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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的十六字令：敌进我退，敌退我追，敌驻我扰，敌疲我打，也是这种战术。
对付蚊蝇，我的经验是，第一，不要乱跑，更不要追着跑（只有“没头人”，哪有“没头苍蝇”）；第二，蚊蝇总是去而复来，宜于原地静候；第三，最好诱之以利，蚊嗜血，蝇逐臭，两者都趋光。等它来了，落定脚跟，再打。包括以身飤蚊，等它叮你再动手。历史上官军剿匪，聪明者，如曾、胡、左、李，就是使用这类办法。
《孙子·虚实》有句话，叫“致人而不致于人”。李靖说，“千章万句，不出乎‘致人而不致于人’而已”（《唐太宗李卫公问对》卷中）。
这话很对，两面都适用，全看谁能调动谁。
十六、兵不厌诈
“兵不厌诈”是什么意思？我喜欢用一句话来概括，“没有规则就是惟一的规则”。比如京剧《空城计》，诸葛亮大开城门，司马懿不敢进，主要是他多疑，“诸葛一生惟谨慎”，怎么会大开城门？他犹豫再三，怕有伏兵，不敢进。但他万万没有料到，这次，诸葛亮是一反常态，故意反着来。空城计，计谋本身无好坏，全看对方是否中计，中计就是好计。
“诈”永远没有固定的内容。
“兵不厌诈”这个词，来源可能是韩非引用舅犯的话。原文是：
晋文公将与楚人战，召舅犯问之，曰：“吾将与楚人战，彼众我寡，为之奈何？”舅犯曰：“臣闻之，繁礼君子，不厌忠信；战阵之间，不厌诈伪。君其诈之而已矣。”文公辞舅犯，因召雍季而问之，曰：“我将与楚人战，彼众我寡，为之奈何？”雍季对曰：“焚林而田，偷取多兽，后必无兽；以诈遇民，偷取一时，后必无复。”文公曰：“善。”辞雍季，以舅犯之谋与楚人战以败之。归而行爵，先雍季而后舅犯。群臣曰：“城濮之事，舅犯谋也，夫用其言而后其身可乎？”文公曰：“此非君所知也。夫舅犯言，一时之权也；雍季言，万世之利也。”仲尼闻之，曰：“文公之霸也宜哉！既知一时之权，又知万世之利。”（《韩非子·难一》）
舅犯即狐偃，古书也作咎犯。此人是狐戎之人。狐戎，可能与令狐有关，《战国策·秦策五》称为“中山盗”，是活动于山西境内的许多戎人中的一支。戎人多诈，擅长流动战术。韩非师事荀卿，对“诈伪”的使用颇有限定，和《荀子·议兵》对“诈”的态度一样。但“战阵之间，不厌诈伪”，他否定不了。《老子》讲“以正治国，以奇用兵”，孙子说“兵者，诡道也”（《孙子·计》，“兵以诈立”（《孙子·九地》）。战国以来，兵家都很强调“诈”。
“兵不厌诈”在唐代的古书中就已出现。如：
（1）《史记·田单列传》“太史公曰：兵以正合，以奇胜。善之者”，索隐：“兵不厌诈，故云‘善之’。”
（2）《北齐书·高隆之传》：“世隆便欲还北，子如曰：“事贵应机，兵不厌诈，……”
此语，明清小说多见（如《三国演义》），现在是成语。
2005年1月21日写于北京蓝旗营寓所
注意：8页第十四条：
士力能毌弓。毌音guan，是贯字上面的部分，不是母字或毋字，大字库有。
短兵则刀鋋。鋋音chan，大字库有，不用造。
《花间一壶酒》 生怕客谈榆塞事避暑山庄和甘泉宫（1）
请让我做一次文化导游，带领你穿越历史时空，到两个地点看一下。
避暑山庄在河北承德，是清代的离宫。甘泉宫在陕西淳化，是汉代的离宫。两者的时间距离有1；800年，空间距离有900公里，它们之间有什么关系吗？没有。但它们却有可比之处，值得玩味和思索。
一、避暑山庄
避暑山庄建于1703－1792年，地点在河北承德，位置在盛京（沈阳）和北京之间。三点一线，它大约是中间那个点（离北京近，距盛京远）。这个位置值得注意。
为了理解的方便，我想打个比方。
中国古代都邑，多作点线分布。周人从今陕西扶风、岐山一带崛起，沿渭水东进，占领今咸阳、西安一带，再东出函谷关，占领夏地和其中心城市，今河南洛阳一带，形成三个都邑：岐周、宗周和成周。岐周和宗周（包括丰京和镐京）在关内，成周在关外。清人从东北入关，进入河北北部，从东北到西南，也有三个中心：盛京、承德和北京（图二○）。盛京是老巢，相当岐周，为第一站。承德是连接东北、蒙古的关节点，相当宗周，为第二站。北京是控制汉地和中国的中心，相当成周，为第三站。盛京是留都（原来就叫承德），承德是陪都（等于第二个盛京），北京是首都。北京在长城以内，承德和盛京在长城以外。
一般印象，骑马控弦的游牧民族，他们都是逐水草而居，辗转迁徙，居无定所，像鸟儿一样，海阔天空，自由飞翔。但实际上，他们是候鸟，随季节而迁徙，迁徙有固定路线。游牧人，夏天多在北方或山北的某个草场放牧，冬天则在南方或山南的某个牧场放牧，牧场分夏牧场和冬窝子，彼此之间，也各有分地。匈奴、鲜卑、突厥、蒙古莫不如此。满清皇帝（主要是康熙、雍正、乾隆时期），冬春住北京，夏秋住承德，往来长城内外，也是保持这样的习惯。欧洲和俄国的王宫，也往往如此。
避暑山庄，即热河行宫，是满清皇帝的夏宫。这个地方，我向往已久，但一直没去，前些年，借便开会，才第一次踏上它的土地。
这里讲一下我的印象。
第一，以前有位外国朋友跟我说，出北京，往北走，去承德的路上，一路非常漂亮，美得让你喘不过气来。但我的感觉，是司空见惯，没什么特别之处。彼此的眼光不一样。出古北口，回望长城，我会想起斯当东在《英使谒见乾隆皇帝纪实》（叶笃义中译本，商务印书馆，1965年）中的描写。两百年前，马戛尔尼率领的英国使团前往承德拜谒乾隆皇帝，也是从这里经过。对比于他们境内残存的罗马时期的长城（哈德良长城），他们对这个伟大建筑非常景仰，也非常好奇，曾登临眺望，进行实地测量。书中写到，“自从大一统局面形成之后，长城已大大减少了过去的重要性。随着长城作用的缩减，中国人对它的兴趣也跟着消失。初次来到中国看到这个伟大建筑的使节团员们对之赞叹备至，但陪送前来的中国官员似乎对它不予以任何注意”。长城，秦、汉以下，都是为了拒胡。满、蒙是被拒对象，和汉族的想法当然不同。中国的长城虽有预警和阻延的效用，但不可能把入侵者彻底挡在墙外（罗马长城也一样）。现在的长城是明代的长城，修得再好，等于马其诺防线。满人入关，失去意义，弃之山上，成为古迹，年深月久，凋零败落，是必然结果。
第二，避暑山庄的修建是和木兰围场有关。木兰围场在承德以北150公里，占地10；400平方公里，现在叫围场县。它的位置，正好在漠南蒙古的南缘，盛京的西侧，北京的东北方向，是满、蒙、汉三族相邻的一块三角地，汉族曾以“鞑虏”混称满、蒙，英人称之为“鞑靼之地”。满清皇帝在此会蒙古王公，聚满、蒙八旗进行秋狝，有强烈的象征意义。秋狝是围猎，同时是军事演习。中国古代校阅士卒，也是借围猎行之。春猎叫蒐，夏猎叫苗，秋猎叫狝，冬猎叫狩，四季各有专名（《尔雅·释天》）。但汉族是农业民族，古人有“三时务农而一时讲武”的说法（《国语·周语上》），围猎主要在冬天。满清皇帝不同，夏天避暑，秋天打猎。围猎主要是猎鹿。“木兰”是满语，本身是鹿哨的意思。时间则选在秋高气爽、鸟兽肥壮的时节，套用汉语的说法，当然就是“秋狝”。贵族喜欢打猎，各国都如此。满、蒙也有此好。但满清皇帝在此行猎，还有特殊的政治意义。一是告诫满族子弟，不要忘本，要居安思危，保持尚武之风，发扬“国语（满语）骑射”的满族传统，二是抚绥蒙古各部，受其朝觐，固其盟好。康熙设木兰围场，本来是住滦平（喀喇河屯），后来才建热河行宫。他从北京出发，去木兰围场，一路有20多个行宫，承德最重要，康熙、雍正、乾隆，每年夏五月到秋九月在此避暑、秋狝，一住就是小半年。其地位实相当于陪都。但盛世转衰，嘉庆以下的皇帝，不遵祖制，来得越来越少。当地满、蒙、汉三族杂居，经过300年融合，很难分辨。我和当地满族人交谈，口音酷似北京话，但仔细听，还是有一点东北味道。当地厨子擅长做满汉全席。人之口味，各随父母，但好吃的东西，没人拒绝。满汉全席，主要是鲁菜加东北、内蒙口味，本身就是民族融合的象征。
第三，避暑山庄，山庄本身，让人想起法国的凡尔赛宫。作为皇家园林，和圆明园、颐和园一样，湖光山色，非常美丽。但我印象最深，是它的门。山庄正门叫丽正门，这个名字是取自元大都的正门。有清一代，是以“外来之君入承大统”，作为征服王朝，宁可认同蒙古人建立的元朝，对汉族复明极为敏感。他们说汉族偏见太深，对元朝的评价极不公允，“历代以来，如有元之混一区宇，有国百年，幅员极广。其政治规模，颇多美德，而后世称述者寥寥。其时之名臣学士，著作颂扬，纪当时之休美者，载在史册，亦复灿然具备。而后人则故为贬词，概谓无人物之可纪，无事功之足录。此特怀挟私心，识见卑鄙之人，不欲归美于外来之君，欲贬抑淹没之耳”（《大义觉迷录》）。这里是满、蒙联络感情的地方，宫门名称就是体现。又丽正门后是午朝门。午朝门上，乾隆题的匾，是用汉、满、蒙、藏、维五种字体书写（图二一）。清朝五族杂居，当时有《五体清文鉴》。清代图书，很多是满汉合璧或蒙汉合璧（法国汉学，最初也是满汉兼授）。很多匾额、碑刻、玺印也是数体并行，就像现在各国的国际机场，也是用多种文字写成。过去主要是英、法、德、俄、日五体，现在偶尔还有中、韩二体。清朝的五族，汉族是地位不高文化高，书匾以汉字为主，作通行文字，满、蒙次之，藏、维又次之。这种习惯，现在还有保留，如我们花的人民币，凡纸币，上面都印有汉（汉字和汉语拼音）、蒙、藏、维、壮五种字体（图二二），去满而加壮。五体并用，也是民族融合的象征。
《花间一壶酒》 生怕客谈榆塞事避暑山庄和甘泉宫（2）
第四，避暑山庄外，有12座寺庙环绕，四座住喇嘛，四座不住。前者即“外八庙”（图二三）。外八庙的“外”是对北京而言，指其建于塞外。它们从理藩院支银，在北京有办事处。理藩院是当时的民族事务委员会和宗教事务管理局。外八庙是康、雍、乾时期中国边疆政策的象征。溥仁、溥善二寺，是康熙为蒙古各部前来祝寿（六十大寿）而建，为汉式。其他六座，都是乾隆所建。普宁寺，是乾隆为庆祝平定准噶尔部（卫拉特蒙古之一），宴请卫拉特蒙古（西蒙古，即明瓦喇）各部的首领而建，是照西藏三摩耶庙（桑鸢寺）的样式；普祐寺，是蒙古喇嘛的经学院。安远庙，也是乾隆为庆祝平定准噶尔部而建，则仿新疆伊犁的固尔扎寺。普乐寺，是为庆祝杜尔伯特部（亦卫拉特蒙古之一）、左右哈萨克和东西布鲁特归附而建。这四座是藏汉混合式。普陀宗乘之庙（也叫小布达拉宫），是乾隆为四方藩属前来祝寿（他自己的六十大寿和他母亲的八十大寿）和庆祝土尔扈特部（亦卫拉特蒙古之一）东归而建，则仿西藏拉萨的布达拉宫；须弥福寿之庙，是为六世班禅前来祝寿（七十大寿）而建，则仿西藏日喀则的扎什伦布寺（班禅在后藏所居）。这两座是藏式。普宁等六庙，都是喇嘛庙。历史上，汉族与北方民族为邻，苦其侵扰，从秦始皇到明太祖，一直都是“高筑墙”。满族以外族入主中原，角色相反，是靠“广修庙”。清代怀柔远人，主要用喇嘛教（黄教），而不是他们原来信奉的萨满教。满、蒙、藏三族可以一教统之。汉地有佛教，也可相通。只有维、哈等族，因为信仰不同，不适用，但毕竟掌握了宗教上的多数。
清朝不仅在此接见藩臣，也接见外国使节。如1793年，马戛尔尼率领的英国使团，就是在避暑山庄万树园的黄幄大帐谒见乾隆皇帝。中国古代的“藩”，既是边疆也是外国，两者的概念常有混淆。在乾隆皇帝眼里，英国和蒙、藏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