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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12-花间一壶酒!-第2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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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九九五年八月一日写于美国西雅图


《花间一壶酒》 且教儿诵花间集文人相倾

    在一般人的心目中,“文人”(即知识分子的旧称)本是知书达礼识大体的角色,但实际上它也是一种排外意识很强的集体或个人。    
    “文人相轻”,互相看不起,白眼一翻,嗤之以鼻,倒也罢了。但更进一层,则还有“文人相倾”,不但“党同伐异”,有时就连“同”也要“伐”,而且更其要“伐”。手段毒辣起来,并不一定比奸商政客差。比如文革中,知识分子挨整,被人整得死去活来,直接打他骂他羞辱他的人是谁?很多正是同类(学生害老师、同学害同学、同事害同事)。所以我是不大愿意以“知识分子”自居,让他们来代表我或我来代表他们(在我们国家,常有不经别人同意,张口就代表某大组织或多少万人民的发言习惯)。哪个是“脊梁”,哪个是混蛋,全得另着说。    
    知识分子排他,首先是以集团。正像同业有行会,流氓有黑邦,知识分子也有许多同气相求的圈子。比如“清浊”、“雅俗”之分便是两种较大的圈子,文人为了对付来自圈外的威胁和取得圈内的认可,“清”有时还不是十分必要,①(古之“清浊”是以对统治者的态度而分,有时虽然也可以是一种时髦(“东林伯仲,俺青楼皆知敬重”),但圈子总是比较小。它往往只限于接近上层和热衷政治的少数士人,并不是整个读书人的圈子。)但“雅”则一定不可少。例如我们有各种从国外翻过来,港台传过来和古书查出来的“黑话”,可作识别标志(或防伪标志),一对暗号,则友敌自分,这就是“雅”。前一阵儿,商业文化和“痞子文学”抢了我们的地盘,他们对知识分子不理不睬,而知识分子对他们则不依不饶,非要“绝地大反攻”,谋东山再起,“嫉俗”嫉到毫无“雅量”,即使宽容者各打五十大板,临了也不忘不了抢白一句,曰“阶级仇,民族恨”(没上过大学,没出过国),照样蔑视其“出身”,那原因也在于“难伸雅怀”。再比如为了对付早晚要爬上来的年轻人,职称头衔也是一种圈子。评上了是“罪有应得”,评不上是“死有余辜”。教授上面有博导,博导上面有学术委员,学术委员上面有院士,以及各种会长、理事。山外有山,天外有天,一张名片递上来(正反两面都印不下),也是贵贱立明。②(现在时兴讲“与国际接轨”,但“博导”一职乃国际所无。)特别是近来我们还有许多钦点或自封的“大师”或“学术带头人”(又名“跨世纪人才”),“老有所养”(“论资排辈”评自己或自己的朋友),“幼有所归”(“破格提拔”评自己的学生或朋友的学生),爵衔后面密布着师生、同学和校系出身的网络。虽然从道理上讲,学者也有按学术观点不同划分的各种“流”与“派”,但它们不是太少,就是淹没于朋党宗派,有时难以分辨。    
    在“文人相轻”或“文人相倾”这件事上,知识分子排他,可以从大圈子到小圈子,一层层排下去,直到个人(所谓“一条板凳坐不下两个先生)。这对了解“轻”与“倾”的实质很重要。孔子曰:“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当仁,不让于师”。西哲亦云:“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知识分子唯真理是从,不苟合于世,虽“千夫所指”也敢“横眉冷对”,这本来是他们最可宝贵的地方。    
    但这种“特立独行”也有它很可怕的地方:如果“真理占有者”认死理,一直认到“唯我独尊”、“舍我其谁”,绝不能与他人分享认知上的自由(谬误千百种,真理只一个,二者岂能共容?),一定要义不容辞地挽救他人于“荒谬”之中,则其专制和侵略性可以超过任何暴君和战争狂。因为政治家还懂得权力平衡,商人也懂得利益均沾,而知识分子却很难在真理的问题上让利分权,实行民主集中,或损有余而补不足。这往往是他们从“独立”走向“孤立”,“一字之差”可以“谬以千里”的深刻原因。    
    知识分子当然不是孤立的,他们和其他人一样也是生活于人群之中。一般地说,他们的“自由”或“不自由”,总要受到三种人的限制;一是他们之上的统治者,二是圈子内的同行,三是他们之下的读者或听众。比如战国时代,大家都说这是中国思想文化空前活跃的一段,当时有诸子蜂议、百家争鸣,一切很自由。春秋末到战国初,礼崩乐坏,大家可以“乱说”,主要是第一种限制被放松。但那个时期,儒、墨、道相互低非,还只限于打嘴仗, 因此“自由”的含义只是随你怎么讲,“说说而已’。这是“文人相轻”的阶段。但到了战国中晚期,知识分子不只是“乱说”,还要“乱动”,当然广告竞争式的“自由”也就式微。这时,人们会感到“自由”的限制主要是来自同行,特别是自己的老同学。孙膜与庞涓同师鬼谷,庞涓恐膑贤于己,非把孙膑的膝盖挖掉不行;韩非与李斯俱事荀卿,李斯嫉非重于秦,也一定要把韩非害死于狱中。在“位子”和实行主张的“大是大非”问题上,老同学对老同学不但不必客气,还往往会直接向君王建议:为国家安全计,莫如把他干掉(以免被敌国利用)。这是“文人相倾”的阶段。    
    文人受其读者和听众的限制,一般地说在古代不是大问题。因为比如在上面所说的时代,知识分子鼓如贫之舌,他要打动的只是个把“人主”;就是传播主张,也仅限于同一师门,手抄本已足以对付。大众不懂也不关心他们的高谈阔论。这类事在现代成为大问题,原因主要是有各种大众文化和大众传媒。文人在学术的圈子里还可以借学术训练和文凭为壁垒,但在通俗音乐、影视娱乐方面好像还没有什么好法子。北大中文系虽然有个作家班,可以给作家发义凭,但它毕竟不是工商局。“痞子”的“无照经营”谁也管不了。    
    在“执照”的问题上,我们中国有一大发明,那就是科举制和八股文。这样的制度,在西方看来是很有“现代”意味的创设——尽管它的考核内容是另一回事。古代的知识分子曾以此为进身之阶,功名利禄所在,士人趋之若鹜,除了抽疯,几乎没人敢怀疑它。况且它所包含的理性设计就是今天也还管用,砸不烂,捣不毁,绝不是“张铁生罢考”所能替代。然而正是因为如此,我才觉得《儒林外史》特别可贵。吴敬梓以科场蹭蹬,屡试不第,起而抨击科举制,“机锋所向,尤在士林”,不但会被圈中人视为“叛逆”,还会招来“酸葡萄”之讥(其实吃到葡萄的人才不会说葡萄是酸的)。但他不在乎这些,反而以亲身体验为我们描画出,在这个堂皇的“儒林”之中,作为制度的“效益成本”,有很多人不得不被牺牲,他们明明已被推搡到圈子的边缘或干脆排挤出圈子之外,却还要挣扎着爬回圈子之中的可笑与可悲。他的这种“知其不可而为之”的精神,在我看来,意义都不只限于“反封建”,还很有“后现代”(套用时下的时髦术语)的意味。    
    吴敬梓笔下的“可怜虫”,按很多朋友的说法,搁到现在简直算不了什么,就是其中最无行者,与今相比都反见其忠厚。所以当人们言必称“我们知识分子”,靠人多壮胆时,我心里想:    
    “儒”这个“林”大了,什么鸟没有?    
    一九九五年八月二日写于美国西雅图


《花间一壶酒》 且教儿诵花间集说校园政治(1)

    当年贾谊上《治安策》,开头有一段话,说“臣窃惟事势,可为痛哭者一,可为流涕者二,可为长太息者六。若其他背理而伤道者,难遍以疏举”。现在呆在校园里,我们也有这样的感受。为国家计,也为知识分子计,我以为目前的高校,有许多弊政亟待革除,即使不能根治,也应把矛盾缩小在合理的范围内,否则不利于安定团结,也不利于稳定人心。    
    这些问题,不能一概而论。它们当中,有些是由于历史的原因和过渡的性质而造成,实出无奈,但也有些是人为造成,则属火上浇油。比如工资统配、职称统配,这些都是早已有之,是体现计划经济特点的东西,带有大锅饭和铁饭碗的性质,就还没有医治的良方。铁饭碗,国外也有,比如美国大学的“终身职”(tenure),就是吃教书这碗饭人的梦寐以求,只有把它拿到手,屁股才坐得稳。我们这儿穷归穷,但位子多,一水儿都是“终身职”,课程满打满算没多少,剩下一大堆时间可以搞科研(当然也可以让某些人睡大觉或干其他什么事儿),我跟外国的同行吹,他们甭提多羡慕。这样的铁饭碗,我看还是有好处,或者至少在眼下有好处。它是保障知识分子生存,防止他们被商海淹死的“救生圈”。说穿了,是一种保险制度。    
    大锅饭吃着,铁饭碗端着,有些事,咱们就得忍着。比如“职称”,明明就是个“猪肉票”,怎么匀也匀不过来,怎么评也评不合理。“二级评审,系为基础”,多少人的命攥在几十个评委手中,他们是如今的“文章司命”。这些人要是老板,雇谁开谁,大家没脾气,但非得挂上个“评”字,问题就多了。一堆不同学科搁一块,萝卜白菜怎么比?论资破格,双轨并行,往往导致某些人用前者评自己或自己的朋友,用后者评自己的学生或自己朋友的学生,造成“托孤寄后”(而且往往是“祖孙相继”),关系学的影响太大。量化管理,靠刊物分级,靠引用率,靠表格,靠打分,靠统计,表面上很科学,实际是为了堵别人的嘴,叫你有火没处撒。有人“五项全能”,科研立项、教学量、获奖、著作、社会工作,样样行,只因没有“大树”(强硬的导师),照样淘汰出局。本来就“僧多粥少”,还一个劲搞“二桃杀三士”(图三三),弄得一帮知识分子比范进还范进,老脸一抹,什么都不顾。弄虚作假把自己吹得天花乱坠者有之,投书诬告他人者有之,提点心匣子到评委家走动苦苦哀求乃至下跪大哭者有之,甚至赌气轻生搁一摞书在路边扬言到轮下讨公道者也有之。汰优存劣,以中国之大,也许只是局部,但埋没人才绝不是少数。比如我的同行,考古学家卢连城,古文字学家何琳仪,他们都比我年长,在同辈中成绩很突出,无论横比竖比,论年资,论水平,我都看不出有什么道理,非把他们压在下边。当年,1948年,中央研究院评第一届院士,有些人,如李济先生,对郭沫若看法很坏,但讲学问,还是承认郭的贡献,照样推选郭先生当院士,虽然郭先生自己不接受。我们的评委怎么就这么没气量也没眼光?对评职称一事,现在大家都习惯于拿“看开”二字安慰别人或自我解嘲。我不相信,这样的事,拿眼睛“看”就能“看开”,也不认为“骂”就能解决问题。因为骂归骂,套摆在那里,谁都得往里钻,只要钻进去就不骂了。但自己的看法也未见其高明,还是两字:没辙。    
    给现在不合理的制度“火上浇油”,突出问题有三个,我看,这才值得请名医会诊,下良方猛药狠治一下。    
    这三个问题,头号问题是“工程热”。知识分子搞科研,有人送钱,甭管国家的钱,死人的钱,外边的钱,谁说不是好事。问题不在钱。钱是“好东西”,但一跟权力挂钩,成为控制财力、人力,定人生死祸福,当“学术寡头”的东西,就是一种腐蚀剂。再清高的人也趋之若骛,“人文精神”全都掉钱眼里去了。本来文科和理科不同,不一定非得强调集体协作,非得拿“修四库”当学科建设,好像只有资料长编式的大丛书(可配合图书市场)才算成果。在这个领域中,恐怕更应提倡的还是独立研究、创造性的研究,当教授的和当学生的都要有这种精神。可是有些人不是这样,越是年纪一大把,劲头不够使,还越是热衷“修长城”,非巧立名目,弄一大把钱,拖一大批人,搞“大兵团会战”,不但造成金钱浪费,也造成人才浪费。“跨”上一个“世纪”,这一堆人就埋在“长城”底下了。现在,大家一窝蜂地上大项目(有些项目可以高达上千万),效益如何,值得怀疑。据说全国结项,大部分都完不成。这要搁在经济领域,至少也是渎职罪。大量资产流失且不说,还影响安定团结。我的一位参加项目设计的朋友讲,现在是花国家的钱不干事,评这评那,样样占先;不拿钱照样出成果,反倒吃亏倒霉,样样没份。特别是有些人简直贪得无厌,旧项目啃两口丢一边,又冲新项目去了,自己报不成,就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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