄄城临濮集）。
楚国的主将子玉是一个十分骄傲的人物。晋军后退，别的将领都主张楚也撤军，子玉则坚持不干，并命令楚军一直紧追到城濮，靠山扎下营寨。他以十分轻蔑的口气向晋文公下了一道战书，写道：“我愿与君王的部下在这里游戏一番。”
晋文公派人回答道：“楚王的恩德我国国君还不肯罢休，那就请你们准备好战车，整顿好队伍，明天早上相见吧！”
交战开始，晋军用诱敌深入、迂回抄袭的战术，打败了楚军。从此，楚国北进的打算受挫，逐渐向南退缩。晋文公的霸业就此确立了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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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究诚信，可以“不鱼水轻诺”，但须重践诺。晋文公在流亡时为感谢楚成王盛情款待，许下了“退避三舍”的诺言，几年后，当晋楚两军相遇时，晋文公真的让自己的军队后退了。晋军的后退，从主观上说，可能是为了避开楚军的锋锐，但在客观上，晋文公也确实实践了自己“退避三舍”的诺言。
谋权有术，术法种种心如日月，光可鉴人
唐太宗（599—649），即李世民，陕西武功人，李渊次子。隋末劝其父起兵反隋，李渊称帝时封为秦王，任尚书令。武德九年（公元626年）发动玄武门之变，得为太子，承继帝位。
一天散朝后，唐太宗李世民和宰相房玄龄在闲谈。他们正说着别的什么事，唐太宗忽然问道：“自古以来，国史为什么都不让本朝的君主看呢？”房玄龄回答说：“因为一个正直尽责的史官中记着自己的过失。本朝的君主如果看到国史中记着自己的过失，很容易恼羞成怒，惩办史官，国史就很难撰写了。
唐太宗不以为然地说：“有什么写什么，这又没有做错，怎么会得罪君主呢？你去把国史拿来给我看看，朕正想知道自己以前都有那些错误，好拿来作为鉴戒呢。”
房玄龄这下可犯愁了。国史是由他负责监督撰写的，他清清楚楚地知道里面记载着玄武门之变。当时，李世民为了争夺皇位，杀死了兄弟李建成和李元吉。如果让唐太宗看到这一段记录，他能不生气吗？
因此，房玄龄心里非常不安。但是皇上已经下令了，又不能抗旨不遵。没有办法，房玄龄只好硬着头皮、提心吊胆地把国史拿给唐太宗看。
唐太宗把国史仔仔细细地看了一遍后，对房玄龄说：“其他都还好，只有玄武门之变这件事没有写清楚……”
房玄龄一听，暗暗着急，心想这相真的糟了，看来皇上果然对此不满意。他正琢磨着该怎么回答，忽然听唐太宗又吩咐道：“来人，去把史官叫来！”
房玄龄越发着急了，他正想为史官辩解，唐太宗已接着原先的话题说了下去：“撰写国史是为了记录历史，经后人借监，所以一丝一毫也含糊不得，不能因为怕得罪皇上就对真相有所隐瞒。朕要把当时的情形详细地给他们讲一讲，好让他们把遗漏的地方补上。”
房玄龄没有想到唐太宗会说出这样一番话来，真是又惊又喜。他由衷地说道：“陛下真是心胸宽广，臣深感佩服！”
唐太宗认真地说：“诛杀李建成和李元吉，也是迫不得已，这是关系国家安定的大事，没有必要隐瞒。写历史就要告诉后人真实的情况，这样才能够使人们从中吸取教训。朕是一国之君，更要做出表率。朕有责任将历史的真相告知后人。”
唐太宗的诚实赢得了满朝文武的尊敬。以后再有什么事，大臣们都敢于直言，朝廷上下逐渐形成了一种良好风气，从而才有了历史上的“贞观之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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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历史就要告诉后人真实的情况，给后人以借鉴。所以必须以事实为准，秉笔直书，据实而录，而不能以个人好恶隐匿真相，否则就是对后人的欺骗，从而也就失去了它本身的价值和意义。唐太宗李世民不隐瞒历史真相，表现了他作为一代君主的诚实和开明。
谋权有术，术法种种严惩恶子，感召天下
隋文帝杨坚（541—604）登上皇位后，常常教育自己的孩子要勤政爱民，注意节俭。他还特别告诫孩子说：“治理国家，必须树立法制的权威，取信于民。我朝的法律任何人都必须遵守，不管是谁犯了法，都要受到惩处。”
隋文帝杨坚有五个儿子，他们分别叫杨勇、杨广、杨俊、杨秀和杨琼。三皇子杨俊在平灭位于江南的陈朝、结束中国南北朝长期分裂局面的过程中立了大功，被封为秦孝王。他既是功臣，又是皇胄，觉得国法是管不到自己头上的，于是就放纵自己，胡作非为。他和他的手下仗势欺人，霸占别人田产，抢夺百姓妻女，而且放债求利，下层官吏和百姓深受其苦。
隋文帝听说三皇子杨俊干了许多违法乱纪的事，勃然大怒，立即派人查办此事。开始时，他还念及父子之情，只是惩办了杨俊的手下（因此受株连的有一百多人），以为这样可以使杨俊的所收敛。
谁知杨俊恶习难改，他不仅依然我行我素，而且竟依照皇宫的规格来营造自己的王府，奢侈华丽到了极点。同时还从民间搜罗了大量的美女、歌妓，供其寻欢作乐。
隋文帝见杨俊如此奢侈腐化，再也无法容忍了。他深切地认识到，如果再对杨俊庇护宽大，就会有更多的人效尤，以致危及隋朝的长治久安。正是出于这样的考虑，隋文帝断然下令削去杨俊的官职，先将其软禁起来，再依法惩处。
这件事在朝中引起很大的震动。左武卫将军刘升以为这只是隋文帝的一时气愤之举，等气消了就没有事了，于是就向隋文帝进谏说：“秦王功劳很大，现在只不过是多花了朝廷几个钱把王府修整一下，也算不了什么大错，臣以为可以宽容，教育教育也就算了，还是恢复他的官职吧！”
隋文帝说：“国家的法律是不能违犯的。皇子犯了法，也必须受到惩处。”刘升还是一个劲地为杨俊求情，劝隋文帝恢复杨俊的官职。只到隋文帝脸上显出愤怒的样子，刘升才停止了劝谏。
这之后，朝廷重臣杨素也来进谏，说秦王虽有过错，但不应受到这样重的惩处，请隋文帝仔细斟酌，对杨俊手下留情。隋文帝对杨素说：“王子犯法，与民同罪。我是五个儿子的父亲，如果按照您的意思办理，那为什么不对皇帝的儿子特别制定一套法律呢？我倒是想赦免他，可是国法饶不了他啊！过去，周公还诛杀其弟管叔和蔡叔呢，我诚然远远不如周公，但也不能损害法律啊！”杨素听了隋文帝的这一席话，也就不好再说什么了。
三皇子杨俊听说父皇拒绝了大臣们的请求，知道自己罪不能免，又急又怕，吃不下，睡不安，很快就病倒了。他在病中给父皇写了封认罪书差人送去，请求从轻发落。
隋文帝对送认罪书的人说：“你回去告诉俊儿，他犯的罪国法难容。我惩处他，心里也很难过，但只有这样做，才能使子孙后代有所警惕，不敢再胡作非为。不然的话，隋朝的天下会被很快断送的。”杨俊听了这话，病情加重，不久就死去了。
杨俊死后，隋文帝又吩咐把杨俊的府第充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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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古代圣贤即认为，诚信的君主治理国家，依靠法制而不依靠计谋，法令是君主用来治国的，君主发布法令而不被执行，这就等于没有君主，国家也就危险了。所以，治理国家，必须树立法制的权威，取信于民；不管是谁犯了法，都要受到惩处，正所谓“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隋文帝严惩违法乱纪的三皇子杨俊，以彰明法度，取信于民，应该说是一位诚信的君主。
谋权有术，术法种种获权之术一种
封伦本来是隋朝的大臣，隋朝立国不久，隋文帝命令宰相杨素负责修建宫殿，杨素任命封伦为土木监，将整个工程全交给他主持，他不惜民力，穷奢极侈，将一所宫殿修得豪华无比。那个一向以节俭自我标榜的隋文帝一见不由得大怒，骂道：“杨素这老东西存心不良，耗费了大量的人力财力，将宫殿修建得这么华丽，这不是让老百姓骂我吗？”
杨素害怕因这件事而丢了乌纱帽，忙向封伦商量对策，封伦却胸有成竹地安慰杨素道：“宰相别着急，等皇后一来，必定会对你大加褒奖。”
第二天，杨素被召入新宫殿，皇后独孤氏果然夸赞他道：“宰相知道我们夫妻年纪大了，也没什么开心的事了，所以下功夫将这所宫殿装饰了一番，这种孝心真令我感动！”
封伦的话果然应验了。杨素对他料事如神很觉惊异，从宫里回来后便问他：“你怎么会估计到这一点？”
封伦不慌不忙地说：“皇上自然是天性节俭，所以一见这宫殿便会发脾气。可他事事处处总听皇后的，皇后是个妇道人家，什么事都贪图个华贵漂亮，只要皇后一喜欢，皇帝的意见也必然会改变，所以我估计不会出问题。”
杨素也算得上是个老谋深算的人物了，对此也不能不叹服道：“揣摩之才，不是我所能比得上的！”从此对封伦另眼看待，并多次指着宰相的交椅说：“封郎必定会占据我这个位置！”
可还没等封伦爬上宰相的位置，隋朝便灭亡了。他归顺了唐朝，又要揣摩新的主子了。有一次，他随唐高祖李渊出游，途经秦始皇的墓地，这座连绵数十里、地上地下建筑极为宏伟，墓中随葬珍宝极为丰富的著名陵园，经过楚汉战争之后，破坏殆尽，只剩下了残砖碎瓦。李渊不禁十分感慨，对封伦说：“古代帝王，耗尽百姓国家的人力财力，大肆营建陵园，有什么益处！”
封伦一听这话，明白了李渊是不赞同厚葬的了；这个曾以建筑穷奢极侈而自鸣得意的家伙立刻便换了一副面孔，迎合地说：“上行下效，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风气。自秦汉两朝帝王实行厚葬，朝中百官、黎民百姓竞相仿效。古代坟墓，凡是里面埋藏有众多珍宝的，都很快被人盗掘。若是人死而无知，厚葬全都是白白地浪费；若人死而有知，被人挖掘，难道不痛心吗？”
李渊称赞他说得好，对他说：“从今以后，自上至下，全都实行薄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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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风使舵讨好主子当然是小人行为。但是，面对严酷的现实和固执己见的主子，你不依顺他岂不是自找苦吃吗？自找苦吃也照样解决不了问题！
谋权有术，术法种种一件丝袍动权威
范雎，战国时期政治舞台上一位十分著名的政治家、外交家，而他走上政治舞名却是历经坎坷。
他原是魏国人，早年有意效力于魏王，由于出身贫贱，无缘直达魏王，便投靠在中大夫须贾的门下。
有一年，他随须贾出使齐国，齐襄王知范雎之贤，馈以重金及牛酒等物，范坚辞没有接受。须贾得知此事后，以为范雎一定向齐国泄露了魏国的秘密，非常生气，回国以后，便将此事报告了魏的相国魏齐。魏齐不问青红皂白，令人将范雎一阵毒打，直打得范雎肋断齿落，范雎装死，被用破席卷裹，丢弃在茅厕中。须贾目睹了这一幕，却不置一词，还随同那些醉酒的宾客一起至厕中，往范雎的身上撤尿。
范雎待众人走后，从破席中伸出头对看守茅厕的人说：“公公若能将我救出，我以后定当重谢公公。”守厕人便去请求魏齐，请求允许他将厕中的尸体运出。喝得醉熏熏的魏齐答应了，范雎算是逃出了一条活命。
范雎历经千辛万苦，来到了秦国都城咸阳，并改名换姓为张禄。此时的秦国正是秦昭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