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慢慢地，我才一点一点弄清楚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哈尔德由于反对希特勒强攻斯大林格勒这一愚蠢行为，结果终于在九月份被一脚踢开。这样，我们失去了我们中间最后一位头脑稳健清醒的人物，几年以来惟一敢与希特勒顶撞的高级参谋军官。
至于那个只知一味顺从的约德尔，元首曾经派他飞往高加索集团军，督促李斯特将军不惜一切代价继续前进。但是约德尔回来之后，有生以来第一次对希特勒说了实话：不改善后勤补给，李斯特无法前进。希特勒已是一触即发；约德尔这次竟也出乎意料，按捺不住地顶撞起他的主子，历数了希特勒导致目前困境的种种错误命令。两人最后像两个洗衣妇似的相互大声斥责起来，自那以后，约德尔就没再在这位伟大人物的面前出现。
过了几天以后，我才接到通知，出席一次情况汇报会。我已作好充分准备，即使丢掉脑袋，也要把隆美尔补给上的困难如实汇报。不知因为什么原因，希特勒没听我发言。但是，我永远也不会忘记他在我走进房间时盯着我看的那副神情。他面色灰白，两眼发红，脑袋缩在两肩之中，身体颓然瘫在椅子里，一只手握着另一只手，抖个不停。他双眼凝视着我，要看出来我带回的消息是凶是吉，竭力要找到一丝乐观情绪，一线希望。他所看到的却只能使他扫兴。他露出牙齿，凶狠地瞪我一眼，立即掉过脸去。我眼前的这个人酷似一头困兽。我发现，在他内心深处，他完全知道是他打乱了蓝色方案，断送了德国最后一次机会，因而输
掉了这场战争；同时他也非常清楚，刽子手正手持绞索，从地球各个角落一步一步向他逼近。
但是他不会承认错误，他天性如此。在那以后的几个漫长难熬的星期里，一直到第六军投降，甚至直到一九四五年他于绝望中自杀，我们听到的全是我们的这些将军如何辜负了他，包括如何在沃罗涅日贻误战机而导致了斯大林格勒的陷落，李斯特如何颟顸无能，隆美尔如何由于胆小怯战而指挥无方等等，等等。甚至在包围斯大林格勒的部队被打得七零八落、纷纷投降的时候，他所能想到的也不过是晋升保罗斯为陆军元帅；而当保罗斯非但没杀身成仁、反而选择了投降之时，他便怒不可遏，大发雷霆。九万精锐被俘，二十余万精锐因他葬送，所有这一切，对于这个人来说都是无关紧要的。保罗斯竟然没开枪打穿自己的脑壳，对于他的荣升表示应有的感激，这使希特勒大失所望。
（摘自《世界大屠杀》）
第五部 帕格与帕米拉第五十七章（5）
事后分析
希特勒始终不准第六军利用它的惟一机会，向西面杀出一条生路；被围之初，它本可以依靠自己的力量突围而出，十二月间，曼施坦因所率新建顿河集团军在冰天雪地中力战驰援，两军相距仅三十五英里，眼看就可会师，但是希特勒就是不准保罗斯突出重围。直到保罗斯投降为止，司令部里一直回响着他那刺耳的咆哮：“我决不离开伏尔加河！”
他开口闭口“斯大林格勒要塞”，但是事实上哪有什么“要塞”，只不过是一支陷入包围之中并且不断减少的部队罢了。十月下旬，他在一次全国广播演说中吹嘘：他事实上已经攻克斯大林格勒，因为“他不想再有一个凡尔登”，所以正“从容不迫地逐步扑灭零星的抵抗”，他不在乎时间的早晚。这样，他就在公众面前完全切断了自己的退路，也决定了第六军束手待毙的命运。
有些军事分析家把这场灾难归罪于戈林。戈林曾经许下诺言，每天要向被围的第六军提供七百吨补给，但是德国空军虽然尽了最大努力，都从未超过每天两百吨的数量。而戈林则将此归咎于天气不好。当然，戈林这样保证只不过是按着他主子定的调门跳舞罢了。他们是老搭档。他知道希特勒要这么说，他就这么说了。大批德国空军驾驶员因此就非要去送死不可。
希特勒从未因此责备戈林。他要留在伏尔加河，一直等到悲剧降临，而戈林的骗不了人的瞎话在这一点上给他帮了忙。
约德尔在纽伦堡法庭作证说，早在十一月，希特勒就曾私下向他承认，第六军已经完蛋，但是为了掩护高加索集团军撤退，必须将它牺牲。简直是荒唐透顶！从斯大林格勒突围撤退，那才合乎正常情理。但是，擅长鼓动术的希特勒感到，一支大军的全军覆没，这么一场令人痛彻心肺的悲剧，能使人民团结在自己的周围，而撤退则会拆穿他的牛皮，使他丢脸，有损他的威望。出于这样一种考虑，他白白断送了一支能征善战的精锐打击部队，这个损失是永远无法弥补的。
罗斯福的胜利
就在这个时候，弗兰克林•；罗斯福于当年一月举行的卡萨布兰卡会议期间宣布了“无条件投降”这个口号；无论从哪方面说，这个口号都是绝妙的一招。对于这个口号持批评态度的人——包括八面威风的艾森豪威尔将军在内——都没参悟罗斯福这一声霹雳会收到的效果；他不失其诡计多端的本色，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不动声色地脱口而出，就把这个口号传扬开了。
第一，他使全世界，首先是德国人民，醒悟到一个基本事实：我们正在输掉这场战争。这几个字简简单单，但清清楚楚地表明了一场全球的滑铁卢的大转折已经发生。这件事情本身就是宣传上的一次惊人胜利。
第二，他公开向斯大林发出信号，保证英美两国决不会在西方谈判媾和。当然，斯大林依然满腹狐疑，不过这已是罗斯福所能对他作出的最最响亮有力的保证。
第三，他向土耳其和西班牙这些动摇观望的国家，向欧洲被占领的各国人民，向一直顺风使舵的阿拉伯人作出了保证，在俄国战局改观之后，西方各国不会放松努力，不会允许布尔什维主义横行欧洲大陆和中东。
第四，在这初次对我们取得胜利的时刻，为他自己那个娇生惯养、没有骨头的民族提供了一个简单明确的战争目标。一方面迎合了他们的天真烂漫的心理，同时也对指望战争立即结束或者妥协媾和的种种念头泼了一盆冷水。
有人提出异议，认为这个口号坚定了德国人民在希特勒领导下抵抗到底的决心，认为罗斯福本应越过希特勒，直接呼吁德国人民和德国军队推翻纳粹政权，签订体面的和约才对。这些意见只能表明他们对于第三帝国的实际情况的愚昧无知。
希特勒已经称心如意地彻底改造了德国，这个政权之下的各种结构，包括军队在内，都是群龙无首，一切权力都集中在他一个人身上。根本就不存在可以推翻纳粹的人。根本就不存在可以呼吁的对象。我们国家的命运已经和这个人紧紧联结在一起。自从取得政权以来，他的一切行动都是为了这样一个目的，他也达到了这个目的。
他就是德国。武装部队已经以他们神圣的荣誉向他宣誓效忠。一九四四年七月以失败而告终的那个暗杀企图既无头脑，又失信义。我没参与其事，而且我也从未后海做出这样的决定。一方面命令士兵为某个领袖战死疆场，然后又去谋杀这同一个领袖（不论他是多么有失众望），这是对原则的背叛，这个道理对我是显而易见的，对于其他所有将领也应该是显而易见的。
每逢司令部里发生什么令人难受的事情，我曾不止一次想过，如果我们之中有谁要开枪打死希特勒，那是一件相当容易的事。但是他知道自己可以依靠德国人性格中的两根支柱：荣誉和义务。
德国人民处在可悲的历史陷阱之中，命中注定还得苦战两年半的时间，而其目的不过是为了保住那个已把他们引向毁灭的国家元首的性命。我们终于认识到了实行元首制的这个致命错误，不过为时已晚。一个君主可以要求停战，并在战败的情况下维护他的国家的荣誉和稳定，例如日本的天皇就是这样。但是一个战败的独裁者，却只能是一个四面楚歌的窃国大盗，他不得不像莎士比亚笔下的麦克白一样奋战到底，直到越来越深的血泊淹没了他。
希特勒无法下台；所有的纳粹党人都无法下台。他们对犹太人的秘密屠杀排除了这个可能性。“无条件投降”不会对他们造成任何区别，也不会对德国人民造成任何区别。现在，除了“神的没落” 之外，没有任何东西能够把希特勒和德国人民拆开，或者结束这场战争。
英译者按：冯•；隆将军叙述了斯大林格勒战役之后，又概述了高加索集团军的战斗经过及其结局，他把这篇文章题作《A集团军的可歌可泣的大撤退》。这是《世界大屠杀》一书中最长的一篇。我相信，美国读者不会像冯·隆将军的德国读者那样对该文感到兴趣。事实上，保罗斯的军队在斯大林格勒投降之后，高加索集团军的退路便被切断。为了摆脱困境，希特勒经过一番犹豫之后，委派非常精明干练的冯·曼施坦因去指挥所有那些出师不利的部队之中最受威胁的北翼部队。曼施坦因在最恶劣的严冬条件下，出色地施展了灵活机动的战术，终于完成了任务。另一位将军，克莱施特，则带领南翼部队撤退到黑海上的桥头堡。最后，高加索集团军终于有条不紊地突出了包围圈，并在撤退过程中多次重创红军。于是，德国人发现他们自己差不多重又回到了蓝色方案所规定的起跑线。这是一场劳民伤财的大规模军事演习，功劳应该归于德国的最高“直觉”天才，这位天才下令发动了这场演习，然后又把它搅得一团糟。在德国军队之中，这场军事行动获得了一个普遍流传的伤心的雅名：“周游高加索的旅行”。
我曾有机会见到希特勒，所以知道他有时候说话会多么娓娓动听，甚至非常和蔼可亲，
就和一伙匪徒的首领一样；他完全具有一个江洋大盗的魄力和狡诈。在我的著作里面这不是大人物的品格。希特勒的早期“胜利”，只不过是一个死心塌地的恶棍出人不意地抢掠得手、一变而为国家元首，然后便利用一个伟大民族的全部威力去支持他的恣意妄为。
为什么德国人民会效忠于他，这仍然是个历史之谜。他们知道他要达到的目标是什么。他早就在他那本《我的奋斗》里说得清清楚楚。他和他的那些国家社会主义同伙从一开始就是一群一眼可以看穿的非常危险的暴徒，但是广大的德国人却崇拜和信仰这批恶魔，直到无情的斯大林格勒之战，才使他们如梦初醒，有些人甚至还要再过许久之后。
第五部 帕格与帕米拉第五十八章（1）
一个犹太人的旅程
（摘自埃伦•；杰斯特罗的手稿）
一九四三年二月二十日
巴登—巴登
……我永远也不会忘记火车通过打开的栅栏门的那一刹那，一面巨大的红色卐字旗在栅栏门上飘拂，用德文写的指示牌开始出现在铁轨两侧。我们当时正坐在餐车里，吃的午餐是咸鱼和烂土豆。我们周围的美国人，他们的面部表情个个都值得上画。我简直不忍心看一看我的侄女。后来她曾对我说过，她当时真是吓破了胆，简直没有注意到我们是什么时候越过国界的。就是现在，她也还是这么说的。当时我所看见的她脸上的恐怖，就像是个被尼亚加拉瀑布冲走的人。
对我来说，倒还没有这么一种如坠悬崖的感觉。我对希特勒上台之前的德国怀有相当美好的回忆；举行一九三六年的奥林匹克运动会的时候，我因为要给一家杂志写篇文章，曾去德国逗留了几天，那时节举目所见，已是卐字旗到处飘扬，我除了觉得内心不安外，并没碰到更大的问题。我认识几个犹太人，他们是为商业买卖去德国旅行的；还有少数厚颜无耻之
徒，则是专为寻花问柳而去的。他们也都不会碰上多大危险。德国人总是按轨道办事；这既是他们的美德，同时也是他们可怕的地方。去旅行的犹太人既是在旅游的轨道上，犹如我是在新闻采访的轨道上一样，所以也就安全无恙。我现在就是把希望寄托在条顿民族的这一特性上。有关德国人如何残暴的那些最可怕的传闻，即使确有其事，我们现在也是处在外交轨道上。我难以想象反犹主义竟会跳出它的轨道，来伤害我们这条轨道上的人，特别是，如今正在讨价还价，要拿我们去和德国间谍交换，很可能以一比五，或是一比四的比例去交换。
尽管如此，在我们刚到的头几天，我还是没太太平平地喘过一口气。娜塔丽连续一个星期不吃也不睡。她把儿子抱在膝上，眼里闪烁着一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