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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又去找这社区的负责人，说明了加里的病。
“三毛，我只是大家公推出来做一个名誉负责人，我是不受薪的，这种事你还
是去找领事馆吧！我可以给你领事的电话号码。”
“谢谢！”我拿了电话号码回来，马上去打电话。
“太太，你的瑞典邻居又老又病，不是领事馆的事，只有他们死了，我们的职
责是可以代办文件的，现在不能管他，因为这儿不是救济院。”
第二天我再爬墙过去看加里，他躺在床上，嘴唇干得裂开了，手里却紧紧的扯
著他的钱和一本护照，看见我，马上把钱摇了摇，我给他喝了一些水，翻开他的护
照来一看，不过是七十三岁的人，为何已经被他的家人丢弃到这个几千里外的海岛
上来等死了。
我替他开了窗，喂他吃了一点稀饭又爬回家去。
“其实，我一点也不想管这件事，我们不是他的谁，我们为什么要对他负责任
？”荷西苦恼的说。
“荷西，我也不想管，可是大家都不管，这可怜的人会怎么样？他会慢慢的烂
死，我不能眼看有一个人在我隔壁静静的死掉，而我，仍然过一样的日子。”
“为什么不能？你们太多管闲事了。”在我们家喝著咖啡，抽著烟的英国太太
嘲笑的望著我们。
“因为我不是冷血动物。”我慢慢的盯著这个中年女人吐出这句话来。
“好吧！年轻人，你们还是孩子，等你们有一天五十多岁了，也会跟我一样想
法。”
“永远不会，永远。”我几乎发起怒来。
那一阵邻居们看见我们，都漠然地转过身去，我知道，他们怕极了，怕我们为
了加里的事，把他们也拖进去，彼此礼貌的打过招呼，就一言不发地走了。
我们突然成了不受欢迎又不懂事的邻居了。
“加里，我们带你去医院，来，荷西抱你去，起来。”我把加里穿穿好，把他
的家锁了起来，荷西抱著他几乎干瘪的身体出门时，不小心把的的脚撞到了床角，
脓血马上滴滴答答的流下来，臭得眼睛都张不开了。
“谢谢、谢谢！”加里只会喃喃地反复的说著这句话。
“要锯掉，下午就锯，你们来签字。”国际医院的医生是一个月前替我开刀的
，他是个仁慈的人，但手术费也是很可观的。
“我们能签吗？”
“是他的谁？”
“邻居。”
“那得问问他，三毛，你来问。”
“加里，医生要锯你的腿，锯了才能活，你懂我的意思吗？要不要打电报去瑞
典，叫你家里人来，你有什么亲人？”
加里呆呆的望著我，我再问∶“你懂我的德文吗？懂吗？”
他点点头，闭上了眼睛，眼角再度渗出丝丝的泪来。
“我太太没有，没有，分居了孩子，不要我，给我死给我死。”
我第一次听见他断断续续的说匣这些句子来，竟然是要求自己死去，一个人必然是
完完全全对生命已没有了盼望，才会说匣这么令人震惊的愿望吧！
“他说没有亲人，他要死。”我对医生说。
“这是不可能的，他不锯，会烂死，已经臭到这个地步了，你再劝劝他。”
我望著加里，固执的不想再说一句话，对著这个一无所有的人，我能告诉他什
么？
我能告诉他，他锯了脚，一切都会改变吗？他对这个已经不再盼望的世界，我
用什么堂皇的理由留住他？
我不是他的谁，能给他什么补偿，他的寂寞和创伤不是我造成的，想来我也不
会带给他生的意志，我呆呆的望著加里，这时荷西伏下身去，用西班牙文对他说∶
“加里，要活的，要活下去，下午锯脚，好吗？”
加里终于锯掉了脚，他的钱，我们先替他换成西币，付了手术费，剩下的送去
了领事馆。
“快起床，我们去看看加里。”加里锯脚的第二天，我催著荷西开车进城。
走进他的病房，门一推开，一股腐尸般的臭味扑面而来，我忍住呼吸走进去看
他，他没有什么知觉地醒著，床单上一大片殷红的脓血，有已经干了的，也有从纱
布里新流出来的。
“这些护士！我去叫她们来。”我看了马上跑出去。
“那个老头子，臭得人烦透了，”护士满脸不耐的抱了床单跟进来，粗手粗脚
的拉著加里刚刚动过大手术的身子。
“小心一点！”荷西脱口说了一句。
“我们去走廊里坐著吧！”我拉了荷西坐在外面，一会儿医生走过来，我站了
起来。
“加里还好吧？请问。”我低声下气的问。
“不错！不错！”
“怎么还是很臭？不是锯掉了烂脚？”
“啊！过几天会好的。”他漠然的走开了，不肯多说一句话。
那几日，我饮食无心，有空了就去加里的房子里看看，他除了一些陈旧的衣服
和几条破皮带之外，几乎没有一点点值钱的东西，除了那一大柜子的罐头食品之外
，只有重重的窗帘和几把破椅子，他的窗坍小院里，反倒不相称的长满了纠缠不清
、开得比那一家都要灿烂的花朵。
最后一次看见加里，是在一个夜晚，荷西与我照例每天进城去医院看他，我甚
至替他看中了一把用电可以走动的轮椅。
“荷西，三毛。”加里清楚的坐在床上叫著我俩的名字。
“加里，你好啦！”我愉快的叫了起来。
“我，明天，回家，我，不痛，不痛了。”清楚的德文第一次从加里的嘴里说
匣来。
“好，明天回家，我们也在等你。”我说著跑到洗手间吩，流下大滴的泪来。
“是可以回去了，他精神很好，今天吃了很多菜，一直笑嘻嘻的。”医生也这么说
。
第二天我们替加里换了新床单，又把他的家洒了很多花露水，椅子排排整齐，
又去花园里剪了一大把野花，弄到中午十二点多才去接他。
“这个老人到底是谁？”荷西满怀轻松的开著车，好笑的对我说。
“随便他是谁，在我都是一样。”我突然觉得车窗坍的和风是如此的怡人和清
新，空气里满满的都是希望。
“你喜欢他吗？”
“谈不上，我没有想过，你呢？”
“我昨天听见他在吹口哨，吹的是”大路”那张片子里的主题曲，奇怪的
老人，居然会吹口哨。”
“他也有他的爱憎，荷西，老人不是行尸走肉啊！”
“奇怪的是怎么会在离家那么远的地方一个人住著。”
到了医院，走廊上没有护士，我们直接走进加里的房间去，推开门，加里不在
了，绿色空床铺上了淡的床罩，整个病房清洁得好似一场梦。
我们待在那儿，定定的注视著那张已经没有加里了的床，不知做什么解释。
“加里今天清晨死了，我们正愁著如何通知你们。”护士不知什么时候来了，
站在我们背后。
“你是说，他死了？”我愣住了，轻轻的问著护士。
“是，请来结帐，医生在开刀，不能见你们。”
“昨天他还吹著口哨，还吃了东西，还讲了话。”我不相信的追问。
“人死以前总会这个样子的，大约总会好一天，才死。”
我们跟著护士到了帐房间，她走了，会计小姐交给我们一张帐单。
“人呢？”
“在殡仪馆，一死就送去了，你们可以去看。”
“我们，不要看，谢谢你。”荷西付了钱慢慢的走出来。
医院的大门外，阳光普照，天，蓝得好似一片平静的海，路上的汽车，无声的
流过，红男绿女，打扮得花枝招展的一群群的走过，偶尔夹著高昂的笑声。
这是一个美丽动人的世界，一切的悲哀，离我们是那么的遥远而不著边际啊！
大胡子与我结婚以前大胡子问过我一句很奇怪的话∶“你要一个赚多少钱的丈夫？
”
我说∶“看得不顺眼的话，千万富翁也不嫁看得中意，亿万富翁也嫁。”
“说来说吩，你总想嫁有钱的。”
“也有例外的时候。”我叹了口气。
“如果跟我呢？”他很自然的问。
“那只要吃得饱的钱也算了。”
他思索了一下，又问∶“你吃得多吗？”
我十分小心的回答∶“不多，不多，以后还可以少吃点。”
就这几句对话，我就成了大胡子荷西的太太。
婚前，我们常常在荷西家前面的泥巴地广场打棒球，也常常去逛马德里的旧货
市场，再不然冬夜里搬张街上的长椅子放在地下车的通风口上吹热风，下雪天打打
雪仗，就这样把春花秋月都一个一个的送掉了。
一般情侣们的海誓山盟、轻怜蜜爱，我们一样都没经过就结了婚，回想起来竟
然也不怎么遗憾。
前几天我对荷西说∶“华副主编蔡先生要你临时客串一下，写一篇”我的另一
半”，只此一次，下不为例。”
当时他头也不抬的说∶“什么另一半？”
“你的另一半就是我啊！”我提醒他。
“我是一整片的。”他如此肯定的回答我，倒令我仔细的看了看说话的人。
“其实，我也没有另一半，我是完整的。”我心里不由得告诉自己。
我们虽然结了婚，但是我们都不承认有另一半，我是我，他是他，如果真要拿
我们来劈，又成了四块，总不会是两块，所以想来想去，只有写“大胡子与我”来
交卷，这样两个独立的个体总算拉上一点关系了。
要写大胡子在外的行径做人，我实在写不出什么特别的事来。这个世界上留胡
子的成千上万，远看都差不多，叫“我”的人，也是多得数不清，所以我能写的，
只是两人在家的一本流水帐，并无新鲜之处。
在我们的家里，先生虽然自称没有男性的优越自尊等等坏习惯，太太也说矣不
参加女权运动，其实这都是谎话，有脑筋的人听了一定哈哈大笑。
荷西生长在一个重男轻女的传统家庭里，这么多年来，他的母亲和姐妹有意无
意之间，总把他当儿皇帝，穿衣、铺床、吃饭自有女奴甘甘心心侍候。多少年来，
他愚蠢的脑袋已被这些观念填得满满的了再要洗他过来，已经相当辛苦，可惜的
是，婚后我才发觉这个真相。
我本来亦不是一个温柔的女子，加上我多年前，看过胡适写的一篇文章，里面
一再的提到“超于贤妻良母的人生观”，我念了之后，深受影响，以后的日子，都
往这个“超”字上去发展。结果弄了半天，还是结了婚，良母是不做，贤妻赖也赖
不掉了。
就因为这两个人不是一半一半的，所以结婚之后，双方的棱棱角角，彼此都用
沙子耐心的磨著，希望在不久的将来，能够磨出一个式样来，如果真有那么一天，
两人在很小的家里晃来晃去时，就不会撞痛了彼此。
其实婚前和婚后的我们，在生活上并没有什么巨大的改变。荷西常常说，这个
家，不像家，倒像一座男女混住的小型宿舍。我因此也反问他∶“你喜欢回家来有
一个如花似玉的女同学在等你，还是情愿有一个像”李伯大梦”里那好凶的老拿棍
子打人的黄脸婆？”
大胡子，婚前交女友没有什么负担婚后一样自由自在，吹吹口哨，吃吃饭，
两肩不驼，双眼闪亮，受家累男人的悲戚眼神、缓慢步履，在此人身上怎么也打不
出来。
他的太太，结婚以后，亦没有喜新厌旧改头换面做新装，经常洗换的，也仍然
是牛仔裤三条，完全没主妇风采。
偶尔外出旅行，碰到西班牙保守又保守的乡镇客店，那辛苦麻烦就来了。
“请问有没有房间？”大胡子一件旧夹克，太太一顶叫花子呢帽，两人进了旅
馆，总很客气的问那冰冷面孔的柜台。
“双人房，没有。”明明一大排钥匙挂著，偏偏狠狠的盯著我们，好似我们的
行李装满了苹果，要开房大食禁果一般。
“我们结婚了，怎么？”
“身份证！”守柜台的老板一脸狡猾的冷笑。
“拿去！”
这人细细的翻来覆去的看，这才不情不愿的交了一把钥匙给我们。
我们慢慢上了楼，没想到那个老板娘不放心，瞪了一眼先生，又追出来大叫。
“等一下，要看户口名簿。”那个样子好似踩住了我们尾巴似的得意。
“什么，你们太过份了！”荷西暴跳起来。
“来，来，这里，请你看看。”我不情不愿的把早已存好的小本子，举在这老
顽固的面前。
“