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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一规定中，擒杀劫持者是惟一目的，人质的安全可以忽略不计。
《花间一壶酒》 生怕客谈榆塞事中国历史上的恐怖主义：刺杀和劫持（4）
清代研究法律的专家沈家本认为，汉律可能也有相应的规定。他举了四个例子：
（1）《汉书·赵广汉传》：“长安少年数人，会穷里空舍，谋共劫人，坐语未讫，广汉使吏捕治，具服。富人苏回为郎，二人劫之。有顷，广汉将吏到家，自立庭下，使长安丞龚香叩堂户晓贼曰：‘京兆尹赵君谢两卿，无得杀质，此宿卫臣也。释质，束手，得善相遇，幸逢赦令，或时解脱。’二人惊愕，又素闻广汉名，即开户出，下堂叩头。广汉跪谢曰：‘幸全活郎，甚厚。’送狱，敕吏谨遇，给酒肉。至冬当出死，豫为调棺，给殓葬具，告语之。皆曰：‘死无所恨。’”
案：这是西汉的例子，被劫者是富人苏回，原来的目的是劫财，但苏回为郎，又是“宿卫臣”。广汉化解危机，并非全恃武力，还靠个人威望，攻心夺志，示朝廷命官不可杀，杀则罪重；释质，反可获得宽大优待，活着有酒肉，死了有棺材，说不定碰上特赦，还能幸免一死。其感化非常有效，出言亦守诚信。
（2）《后汉书·顺帝纪》：“阳嘉三年，益州盗贼劫质令长，杀列侯。”
案：这是劫地方官。
（3）《后汉书·桥玄传》：“玄少子十岁，独游门次，卒有三人持杖劫执之，入舍登楼，就玄求货，玄不与。有顷，司隶校尉阳球率河南尹、洛阳令围守玄家。球等恐并杀其子，未欲迫之。玄瞋目呼曰：‘奸人无状，玄岂以一子之命而纵国贼乎！’促令兵进。于是攻之，玄子亦死。玄乃诣阙谢罪，乞下天下：‘凡有劫质，皆并杀之，不得赎以财宝，开张奸路。’诏书下其章。初自安帝以后，法禁稍弛，京师劫质，不避豪贵，自是遂绝。”
案：这是绑小孩求赎金，纯粹一小事，出名是出在桥玄的大义灭亲。桥玄把自己的孩子给害了，还向皇上进言，说“凡有劫质，皆并杀之，不得赎以财宝，开张奸路”。这是当时对付绑票的办法。
（4）《三国志·魏志·夏侯惇传》：“夏侯惇字元让，沛国谯人，夏侯婴之后也。年十四，就师学，人有辱其师者，惇杀之，由是以烈气闻。太祖初起，惇常为裨将，从征伐。太祖行奋武将军，以惇为司马，别屯白马，迁折冲校尉，领东郡太守。太祖征陶谦，留惇守濮阳。张邈叛迎吕布，太祖家在鄄城，惇轻军往赴，惇与布会，交战。布退还，遂入濮阳，袭得惇军辎重。遣将伪降，共执持惇，责以宝货，惇军中震恐。惇将韩浩乃勒兵屯惇营门，召军吏诸将，皆案甲当部不得动，诸营乃定。遂诣惇所，叱持质者曰：‘汝等凶逆，乃敢执劫大将军，复欲望生邪！且吾受命讨贼，宁能以一将军之故，而纵汝乎？’因涕泣谓惇曰：‘当奈国法何！’促召兵击持质者。持质者惶遽叩头，言‘我但欲乞资用去耳’！浩数责，皆斩之。惇既免，太祖闻之，谓浩曰：‘卿此可为万世法。’乃著令，自今已后有持质者，皆当并击，勿顾质。由是劫质者遂绝。”注：“孙盛曰：案《光武纪》，建武九年，盗劫阴贵人母弟，吏以不得拘质迫盗，盗遂杀之也。然则合击者，乃古制也。自安、顺已降，政教陵迟，势质不避王公，而有司莫能遵奉国宪者，浩始复斩之，故魏武嘉焉。”
案：这是劫将军。传言“国法”、“国宪”，可见避质不击，是违法行为。韩浩所为，受到魏武嘉奖，一是拒绝求赎，二是击贼不顾质，这是汉法和唐法都强调的东西，现在的说法是“绝不与恐怖主义妥协”。上条云“初自安帝以后，法禁稍弛，京师劫质，不避豪贵，自是遂绝”，此条亦云“由是劫质者遂绝”，这都是夸大其词。沈家本说的好：“史虽云劫质者遂绝，亦但戢一时耳。”人类反恐反了几千年，总也反不完，要想毕其功于一役，那是谈何容易，布什总统说了，长期着吧。
这是我们中国人的办法。换了有“大和魂”的日本人，方法更简单，肉票自个儿就把自个儿撕了，于名节无亏，还不给政府找麻烦。
此外，我们还可讨论一下，在古人眼里，劫持是一种什么样的罪行。中国古代法律，李悝《法经》和汉《九章律》都以《盗》、《贼》为首。《盗律》的对象是盗窃财物罪，《贼律》的对象是人身伤害罪。上面说的刺杀，很明确，那是属于《贼律》。但劫持不一样，它虽有暴力挟持的特点，有时还真的把人质给杀了。但它和前者不同，杀人不是最终目的。古代劫持的多数，主要是求赎，为的还是钱，所以古人把它归入《盗律》的范围。《晋书·刑法志》说“旧律”的《盗律》，其所列罪名原有“劫略”、“恐猲”、“和卖买人”，“劫略”是抢劫财物罪，“恐猲”是敲诈勒索罪，“和卖买人”是买卖奴隶罪。“持质”是此类的补充规定，本来属于“科”，特点是“劫召其财”。它最接近的是“恐猲”，即敲诈勒索。这些罪行和《贼律》的罪行有交叉，所以《魏律》把它们分出来，立为《劫略律》。
一般的绑票，劫人是为了劫财，比如绑大款的老婆、孩子。但政治性的劫持不一样，它是以人质为政治筹码，跟政治对手讨价还价，比如曹沫劫齐桓公，要求的是齐国侵占鲁国的土地。这就是政治性的劫持。汉代劫官员，有些也是出于政治目的，但上面说的例子，地位还不够高。汉代末年，贼人特多，大家就连天子、公卿都敢劫。比如，读《三国演义》，大家都知道，张让、赵忠等宦者，李傕、郭氾等军人，他们劫持的就是天子、公卿（见《后汉书》的《董卓传》和《宦者列传》）。那时的时髦话是“挟天子以令诸侯”，“挟天子”也是劫持活动。很多人都以为，只有白脸曹操这么干，其实这是那时的流行思想。
中国历史上的政治劫持例子很多，但最有戏剧性的一幕，是项羽拿刘邦他爸当人质。《汉书·项籍传》说，楚汉相持，汉军畏楚，躲在山顶上，项羽架口大锅，说你给我下来，不然的话，我就把你老爹给煮了。项羽的办法太阴损，刘邦的办法也流氓。他说，我和你受命怀王，结拜兄弟，我爸就是你爸，如果你非煮你爸，就“分我一杯羹”吧。
中国古代不懂人权，“击贼不顾质”，老婆、孩子可以不管，上级、首长可以不管，老爹的肉都敢拿来分着吃，这是我们可以批评他们的地方，但现代人不也讲“不妥协”论吗？不妥协的结果，还是常常“顾”不了“质”。因为虑及人质安全，要钱（或其他条件）要命的矛盾比古代还大。更何况，现代人看重人命，实有高低贵贱之分。天下穷人的命，古代不值钱，今天也不值钱。天下富人的命，古代值钱，今天也值钱。美国人的命和伊拉克人的命就是不一样。恐怖分子跟美国赌命，关键就是不对称（实力不对称，人命也不对称）。看看美国有名的反恐电视剧《24小时》吧，Jack爱老婆爱孩子，爱得要死要活，很能体现家庭至上的美国价值观，只要老婆、闺女被绑（导演是成心让她俩动不动就被绑架），他就什么都答应，刺杀总统都行（图八）。这和中国古代的“不妥协”论正好相反。怕死不怕死，道德上的优劣是一回事，战术上的优劣是另一回事。这里关键是，拼命的事，躲也躲不过，怕死的碰上不怕死的，怎么办？这才是问题所在。有此考虑，我曾设想，假如恐怖分子把布什他爸（老布什）给绑了，布什该怎么办（中国方法不行，日本方法也不行）。
与刺杀相比，劫持更有头脑（商人头脑），它比刺杀更老练，有更多的权谋在其中（以命换命，一直有价值计算）。现代欧美人的怕死（不怕自己死，还不怕别人死吗）是其下手之处。谈也不行，打也不是，拖延时间，假谈真打，是惟一对策。
然而，惟一的对策也是最容易看透的对策。
《花间一壶酒》 生怕客谈榆塞事中国历史上的恐怖主义：刺杀和劫持（5）
四、扬汤止沸，何如釜底抽薪？
恐怖主义是当今世界的一大灾难，一大悲剧，数量惊人的平民丧生其中，受害最大是老百姓。它的原因究竟在哪里？或曰“斩草除根”的“根”在哪里？所有人都在思考，我也在思考。
对比中国历史上的例子，回到文章的开头，这里做一点总结。
在“恐怖主义一锅粥”里，我们是否还可以理出一点头绪？我想，透视古今，从批评的角度反观，也许倒能明白一点。试试吧。
第一，人们对恐怖主义的批评，最基本的一点，是它使用暴力，搞议会政治的人肯定不在其中。但搞议会政治的人，他们用投票表决，对外发动战争，对内进行镇压，并不能改变其暴力的性质，而且照样会出恐怖主义。比如希特勒就是民选的总统。暴力当然可以是单向的，但更多是对等行动，一个巴掌拍不响。
第二，暴力有合法和不合法之分。比如警察使用暴力就合法（当然也要按法律规定来使用），流氓使用暴力就不合法（注意：警察可以约流氓掐架，挨个收拾），这很简单。但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没有国际警察，即使有国际法庭和联合国，照样是很多事情管不了。联合国本身就是强权政治的产物，枪杆子里面出公理（凡尔赛和约和雅尔塔协议，都既是战争结束的果，也是重起衅端的因）。美国可以随心所欲，想搭理了就搭理它，不想搭理了就叫它玩蛋去。国际间的暴力使用，谁是“警察”，谁是“流氓”，其合法性该由谁来解释，这一直是大问题（当然美国是以“国际警察”自居，而且定义了“国际流氓”）。强权政治还是支配一切。国内的暴力使用，也不见得都是一清二白（如自古所谓的“贼”、“匪”定义，要照蒋介石解释，共产党就是“匪”，反过来也一样）。
第三，暴力还有正规和不正规之分。恐怖主义当然是非常手段。有人说，凡不以堂堂之阵、正正之旗向正规军人挑战或应战，而是用隐蔽的和突然的方式发动袭击，就不是战争是犯罪，这也不对。人类自有战争，从来就有两种战法，强对弱或弱对强。通常所谓的正规战法，只是前者。这样的战法绝不是惟一的战法。我们不能说，只有弱者用强者的办法对付强者才算战争。这在军事学上是讲不通的。相反，古今中外的兵书都强调一点，谋略是和诈伪有关。而“兵不厌诈”的要义是：没有规则就是惟一的规则。如色诺芬的书就把恐怖主义当军事手段。克劳塞维茨也说，战争体现的是“两极性原理”，其暴力使用的极端倾向，“除了受内在的牵制力量的限制以外，不受其他任何限制”（《战争论》）。即使伊拉克战争，美国的暗杀、破坏和收买内奸，作用也不亚于狂轰滥炸。还有，我们不要忘记，克劳塞维茨的战争定义是从搏斗讲起，单兵的殊死搏斗，是战争的基本要素和原始形式。如果说，战争是政治的继续，恐怖就是战争的继续。它是最激烈的暴力形式，也是最原始的暴力形式。
第四，人们总是习惯于把利益冲突转化为道德（或宗教的）说教，因而把暴力分为好暴力和坏暴力。但恐怖是手段，它的好坏，只能从政治目的判断，而且政治是非的前因后果也很复杂，很难按道德来评判。现代恐怖主义，背景很复杂。冷战时期，出于反苏反共的战略利益，美国支持的多是独裁政权（包括收容和利用日本战犯），并人为制造了很多“捉对厮打”的地区对峙和地区分裂，撕裂殖民统治和战争遗留的历史创伤，引发宗教、种族、政治和文化的冲突。现在的恐怖主义，更直接与美国扶以打巴，支持塔利班抗苏，以及利用伊拉克打伊朗，还有解体苏联的战略有关。恐怖活动的背后是政治。如果非拿道德说事，那根本不用兜圈子，我们只要看它的使用者是谁，也就够了——敌人总是邪恶的。但这种说法不能提供标准。比如，同是刺杀，同是劫持，同是自杀式袭击，单就形式讲，我们很难说，它是好暴力还是坏暴力。自古以来，刺杀对象，主要是权贵和政要，但现在的恐怖分子反而很少干。大人物暗杀不易，小人物不值得暗杀。暗杀现在是高科技（用GPS和导弹打），“匹夫之怒”未必玩得转（要玩也只能是自杀性袭击）。二次大战后，真正热衷此道是谁？反而是美国的中情局和以色列的摩萨德（后者尤精此道）。“斩首行动”或“重点清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