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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姨写了好多首歌和诗之间的东西，都放著不发表，到了晚上就在电话里念给
我听，叫我做试验品，每次都问懂不懂？懂不懂？如果我懂了，她就不改字，如果
不懂，她就改成浅的字。我是阿姨密藏文章的听众。她也有调子唱给我听。
我从来没有厌过阿姨的语言，她好像那个《一千零一夜》里面讲故事的女人，
阿姨的话是讲不完的。
我们家的人，都少看阿姨的书，因为她讲话比写书又生动太多了。听她就够了
。
三毛一位认真的玩童（十九岁）黄齐蕙我该怎样来形容她我的阿姨三
毛呢？一位认真的玩童“游戏人生”是她心中的彩虹。
她，流浪了半个地球，不是为了要寻求刺激或逃避些什么，而是啊！而是为了
一个游戏。
她，只因这“迷人”的游戏，太丰富、太有趣了！值得这一位认真的玩童终其
一生都陶醉其中，没有半点后悔，不悔！
她，不太喜欢吃饭，却喜爱做菜，切切炒炒，哗啦一下，就“变”出一盘又香
又美的菜啦！这，也是玩童拿手的“游戏”之一。这个游戏她又不玩了。
这玩童也是不舍得太早上床睡觉的，写写、画画、想想在夜里，多惬意。
敢情这玩童还是夜猫子呢！
她，去了撒哈拉，不是闲著无聊，想去沙漠“观浴”，或在那大漠沙沙之地白
手起家，但却是为著要玩它一局“永恒的夏娃”就在这样的执著中，竟也认真地
“玩”出好多真实又美丽的故事。
我该如何，如何称这位玩童呢？“游戏”是她心中的彩虹，永远在雨后的天空
里美丽。
童 年
胆 小 鬼
这件事情，说起来是十分平淡的。也问过好几个朋友，问他们有没有同样的经
验，多半答说迅的，而结果却都相当辉煌，大半没有捱打也没有被责备。
我要说的是偷钱。
当然，不敢在家外面做这样的事情，大半是翻父母的皮包或口袋，拿了一张钞
票。
朋友们在少年的时候，偷了钱大半请班上同学吃东西，快快花光，回去再受罚
。只有一个朋友，偷了钱，由台南坐火车独自一人在台北流浪了两天，钱用光了，
也就回家。据我的观察，最后那个远走高飞的小朋友是受罚最轻的一个，他的父母
在发现人财两失的时候，著急的是人，人回来了，好好看待失而复得的儿子，结果
就舍不得打了。
小孩子偷钱，大半父母都会反省自己，是不是平日不给零用钱才引得孩子们出
手偷，当然这是比较明理的一派父母。
我的父母也明理，却忘了我也需要钱，即使做小孩子，在家不愁衣食，走起路
来仍期望有几个铜板在口袋里响的。
那一年，已经小学三年级了，并没有碰过钱，除了过年的时候那包压岁钱之外
，而压岁钱也不是给花的，是给放在枕头底下给压著睡觉过年的，过完了年，便乖
乖的交回给父母，将数目记在一个本子上。大人说，要存起来，做孩子的教育费。
并不是每一个孩子都期待受教育的，例如我大弟便不，他也不肯将压岁钱缴还给父
母。他总是在过年的那三天里跟邻居的孩子去赌扑克牌，赌赢了下半年总有钱花，
小小年纪，将自己的钱支配得当当心心，而且丰满。
在我们的童年里，小学生流行的是收集橡皮筋和红楼梦人物画片，还有玻璃纸
包彩色糖果用的那种。
这些东西，在学校外面沿途回家的杂货铺里都有得卖，也可以换。所谓换，就
是拿一本用过的练习簿交给老板娘，可以换一颗彩色的糖。吃掉糖，将包糖的纸洗
洗干净，夹在书里，等夹成一大叠了，又可以跟小朋友去换画片或者几根橡皮筋。
也因为这个缘故，回家来写功课的时候总特别热心，恨不能将那本练习簿快快用光
，好去换糖纸，万一写错了，老师罚著重写，那么心情也不会不好，反而十分欢喜
。
在同学里，我的那根橡皮筋绳子拉得最长，下课用来跳橡皮筋时也最神气。而
我的母亲总弄不懂为什么我的练习簿那么快就会用完，还怪老师功课出得太多，弄
得小孩子回家来不停的写了又写。
也就在那么一个星期天，走进母亲的睡房，看见五斗柜上躺著一按红票子
五块钱。
当年一个小学老师的薪水大约是一百二十块台币一个月，五块钱的价值大约现
在的五百块那么多了，也等于许多许多条彩色的橡皮筋，许多许多红楼梦里小姐丫
头们的画片，等于可以贴一个大玻璃窗的糖纸，等于不必再苦写练习簿，等于一个
孩子全部的心怀意念和快乐。
对著那张静静躺著的红票子，我的呼吸开始急促起来，两手握得紧紧的，眼光
离不开它。
当我再有知觉的时候，已经站在花园的桂花树下，摸摸口袋，那张票子随著出
来了，在口袋里。
没敢回房间吩，没敢去买东西，没敢跟任何人讲话，悄悄的蹲在院子里玩泥巴
。母亲喊吃中饭，勉勉强强上了桌，才喝了一口汤呢，便听母亲喃喃自语∶“奇怪
，才搁的一张五块钱怎么不见了。”姐姐和弟弟乖乖的吃饭，没有答理，我却说了
∶“是不是你忘了地方，根本没有拿出来？”母亲说不可能的，我接触到父亲的眼
光，一口滚汤咽下去，烫得脸就红了。
星期天的孩子是要强迫睡午觉的，我从来不想睡，又没有理由出去，再说买了
那些宝贝也不好突然拿回来，当天晚上是要整理书包的在父母面前。
还是被捉到床上去了，母亲不肯人穿长裤去睡，硬要来拉裤子，当她的手碰到
我的长裤口袋时，我呼一下又胀红了脸，挣扎著翻了一个身，喊说头痛头痛，不肯
她碰我。
那个样子的确象在发高烧，口袋里的五块钱就如汤里面滚烫的小排骨一样，时
时刻刻烫著我的腿。
“我看妹妹有点发烧，不晓得要不要去看看医生。”
听见母亲有些担心的在低声跟父亲商量，又见父亲拿出了一支热度计在甩。我
将眼睛再度闭上，假装睡著了。姿势是半斜的，紧紧压住右面口袋。
夏天的午后，睡醒了的小孩子就给放到大树下的小桌边去，叫我们数柚子和芭
乐，每个人的面前有一碗绿豆汤，冰冰的。
姐姐照例捧一本西游记在看，我们想听故事，姐姐就念一小段。总是说，多念
要收钱，一小段不要钱。她收一毛钱讲一回。我们没有钱，她当真不多讲，自己低
头看得起劲。有一次大弟很大方，给了她两毛钱，那个孙悟空就变了很多次，还去
了火焰山。平日大弟绝不给，我就没得听了。
那天姐姐说刻游记已经没意思了，她还会讲言情的，我们问她什么是言情，她
说是红楼梦里面有恋爱。不过她仍然要收钱。
我的手轻轻摸过那张钞票，已经快黄昏了，它仍然用不掉。晚上长裤势必脱了
换睡衣，睡衣没有口袭，那张钞票怎么藏？万一母亲洗衣服，摸出钱来，又怎么了
得？书包里不能放，父亲等我们入睡了又去检查的。鞋里不能藏，早晨穿鞋母亲会
在一旁看。抽屉更不能藏，大弟会去翻。除了这些地方，一个小孩子是没有地方了
，毕竟属于我们的角落是太少了。
既然姐姐说故事收钱，不如给了她，省掉自己的重负。于是我问姐姐有没有钱
找？姐姐问是多少钱要找？我说是一块钱，叫她找九毛来可以开讲恋爱了。她疑疑
惑惑的问我∶“你哪来一块钱？”我又脸红了，说不出话来。其实那是整张五块的
，拿出来就露了破绽。
当天晚上我仍然被拉著去看了医生。据母亲说给医生的病况是∶一天都脸红，
烦躁，不肯讲话，吃不下东西，魂不守舍，大约是感冒了。医生说看不出有什么病
，也没有发烧，只说身些睡了，明天好上学去。
我被拉去洗澡，母亲要脱我的衣服，我不肯，开始小声的哭，脸通红的，哭了
一会儿，发觉家里的工人玉珍蹲著在给洗腿，这才松了一口气。
那五块钱仍在口袋里。
穿了睡衣，钱跟过来了，握在拳头里，躲在浴室不出来。
大弟几次拿拳头敲门，也不肯开。等到我们小孩都已上了床，母亲才去浴室，
父亲在客厅坐著。
我赤著脚快步跑进母亲的睡房，将钱卷成一团，快速的丢到五斗柜跟墙壁的夹
缝里去，这才逃回床上，长长的松了口气。
那个晚上，想到许多的梦想因为自己的胆小而付诸东流，心里酸酸的。
“不吃下这碗稀饭，不许去上学。”
我们三个孩子愁眉苦脸的对著早餐，母亲照例在监视，一个平淡的早晨又开始
了。
“你的钱找到了没有？”我问母亲。
“等你们上学了才去找快吃呀！”母亲递上来一个煮蛋。
我吃了饭，背好书包，忍不住走到母亲的睡房去打了一个转，出来的时候喊著
∶“妈妈，你的钱原来掉在夹缝里去了。”
母亲放下了碗，走进去，捡起了钱说∶“大概是风吹的吧！找到了就好。”
那时，父亲的眼光轻轻的掠了我一眼，我脸红得又像发烧，匆匆的跑出门去，
忘了说 见。
偷钱的故事就那么平平淡淡的过去了。
奇怪的是，那次之后，父母突然管起我们的零用钱来，每个小孩一个月一块钱
，自己记帐，用完了可以商量预支下个月的，预支满两个月，就得忍耐。
也是那次之后的第二个星期天，父亲给了我一盒外国进口的糖果，他没有说慢
慢吃之类的话。我快速的把糖果剥出来放在一边，将糖纸泡在脸盆里洗干净，然后
一张一张将它们贴在玻璃窗上等著干。
那个下午，就在数糖纸的快乐里，悠悠的度过。
等到我长大以后，跟母亲说起偷钱的事，她笑说矣不记得了。又反问∶“怎么
后来没有再偷了呢？”我说那个滋味并不好受。说著说著，发觉姐姐弟弟们在笑，
原来都偷过钱，也都感觉不好过，这一段往事，就过去了。
吹 兵
那天上学的时候并没有穿红衣服，却被一只疯水牛一路追进学校。
跑的开始以为水牛只追一下就算了的，或者会改去追其他的行人，结果他只钉
住我锲而不舍的追。哭都来不及哭，只是没命的跑，那四只蹄子奔腾著咄咄的拿角
来顶总是在我裙子后面一点点距离。
好不容易逃进了教室，疯牛还在操场上翻蹄子踢土，小学的朝会就此取消了。
同学很惊慌，害怕牛会来顶教堂。
晨操播音机里没有音乐，只是一再的播著∶“各位同学，留在教室里，不可以
出来，不可以出来！”
我是把那条牛引进学校操场上来的小孩子，双手抓住窗口的木框，还是不停的
喘气。同学们拿出了童军棍把教室的门顶住。而老师，老师们躲在大办公室里也是
门窗紧闭。
就是那一天，该我做值日生。值日生的姓名每天由风纪股长写在黑板上，是两
个小孩同时做值日。那个风纪股长忘了是谁，总之是一个老师的马屁鬼，压迫我们
的就是她。
我偶尔也被选上当康乐股长，可是康乐和风纪比较起来，那份气势就差多了。
疯水牛还在操场上找东西去顶，风纪股长却发现当天班上的茶壶还是空的。当时，
我们做小学生的时候，没有自备水壶这等事的，教室后面放一个大水壶，共用一个
杯子，谁渴了就去倒水喝，十分简单。而水壶，是值日生到学校厨房的大灶上去拿
滚水，老校工灌满了水，由各班级小朋友提著走回教室。
牛在发疯，风纪股长一定逼我当时就去厨房提水，不然就记名字。另外一个值
日小朋友哭了，死不肯出去。她哭是为了被记了名字。我拎了空水壶开门走到外面
，看也不看牛，拚著命就往通向厨房的长廊狂奔。
等到水壶注满了滚水，没有可能快跑回教室，于是我蹲在走廊的门边，望著远
处的牛，想到风纪股长要记名字交给老师算帐，也开始蹲著细细碎碎的哭了。
就在这个时候，清晨出操去的驻军们回来了。驻军是国庆日以前才从台湾南部
开来台北，暂住在学校一阵的。
军人来了，看见一只疯牛在操场上东顶西拱的，根本也不当一回事，数百个人
杀声震天的不知用上了什么阵法，将牛一步一步赶到校外的田野里去了。
确定牛已经走了，这才提起大茶壶，走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