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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人们当作绝对标准的最后一条，即“袭击平民”，这点也有问题，至少作为普遍标准，还很有问题。现代战争的文明化是神话，无论当年的越南战争，还是现在的伊拉克战争，平民的被杀都是数量惊人，远远超过各种自杀式袭击。更何况，这些死伤，很多都是故意制造，更不用说制裁期间死于病饿的平民。我说过，手术式的精确打击，这并没有改变眼前的残酷事实，军人还是军人，他们不是医生。军人平民分不清（为什么分不清，这后面意味着什么），出于防卫的不得已误杀，不过是借口。《不列颠》说，现代恐怖主义的基本特征是，“被害者经常是偶然置身现场的无辜百姓”，请问，在炸弹随处可能落下的伊拉克，他们能够离开这个“大现场”吗？“误杀”也太多了吧。挑个缺胳膊少腿的小孩，送到欧美的大医院精心救治，很好。但先杀后救，毁而重建，是不是也太虚伪了点？它让我想起我在京都吊谒过的耳冢。日本名将丰臣秀吉征朝鲜，杀人如麻，堆耳成冢。冢前有碑云，这是仿《左传》“京观”，体现他的大慈大悲。他为朝鲜人吃斋念佛，超度亡灵。
总而言之，归纳上述批评，我们可以看出，它是用层层剥笋的办法，把恐怖主义从一般的暴力和一般的恐怖行为中剥离出来，等同于血族复仇和刑事犯罪，定义为“狭义的恐怖主义”。从事者自然是“恐怖分子”（凡性质不明或不便称说者，现在多冠以“武装分子”）。至于这类活动的起因，其历史背景和现实背景，特别是作为其报复对象的另一种暴力，则往往忽略不计。关于后者，这里不能详谈。我只想说一句，即便是最“邪恶”的恐怖主义，也仍然没有离开《不列颠》的基本定义，即它是出于政治目的的活动，而不是一般的血族复仇和刑事犯罪（注意：其求赎不是钱，而是政治条件）。对这类活动，以偏概全的道德批评最文不对题，也很难自圆其说。孟子问梁惠王：“杀人以梃与刃，有以异乎？”回答是：“无以异也。”（《孟子·梁惠王上》）。在我看来，以暴易暴，虽有强弱之异，但总是对等行动。恐怖就是恐怖，白色恐怖是恐怖，红色恐怖也是恐怖，什么样的恐怖都是恐怖。特别是一切势同水火的行动总是互为因果，强势的一方总是身披光芒，弱势的一方总是如影随形，光明和黑暗的斗争，往往不过是自己和自己的影子在打架。当人们痛心于这类灾难时，那些“制造魔鬼，成就英雄”的政治家，你们是不是也应反躬自问？
即使最狭义的恐怖主义，根源也在大国，特别是美国的全球战略和一手遮天。我们低估什么也不能低估了美国的作用。大道理总是管着小道理。
目前，最狭义的恐怖主义，即国际主流定义的恐怖主义，它有一个特点，就是在基本特征上，反而回到了最原始的形式。巴勒斯坦人用石头打坦克，这有强烈的象征意义。考古学家说，石头是最原始的武器（老百姓没有历史）。它和列强手中日新月异的大规模杀伤武器是鲜明对照。还有，我们不要忘记，恐怖战术的出发点是不怕死（对方的说法，反而是“懦夫”）。这也非常原始。它常常让我想起中国最著名的军事家吴起。
《花间一壶酒》 生怕客谈榆塞事中国历史上的恐怖主义：刺杀和劫持（6）
吴起是儒家，他以兵机见魏文侯，是儒冠儒服，而且以爱兵如子而著称。但中国的恐怖战术，只有他讲得最清楚。他有一个比方，“今使一死贼伏于旷野，千人追之，莫不枭视狼顾。何者？恐其暴起而害己也。是以一人投命，足惧千夫”。照他设想，假如有一支五万人的军队，个个都像这种“死贼”，恐怕就是天下无敌了（《吴子·励士》）。
吴起后来死在楚国，死在楚悼王发丧的仪式上。当时，因改革而失落，埋恨已久的宗室大臣把他团团围住。他不愧是军事家，死到临头，还玩兵法，竟厉声大喊，我倒要叫你们看看我是怎样用兵。说罢，往楚王的尸体上一趴，乱箭穿身，楚王也稀巴烂。楚国法律，凡是用兵器伤及王尸者都是死罪。所有参加围攻吴起的人，几乎都被满门抄斩（《吕氏春秋·贵卒》、《史记·孙子吴起列传》）。
他以一死证明了他的兵法。
吴起也是一位劫持者。他劫持的不是活人，而是死人——而且是用一个死人杀掉了很多活人，有如厉鬼复仇（经常是在活人的梦中复仇）。我只听说过“自杀性袭击”（最能欣赏自杀美的日本人深通此道），没有听说过“被杀性袭击”（很多动物，含毒带刺，是用这个方法）。
这是最令人惊奇的事。
2004年8月4日写于北京蓝旗营寓所
【附记一】
我曾说过，世纪之交，无禧可庆。近来的反恐战争，不但未能制止和削弱世界上的恐怖事件和暴力冲突，反而愈演愈烈。拙稿写成后，在俄国，发生了震惊世界的别斯兰事件（9月3日）。谨以此文纪念丧生于这一事件的所有无辜死难者。2004年9月9日。
【附记二】
我在这篇文章中说曹刿和曹沫是同一个人，有些读者在网上说我搞错了，犯了不可饶恕的错误，其实并没有错。为了解除读者的误会，我写过一篇小文：《为什么说曹刿和曹沫是同一个人》，因为文章枯燥，这里不再收入，读者有兴趣，可查《读书》2004年9期，129－134页。但我确有硬伤，而且很严重。比如一不小心，竟把身为国家领导人的布莱尔错写成克莱尔，现已纠正。又《读书》杂志编辑部转来黄力民先生的信（1月19日）。黄先生指出，我把《音调不定的号角》的作者写错了，他的作者其实是泰勒，不是麦克纳马拉。这本书，我还是当中学生时读的，当时是内部读物。40多年后，记忆散漫，产生混乱，而又失于核查，我很感谢他的纠正。另外，我应补充说明一下。二战时期，美国对德国的战略轰炸和他们对日本投下的两颗原子弹，对结束二战起了很大作用，因而战后的一段时间里，特别是50年代，美国曾醉心于大规模报复战略。但朝鲜战争受挫，迫使他们重新思考。泰勒此书就是反省大规模报复战略，并提出用灵活反应战略代替大规模报复战略。美国的战略千变万化，然而，在西方战略传统的影响下，对于一个拥有强大军事力量的国家来说，大规模报复始终是一种挥之不去的想法。2005年3月10日。
《花间一壶酒》 生怕客谈榆塞事战争启示录（1）
一、序说
西方的军事传统，特点是崇尚武器，崇尚实力，崇尚大规模的杀戮和报复，崇尚对外的侵略和征服。他们谈论战争，总是喜欢把根子追到两件事上。一是人类的暴力活动，与男人有很大关系，与男人的暴力倾向，特别是性侵犯，有很大关系。二是人类的暴力活动，和动物有关，和打猎有关，和打猎后用猎物作牺牲，进行血祭有关。
关于第一点，我们要注意，西方以M打头的字，有不少和暴力倾向有关。如：man是男人，male或masculine是男性，macho或machismo是阳刚之气或男子汉气，martial art是武术，military art是兵法。他们说，男人来自火星（Mars），火星是战神，总是喜欢强加于人。一个国家把它的男人派到另一个国家，杀死所有男人，包括老人和小孩，强奸和虏走所有女人，这就是古典意义上的战争和男人心目中的胜利。张纯如的《南京大屠杀》，英文原名叫The Rape of Nanjing，rape的特点就是强加于人，它的原始含义是强抢，另一个意思是强奸（图九）。它不仅可以涵盖日军在南京的烧杀抢掠（后来有所谓“三光政策”），还特别指他们对中国妇女的暴行。日本老兵手里有很多反映这类暴行的照片。他们的文化中有强烈的大男子主义，大家很熟悉。
第二点，也很有意思，古代的猎人和牧人是男人，他们和动物的关系很密切。贵族武士都爱打猎，打猎是原始的军事训练，到处如此。他们用猎物献祭，祈求神祐，有强烈的象征意义（图一○）。第一，是把“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敌人比为野兽，可以任意杀戮；第二，自己的手段也非常动物，虽“饥餐”、“渴饮”也有合理性。古代杀俘献祭，就是模仿这种血祭。我们都知道，动物有捕食类（predator）和被捕食类（prey）。鹰狮虎狼是前者，驼马鹿羊是后者。前者吃荤，后者吃素。中国古代把贵族叫“肉食者”，人也分吃荤吃素。“文革”后，有人说，西方先进，是因为吃肉多；中国不行，是因为光吃粮食不吃肉。如果真是这样，那匈奴、蒙古、爱斯基摩才是最先进的文明。这当然不对。但战争确实不吃素，征服者皆以虎狼自居，没人说我比兔子跑得快。
手边有本书，叫《血祭》（Barbara Ehrenreich； Blood Rites； Origins and History of the Passions of War； New York： Henry Holt and pany； 1997），就是从这类话题说起，讲战争的激情，战争的非理性，即“兽性大发”，人的邪火和怒气都是打哪儿冒出来的。在荷马史诗中，英雄血脉里都有一种叫lyssa的东西，经学者考证，就是“豺狼一般的狂暴”（布鲁斯·林肯《死亡、战争与献祭》，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鲁威仪的《早期中国的合法暴力》（Mark Edward Lewis，Sanctioned Violence in Early China，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1990）是近年来讨论中国军事传统的名著，其中也有不少笔墨是花在讨论这类问题上面。
下面，我想谈谈中国人的战争观念，和他们做一点对比。
二、人道先兵
中国重人道，人与人斗的学问特别发达。
战国末年，杀人盈野，是中国兵学的黄金时代。
《鹖冠子·近迭》有段话：
庞子问鹖冠子曰：“圣人之道何先？”鹖冠子曰：“先人。”庞子曰：“人道何先？”鹖冠子曰：“先兵。”庞子曰：“何以舍天而先人乎？”鹖冠子曰：“天高而难知，有福不可请，有祸不可避，法天则戾。地广大深厚，多利而鲜威，法地则辱。时举错代更无一，法时则贰。三者不可以立化树俗，故圣人弗法。”庞子曰：“阴阳何若？”鹖冠子曰：“神灵威明与天合，勾萌动作与地俱，阴阳寒暑与时至。三者圣人存则治，亡则乱，是故先人富则骄，贵则嬴。兵者百岁不一用，然不可一日忘也，是故人道先兵。”（《鹖冠子·近迭》）
战国秦汉时期，齐鲁之地，最有传统的祭祀是围绕八主祠。八主祠的遗迹至今犹在。八主者，即天主、地主、兵主、日主、月主、阴主、阳主、四时主。其中天主、地主、兵主是相当于天、地、人三才。兵主祠，祭战神蚩尤，就是相当人主祠。
三、血气
欧洲兵法的黄金时代是在拿破仑战争之后。这场战争是法国大革命的继续，理性在当时很时髦。后来，人类打了两次世界大战，人们提出疑问：战争是一种理性行为吗？我们真的摆脱了动物性吗？这在今天仍然是一个问题。
“血气”是人类的动物本色。
孔子曰：“君子有三戒：少之时，血气未定，戒之在色；及其壮也，血气方刚，戒之在斗；及其老也，血气既衰，戒之在得。”（《论语·季氏》）
俗话说，少不读《西厢》（或《水浒》），老不读《三国》。年轻人好色好勇，不像老年人深谋远虑，一肚子诡计，主要是“血气”作怪，荷尔蒙分泌太多，肾上腺素来得太快。
中国人讲战争，也是从“血气”说起（参看鲁威仪书，第六章）：
怒者，血气也。争者，外脂（肌）肤也。怒若不发，浸廪（淫）是为痈疽。（马王堆帛书《经法·经·五政》）
夫天之所覆，地之所载，包于六合之内，托于宇宙之间，阴阳之所生，血气之精，含牙戴角，前爪后距，奋翼攫肆，跂行蛲动之虫，喜而合，怒而斗，见利而就，避害而去，其情一也。（《淮南子·修务训》）
兵者，圣人所以讨彊暴，平乱世，夷险阻，救危殆。自含齿戴角之兽见犯则校，而况于人怀好恶喜怒之气？喜则爱心生，怒则毒螫加，情性之理也。（《史记·律书》）
上面说的“气”，既是“酒色财气”的“气”（见《金瓶梅》第一回），也是“含齿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